天赐良机 　

　　11月中旬，三班人员又做一次大调整。傅来被放，封玉兰被调往新成立的五中队。王兆虽没从她那儿诈出什么话，但到底还是怕她是我的“同党”，趁五中队成立之机将她调走。所幸李春还没被怀疑。

劳教所几乎每隔两星期就有新人送来，虽然成立五中队，现有的中队还是不断地加人，三班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空着，必须进人，但新来的人大部分是法轮功学员。直到那时，王兆仍不想把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关在一起。她既怕我被没“转化”的“转化”回去，又怕我把已“转化”的“转化”到别的地方去。于是她将全部由“正常人”组成的炊事班放进三班，将原来放炊事班的七班腾出来放新人。

　　炊事班负责为食堂做饭。作息时间跟其他人不一样，每天比别人起得早，起来后就由伙房的警察押到食堂做饭。

　　劳教所只有二百人时，炊事班由十二个人组成。到后来抓的法轮功学员太多，劳教所关押的人员高达千人，炊事班却还是那么多人。不是不能多配备人，而是食堂的灶就那么大，锅就那么多，多配人也没用，在狭小的伙房只是碍手碍脚。那么小的食堂，全部设备成天运转，才能勉强一天开三次饭。

　　据“正常人”说，有法轮功之前她们有钱的还能吃上小炒，时不时还能吃个包子花卷什么的。法轮功来了后，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就算菜单上好容易写上“鸡块炖土豆”，等发到碗里，却发现没什么鸡块全是土豆。

　　炊事班起得早，干活累，白天又要动刀子切菜，睡眠不足难免危险，因此晚上可以比其他人早点睡。为让她们上床后免受打搅，本来七班一直安排住在位于楼道的尽头。

　　这些“正常人”进三班都是骂着进来。她们本来是一个单独的班，这下不但要跟作息时间不一样的人住一起，还得睡在处于楼道中间的三班，睡眠显然会受影响。

　　与炊事班一起进三班的还有两个“正常人”，其中一个是当时劳教所年龄最小、罪行却最大、劳教期也最长的十三岁杀人犯黄芳。她被判了三年，这是劳教的最长期限，号称“满贯”。

　　黄芳来自安徽农村，跟着哥嫂在市场杀鸡卖。后来哥哥跟市场另一家同行为争顾客打起来。群殴中，嫂子怂恿她拿刀捅那家人的小孩，她真的拿起杀鸡的刀，对那两三岁的孩子后背就是几刀，当场把那小男孩捅死。因为她才十三岁，未成年，所以只判三年劳教。

　　这些人进了三班，原来清静惯了的三班未免有些别扭。好在炊事班白天都不在，劳教人员也没有挑肥捡瘦的资格，很快大家就适应了。小黄芳一进三班，警察便勒令三班原有几人二十四小时轮值看着她，防她出意外。

　　白天还好，晚上就难熬了。能值班的只有李春、我、蒯炜、郑佳等四人，我们只好每晚一人少睡一两个小时看着她。

　　黄芳毕竟是小孩，她除了刚来那几天哭过几次，每天倒下就睡着，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倒是我们这几个值班的，天天熬得脸黄黄的。

　　夜里万籁俱寂，我强打精神值班。听着其他人均匀的鼾声，仿佛回到拘留所的日子。那时我们也是每晚轮流值班，并趁值班时炼功。

　　我突然很想炼功。我已有好几个月不曾炼过功，现有机会岂能错过？至于会有什么后果，我想也没想过。

　　我轻轻下床，站在地上炼功，炼完动功又回床上炼静功。小哨二十分钟才巡逻一回，巡逻的空隙就够我炼了。

　　就这样，我恢复了夜间炼功。白天呢？我每天都一边织毛衣一边给李春讲《转法轮》。因为看过很多次，我基本能将整本《转法轮》全部回忆出来。我尽量按书中的原话跟她详细讲解。傅来一走，我再也不担心有人去警察那儿“扎针”，班里只剩下些孩子，真是“天赐良机”。

　　泰山崩于前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几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晚，田永跟我说，秦教授知道你“转化”的消息特别高兴，过几天会带着北京电视台的记者来看你。你应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应付这么点事儿没问题吧？不用我告诉你该怎么说吧？秦教授很爱才，所里也希望你能早日出去，这次机会希望你不要错过。

　　秦教授是我被抓后先生新结识的“忘年交”，六十多岁，当时正与先生合作办学校，很有社会关系。先生第一次到劳教所来看我后不久，他曾通过关系在非探视时间“开后门”，与先生一起到劳教所看过我一次。他很欣赏先生的为人，愿意帮忙将我早日“弄出去”。

　　我一听要让我上电视，只恨地上怎么不裂条缝，好让我一头钻进去，再也不出来。

　　我不知我是怎么把田永应付过去。回到班里，本以为我会愁死，却发现自己已似“债多不愁”麻木了，失去了思维和发愁的能力。

　　发呆到半夜，值班时，照例闭眼站在地上炼功。刚炼到第三套，突然一个声音：“曾铮！你在干嘛？！”

　　我知道炼功被发现了。问话的是炊事班的崔瑞，她四十多岁，卖黄色光盘进来的，这时正好醒来，预备去厕所。

　　听到这声音，好几个人立刻醒了，其中一个迷迷糊糊问：“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我说梦话呢。”崔瑞说完，起身出去。

　　我仍有些呆，想是不是找她谈谈，请她不要将我炼功的事报告警察。又想她既说她说梦话呢，是不是表明她不会去告状？这两个念头都是一闪即逝，我什么也没抓住。

　　崔瑞上完厕所回来，什么没说就上床。我值完班也什么没说就睡了。

　　第二天王兆刚上班，我就被叫到办公室。她阴沉着的黑脸后面，是一触即发的暴怒。

　　她控制着语气，阴阳怪气问：“你这几天身体好吗？”

　　我的头皮一阵发麻：“好。” 　

　　“没有不舒服吗？”

　　“没有。”

　　“昨天晚上呢？你干什么了？”

　　干什么了？崔瑞到底还是向她告状了？王兆还没来上班她就去食堂了，哪来时间告状呢？又怎么告的？我还没想清楚，王兆突将声调提高八度，一直压制着的淫威像火山一样狂喷而出。

　　“你敢欺骗队长！你敢半夜炼功！你敢辜负队长的信任！你不想活了！你……”

　　我进去时，她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正抓着一把茶叶要泡茶。这时在狂怒中，手颤抖着不听使唤，掉了几颗茶叶在衣服下摆。她喝的是营养茶，里面有枸杞。一颗红色的枸杞躺在蓝黑色的警服上，格外醒目。

　　她一直将我防了又防，就怕放了我我会将劳教所的事抖出去，我“转化”后唯一的一次接见，她不让我和其他人一起到接见室通过电话跟家属讲话，而是将我单独带到一个小屋，让我和先生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坐着，她站在边上眼也不眨一下盯着我们，让我和先生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二十分钟的接见像芒刺在背一样难受。这回她刚有一点觉得我真的“转化”了，我却爆出半夜炼功！她的盛怒和歹毒爆发出来，直有泰山崩裂之势。

　　我一动没动，安静俯视她，指着她衣襟上的枸杞提醒她：“王队长，您的枸杞掉出来了。”

　　她呆了一呆，不由自主顺着我的手指低下头，下意识将衣襟上的枸杞捡起来放回茶杯。

　　她放完枸杞抬起头来，双手停止了颤抖，火山口下尚未喷出的余怒似乎也被抑制和消融。

　　她坐在椅上喘着气，再也纠集不够力气向我发起第二次进攻，半天才说：“回去好好给我写一份检查来！你不给我把昨天的事情交代清楚，你自己知道是什么后果！” 　　

　　曝光　

　　我回到班里开始写“检查”，第二次承认自己并没“转化”，表示愿意承担任何后果。我写着写着，珠泪滚滚而下，湿透了稿纸。

　　如果说上次“翻车”心里非常平静的话，这次“翻车”心情却异常复杂。

　　我一面高兴，觉得如释重负，这样一来，我就不用上电视去给他们当什么“转化典型”。要真的上了电视，那样的影响我怎么挽回？

　　可是另一方面，我又痛悔不已。为了能出去，我已死过多少回，这次却为了炼两下功将这一切给毁了，我怎能原谅自己？

　　痛悔的另一原因是为李春。那时《转法轮》我才刚给她讲到第五讲，还有四讲没讲完。我这一“翻车”，必关禁闭无疑。我一走，谁再给她讲《转法轮》？

　　傅来走后，李春掩护着我将所有我会背的法轮功经文都给她默写一份，她将这些经文藏在贴身兜里，一有机会就拿出来看。有一回大搜监，我们被叫到楼道坐着，劳教所护卫队的警察进到班里，将我们的被褥拆开、物品柜所有的东西都扔出来翻遍，又将所有人一一叫到队部搜身。

　　轮到李春时，我看到她趁人不备偷偷去了趟洗手间。她肯定是去将经文毁了，我有些心痛，又觉只能如此。

　　她被搜身回来，我到底还是有些不甘心地问：“你是不是将经文扔了？” 　　她得意一笑：“哪能呢，我藏在秋衣夹层里，她们没发现！”

　　我感动得差点要哭。

　　这样的搜查随时会有，李春为经文甘冒奇险，而我却因行事不慎失去给她讲《转法轮》的机会。她多年在劳教所待下来，虽本性不坏，有的地方却恶习很深，一般人说她她也不会听。现在她有心修炼，又没有指导的书可看，全靠我讲给她听，我要一走，没人管她，说不定她又会随波逐流。我没有尽到对她的责任，怎能不悔！

　　我就这样流着不知是高兴还是痛悔的泪，李春在一边早就看呆了。半晌，我才告诉她昨晚和今早发生的事，她听得眼都急红了：“这么大的事，你昨晚干嘛不叫醒我？！我要是跟崔瑞打声招呼，她怎么也不至于将你卖了！她跟你没交情，我可没少帮她干活，这点面子她还得给我。你干嘛不叫醒我！？”

　　我根本没想到这点，只好说不忍心打搅她睡眠。这也是实情，每天值班，大家的睡眠都严重不足。

　　“不，不，我知道，你还是在心里看不起我，没拿我当功友。要是宋梅还在，你绝对会把她叫起来商量，要是封玉兰在，你说不定也会把她叫醒。你不叫我，你看不上我……。可是你不知道，崔瑞是流氓，我也是流氓，她看在大家都是流氓的份上，怎么也得给我这个面子……。”说着说着，她伤心流泪。

　　我的泪淌得更凶。没想到我没把她叫醒这件事会伤她这么深。可我确实不能否认，自己还没将她当作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人。

　　我俩就这样相对默默流泪，仿佛生离死别。门口突然响起田永春风得意的声音：“我们的北大高材生呢？”

　　满脸得色的田永带着一个“来宾”走进三班。我按规矩站起来，却来不及擦拭泪水，我也不想擦。

　　田永一看我的脸，神色一变，扭头就将身后的来宾推出去。可怜的来宾一头雾水，怎么也不明白田永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不让他“瞻仰”一下“北大高材生”了。

　　 顺水推舟　

　　我们谁也不知接下来会怎样。晚饭后，小哨突然通知我接电话。 　　有谁会给我往劳教所打电话？这从来没有过。

　　电话里是一个无比“温柔”的声音，如果说话的人不说自己是王兆，打死我也认不出这是她。　　

　　她说，本来她已下班，这两天该她休假，但因挂念我关心我，所以利用休息时间给我打个电话。

　　说完开场白，她又说：“我今天早上对你态度不太好，你别介意，队长也是为你好，你要是不转化好了出去，下次说不定我们就得上对面去看你了（劳教所对面是北京市女子监狱，关的是“判大刑”的）。至于你炼功的事，你也别有什么思想包袱。我跟你说个实话，反复的你也不是第一个，转化后思想不稳定，队长也理解。等会我找几个人，你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不方便跟队长说的，可以跟她们谈谈。你们都是一样的人，会谈得拢。以前我对你关心不够，一会我会让值班队长将你调到我管的一班，今后我要更关心你”

　　她说出这番不知该怎么“关心爱护”我才好的话，我猜一定是田永白天看到我哭后了解情况，把她臭骂一顿，说她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将我吓成那样，过两天怎么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去见电视台的记者？这件大事弄坏了，上面怪罪下来，谁担待得起？

　　接完电话没多久，王兆果然叫了几个她信得过的“帮教”人员把我喊到办公室，要帮我解决“思想问题”。

　　我哭了很多，又连续多天没睡好，只觉神思倦怠，精疲力竭。我搬着小凳子走到窗边，往暖气片上一趴，将背冲着那几个人。我的“思想问题”岂是她们能解决的？

　　她们显然受了王兆吩咐，不能对我动粗，见我这种态度，一时倒不知该怎么办。

　　我们就这样僵持很久，她们以为我睡着，开始小声议论：看她的样子，多可怜！多可怕！她到现在还不悟，还不与过去彻底决裂，还想炼功，就招来邪东西了……。

　　听着她们的话，我感到哭笑不得。正在不可开交，田永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呵！还挺热闹！曾铮，你看看谁来了？你的面子可够大的！”

　　田永身后，是劳教所新上任的副所长马浩。这人只有三十来岁，年纪轻轻仕途得意，一脸的自我感觉良好。我以前只在开大会时见过他，他从没“屈尊”来过中队跟任何人谈话。

　　“怎么样？聊得怎样？”田永问。

　　一个“帮教”人员说：“她根本不跟我们说话。”

　　“那你们识相点，回去吧，我来看看我和马所长有没有这个面子。”那些人刚走，田永便“推心置腹”问我，为什么连话都不跟人家说？

　　我说，她们说的那一套什么炼功就会招来邪东西太可笑了。我认为炼功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马浩接过话说：“欸，你别说，国家还真没组织力量研究这个炼法轮功的动作对人的身体到底会怎样，目前的精力顾不上。如此说来，我倒觉得你转化得比那些人还好呢，你敢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她们倒像没从‘法轮功’的框框中跳出来。”

　　然后他说他看过我写的那份十八页的“揭批”，很不错嘛！到底是北大毕业的。所领导很重视过两天的电台采访，局里也要来人，国家很重视人才！

　　我说：“不，我不打算见记者了，我已经给王队长写了‘检查’……。”

　　我话没说完，他就打断：“把你那‘检查’撕了！王兆是个粗人，懂个屁！这个我做主了！”

　　田永补充道：“你炼功这个事儿，照理是严重违纪，关禁闭下集训都是它。但我们不是讲‘教育、感化、挽救’吗？所长既然开这个口了，那我们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出了这个门谁都不提这个事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秦教授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这次“翻车”我本来就是被动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当然就顺水推舟了。

　　从办公室出来，已是深夜，小哨告诉我别回三班，她们已将我所有的东西搬到一班。从现在起，我就是王兆兼任管班队长那班的一员。

　　再走钢丝 　　

　　两天后，我被叫到值班室，田永嘴里酒气冲天，显然刚吃过宴席。一见我，气喘腔变地说：“来了！”
看到田永那么激动，我淡淡地想：有啥了不起的，来个记者就激动成这样！

　　“谢……夫人来了。”他口齿不清地说。

　　我没听清，问他：“秦教授的夫人也来了？”

　　“谢觉哉的夫人！老革命家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八十五岁的老红军！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

　　看样子他也是刚知道消息的。劳教所实行军事化管理，这种事可能对他也是保密的。

　　我想起初中有篇课文就是谢觉哉写的，现在中国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已寥寥可数，这个王定国肯定来头不小。劳教所自成立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荣耀”呢。

　　我问他：“大约多长时间？”

　　“别紧张，不会太长，顶多十几分钟吧。就看你的。现在我们去楼下迎接他们。”

　　我一出门，迎面就看见一个警察慌慌张张带着肖雨从楼下走上来。不用说，她们怕我“应付”不了这么大的场面，紧急去四中队调来肖雨。就“能说会道”而言，当时劳教所里谁也比不上她。

　　老态龙钟的“革命老前辈”在两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进了楼门，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有劳教局“领导”、“所领导”、“科领导”、电台记者、秦教授等，最后还有我先生。我们来到布置好的大会议室，我和肖雨被安排坐在显耀的位置，今天的主题是“革命老前辈来我所看望被‘转化’法轮功学员”，我俩当然得唱主角。先生被安排坐在屋子另一端。

　　所有人坐定后，目光和镜头都对准了我。

　　当我在拘留所，连口头承诺不去天安门都不肯时，何曾想到有朝一日会走到这一步？

　　我知道我必须得说点什么。想起头一天田永领着一群“来宾”来参观，这些人是北京各大拘留所的所长之类。他们走进法轮功学员已全数“转化”的一班，其中一个来宾看见曾在他们拘留所关押过的一位熟人，不敢相信地问：“你转化了？”

　　被问的点点头。他又问一遍，她又点点头。这个来宾恨不得揪着她：“那你为什么在拘留所死也不肯说个‘不炼’，非得到劳教所才转化？他们有什么绝招？”

　　被问的人神秘笑而不言，来宾恨不得向田永问个明白，田永也神秘一笑不理睬，来宾苦恼得要死。

　　我又想起“转化”前不久刚从二中队调走的一个蒋姓队长。她接任三班管班队长没几天，就让我们每人给她写一份个人自述，介绍自己的情况。我抖擞精神写了好几页，大谈为什么法轮功是无悔的选择。几天后她将我叫到办公室，说她把我的自述看了好多遍，还拿回家给她丈夫看。然后将我的自述拿了出来。

　　我一看，纸都有些皱了，真像看过好多遍，有的地方还圈圈点点划上阅读符号。她指着其中一句说：“这句话让我特别震动。你真打算这样吗？”

　　那句话的大意是，我愿意用生命来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真理。

　　她一问，我立即明白，她担心我到时候会为了法轮功“杀身成仁”、“以死抗争”。

　　我微微一笑，告诉她：“人的生命只能有一种活法，我放弃了常人追求功名利禄、物质享受的活法，而选择用自己一生全部的时间去修炼、去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千真万确的宇宙真理，这就叫以‘生命来证实大法’。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做了错误的选择，不就是浪费一生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修炼的选择，就是用生命做出的。请别误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压力下，我也绝不会‘杀身成仁’。我还要留着我的命来修炼、来证实法轮大法呢！”

　　我们谈了很多，最后她说：“现在是在这里面，我们两人之间是队长和劳教人员的关系。如果是在外面，我愿意与你做朋友，做姐妹……。”

　　我心里涌起暖意，想起“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这个成语。此后她真的待我像姐妹一样，外加一份深藏于心的敬重。我在决定要“转化”时曾深深庆幸她已调走。

　　我回想这两件事，终于找到开头的地方。我说：“昨天的来宾走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在别的地方不‘转化’，到劳教所却‘转化’了呢？我想我找到了答案。是劳教所特殊的氛围（够特殊的！）队长们的‘坚韧’（你不‘转化’跟你没完！）”和学员们的‘帮助’（毒害）。在这样的环境下，冰山也会融化（七八根电棍一起架在你身上，你敢不融化？）顽石也会落泪（难道不是吗？）”

　　然后话锋一转，我谈到蒋队长是如何像姐妹一样关心我，她待我的心让我很感动。我又说，再比如田科长，在我身上不知下了多少功夫，每次找我谈话那真是精心设计巧加安排…… 。

　　说到这里，我打住了。以我对田永的了解，他一定会接下去表自己的功，这样我就可以省点力气；文字游戏再玩下去，我就快没词儿了。

　　他果然“给竿就上了”。

　　适度谦虚几句后，他说，曾铮有个特点，她特别爱国，她的同学都出国了，她却留下来报效祖国。然后他又说了几句秦教授如何关心爱护我等等。

　　说到这，他停下来，于是我接着说，秦教授是我的师长，就像儿女永远也无法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可能也很难回报秦教授对我的一片心。想到这，我的心就沉甸甸的（我一出去就“翻车”的话，会不会影响他？我的心能不沉吗？）我只能今后做得更好，用自己的一切能力回报社会（怎样才算“做得更好”？我有我自己的诠释），才是回报教授的途径…… 。

　　我慢慢说着，一边暗下决心：出去后豁出命，也要挽回今日的一切。

　　一个记者突然放下相机说：“我是记者，本来不该发言，但我听了曾铮的话，感动得要流泪，忍不住要说两句。我没想到劳教所里还有这么好的人！我太感动了！我只是不明白像你这么高文化程度的人为什么会炼法轮功呢？我听说李洪志只有初中文化？”

　　我看着这个记者，心想他一定是个善良的人。在场的其他人可能大部分都认为我说要用自己的一切能力回报社会，不过是像共产党多年的宣传一样，说些漂亮话来应付场面而已。

　　我决定告诉他我为什么要炼法轮功。刚要开口，秦教授一挥手道：“嗨！她以前身体不好！”

　　我还想说点什么，秦教授制止道：“他是我的朋友，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这时，一直没讲过话的“局领导”开口了，说政府已开始研究如何安顿“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总之是要“给出路”、“给政策”等。

　　趁他说话当口，我朝先生那边瞥了一眼。他脸色铁青，像得了大病，一副心事重重、魂不守舍的样子，一眼都不往我这边看，也拒绝与我交换眼色。

　　我有些黯然。他一定在想，他曾用他一切的能力想阻止我、改变我，只想让我稍微不那么“偏激”一点，都没能成功，劳教所怎么居然让我“转化”的呢？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唯一的答案就是我经历了超出他能想象的、比死更可怕的事情。

　　再有，他虽然一直极力劝阻我别过分“偏激”，但却常对警察和朋友称赞我在人格上比他高尚。眼前这个被“转化”后还能坐在那儿面不改色侃侃而谈的我，对他来说，一定非常陌生。我不敢去想他是不是也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

　　“局领导”讲完话，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老红军”年事已高，不能久坐，“座谈会”就这么结束了。

　　这次的钢丝走得虽悬，我对自己还算比较满意。十几分钟的时间从头至尾谁也没说过一句直接攻击法轮功的话，“理论水平”最高的肖雨也没有开口的机会。

　　不管怎么说，“老红军”走后，我还是提心吊胆看着电视，好几天没看到任何关于“座谈会”的报导，才安下心。劳教所的内部报纸倒是登了条消息，说“老红军”和“北大教授”来我所看望劳教人员，但没提我的名字，甚至连来看望“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没提。也许是因为他们回去一看，没有攻击法轮功的内容，意义不大；也可能是顾虑我还没“转化”好，怕提了我的名以后我再“翻车”，他们脸上不好看。　

　　“座谈会”后，王兆休假归来，听到的头条消息便是“老红军”的事，她将我叫到办公室，喜出望外说：“曾铮，你行啊！你还能搬动谁？”她脸上除了兴奋，还有些谄媚。 　　如果我能趁此机会稍附合或敷衍她几句，从此她看在“老红军”的份上，说不定就能放我一马。但我实在做不到，只冷淡地说：“我谁也搬不动，不知是秦教授绕了多少个弯子才搬来的。”

　　我的反应像一盆凉水泼在她发热的脑门，让她很受挫折，马上想起我跟她还不是“一家人”。

　　几天后，她安排两次跨中队的大规模“帮教”，将一、二中队的“帮教”能手都搬过来将我团团围起来，而她则站在一边死命盯着我的表情。

　　我不禁有些可怜她。无论是“帮教”人员神神叨叨的话，还是我在敷衍她们时在另一个层次玩的文字游戏，她都听不懂，只能靠观察我的表情来判断我到底怎么回事。她设想如果我没“转化”，一定会恨这些“转化”的，那她怎么也能从我的表情读到蛛丝马迹。她不知道，我心中并没有对这些人或任何人的仇恨，当然脸上就更不会有，她又能看出什么？

　　“帮教”既罢，她到底还是违抗“上令”，让我就炼功一事写份“思想汇报”给她。

　　我不得不佩服她的“锲而不舍”，只好写道，我虽然在劳教所犯了错误，却会像“真的猛士”那样从错误中爬起来，用更大的理性和勇气去面对未来等。句句我都另有所指，但又小心地不让她看出来。

　　这份“汇报”交上去，她总算不再提我炼功一事。不只一个“正常人”跟我说，因为“老红军”来，我给劳教所挣了很大的“面子”，下次再提前放人肯定有我。听到她们这么说，我只有苦笑。有人问我为什么胸前还挂着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才挂的白色胸卡，我也笑笑了事。我和王兆都心照不宣，她仍算我没“转化”。要想出去，还早得很。

　　天安门自焚　　

　　2001年1月，距离我写最初那份“保证”，已三个多月。到此为止，“保证书”、“决裂书”、“揭批书”、“上台”、“帮教”这五个“转化”环节，我才只进行三个。 　　正当快轮到我“上台”时，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发生了。

　　那是2001年1月30日，晚饭后我们跟往常一样挤在班里看《新闻联播》。电视突然出现恐怖的“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的场面：滚滚的浓烟、一边燃烧一边狂奔的人体、烧焦的面孔、满脸燎泡的小姑娘痛苦不堪的呻吟……，惨不忍睹的画面让我不由自主闭上眼睛。

　　天哪！难道法轮功学员的处境还不够糟吗？难道加在法轮功头上的不白之冤还不够多吗？这么一来，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会有多大？有谁竟丧尽天良干出这种事？！

　　那一刻我真是悲痛欲绝、欲哭无泪。

　　身边的人议论纷纷。我紧闭双目说不出话，心中悲痛无以复加，却只能想起一句最平常的“屋漏偏逢连夜雨”。

　　好半天，我才回过神，发现一个问题：这件事发生在七天前的1月23日，为什么到今天才播？这么重大的新闻，为什么要拖七天才播？这里面有鬼！

　　当然，不用去分析这里面有什么鬼，我知道真正炼法轮功的人是绝不会干这种事的，只有唯恐法轮功不灭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

　　然而，“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从那天起，关于“自焚”的事在电视反复播放。他们赶尽杀绝，播完报导，又播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判活动”，各色各样的人争先恐后义愤填膺“声讨”法轮功，时不时再插上一两个触目惊心的恐怖镜头，和没烧死的12岁小姑娘，呼喊“自焚”而死的“妈妈”的声音……。有谁看了这些不将法轮功恨入骨髓？

　　滚滚的黑浪铺天盖地，再次覆盖神州大地。从那之后，原本对镇压法轮功不置可否的人，都开始认为，法轮功居然煽动花样少女“自焚”，是够邪的，政府镇压得好！

　　破绽百出

我好心痛！每次这样的节目播出，我都闭目忍痛，不愿去看那些丑陋的画面。悲痛中，我没发现节目中那么多的大破绽。而海外法轮功学员却通过反复观看中央台的录像发现诸多疑点。最明显的在于，电视录像清楚地显示：“自焚”发生时，号称被当场烧死的刘春玲的脑后结结实实挨了一棍，然后她才应声倒地……击打她的棍子因用力过猛变弯，在火焰和灭火器的气流中逆向飞起。

　　其他不合逻辑之处有：据新华社报道，“自焚”的火点起来“一分半”之内即被尽数扑灭，然后警车“风驰电掣般”将被严重烧伤的四人送往“急救中心”。

　　但是，“自焚”的画面，远、中、近景俱全，多部摄影机多角度同时拍摄。能容纳一百万人的天安门广场如此巨大，广场上警察虽多，从没有谁背着灭火器巡逻，更没有摄影师扛着摄影机转悠，怎么可能在火点起来一分钟内，警察、几十个灭火器、灭火毯、摄影师、摄影机…一起到齐？

　　后来中国官方曾试图称“自焚”的画面是CNN拍的，但CNN立即否认。事实上事发时确有CNN记者在场，但CNN拍到的底片却被天安门警察没收了，至今也没向全世界公布。

　　另外，“自焚”的主要成员王进东人已烧成黑的，但最易着火的头发、眉毛和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瓶在大火中却丝毫无损。当被烧得满身漆黑的王进东端坐在地声如洪钟地喊口号时，他身后手持灭火毯的警察却不急于为他灭火，而是等他把表明他是法轮功学员的口号喊完后，才不慌不忙将灭火毯盖在他头上。

　　官方报道说，“自焚”的还有刘春玲十二岁的女儿刘思影。电视里播出了被烧得满脸是泡的刘思影在被抬上急救车前一声声喊妈妈的特写镜头。在人命关天的当口，救护车没有立即开走，所有救护人员都站在一旁“耐心”地等候摄影师拍摄刘思影喊妈妈的最煽情的“悲惨”镜头。

　　小思影住院后，官方拒绝了所有外国媒体的采访要求，只播出了中央台的采访报道。报道中据称刚作过气管切开术的刘思影声音清晰地唱歌，又受到医学专家的质疑，因为这违反医学常识。

　　一个多月后，刘思影突然死于医院。成立于2003年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从参与治疗刘思影的医务人员处得知，“刘思影在烧伤基本治疗得差不多了，身体已基本恢复正常，打算出院的时候突然死亡，死因可疑”。 医务人员还说，刘思影的尸检是在积水潭医院做的，但尸检报告却由急救中心出据。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还委托在中文语音的辨识、合成、验证等方面拥有先进技术的国立台湾大学语音实验室对王进东进行语音鉴定。鉴定结果表明，前后三次出现于中央台节目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个人。

　　“自焚”发生后两年多，新华社推出一篇《王进东自述1‧23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前后》，文章说，“下午2点半左右，……我按下打火机，顷刻间大火把我淹没了，……我两次拒绝为我灭火，一会儿又有人用灭火器喷，火熄灭了。我大失所望，站起来大声喊道……”

　　可是中央台的录像显示，他是坐在地上喊的口号。官方关于“自焚事件”报道的明显互相矛盾之处，至少有十几处之多。

　　巧合的是，这起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前十年，中国著名作家王力雄所着的长篇政治预言小说《黄祸》中，便有一场与这次“天安门自焚”几乎一样的事件。小说中安全部买通绝症病人，制造自焚事件以便为镇压制造借口。自焚死者是位双乳切除的晚期癌症患者，书中公安部长许诺事完后给她家人三百万元。小说中关于“自焚”的情节是这样的：

　　“六四…… ”姑娘颤声张开黑洞洞的嘴。交易规定她必须在点火前喊出口号，以证实她是为“六四”翻案而不是为别的事自焚。她背了无数遍拟好的口号，到头来还是没记住。“……翻案……”只出来两个词。

　　好在也够了。火苗从打火机上窜出，那是事先一试再试绝对保证一打就着的防风打火机。然而就在火苗窜出的同时，一只巨手已经抓住了打火机。陆浩然（注：小说中中共当局的最高层人物）几乎要喊出声来，功亏一篑！火苗没接触到汽油，姑娘没有被点燃。另两个大汉已经抓住她的身体。她再挣扎也敌不过三头大猩猩。何况她半点挣扎的意思也没有，一动不动。全部过程只有零点几秒。打火机眼看着进了大汉的手。突然轰地一亮，姑娘化做一团爆发的火球。三个大汉被弹射的火焰扑面打翻。火团中发出一声姑娘凄厉的长叫，如同野兽，只分辨出其中两个字：“……骗──我──”她像飓风一样扑向广场人群。

　　这个情节与十年后“天安门自焚”中的刘春玲在火点起来后先是痛苦地奔跑，然后后脑杓挨了一闷棍立刻倒地的情形极其相似。

　　“自焚”发生后十二天的2001年2月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菲力普.P.潘（Philip P. Pan）的文章：《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公布作者亲自深入刘春玲“自焚”前所在城市河南开封调查后，所发现的一些惊世事实：

　　刘春玲不是开封本地人，生前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谋生；

　　刘春玲曾不时殴打老母和幼女；

　　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更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 　　“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我们现有该录像的拷贝，有兴趣者可来领取。”

　　这份声明公布后，中国代表团噤若寒蝉，连抵赖的机会都放弃。

　　2003年11月，北美华语电视台新唐人制作的分析这起天安门自焚的影片《伪火》（False Fire）在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获荣誉奖。这起事件因发生于新世纪第一个中国农历年的除夕，及其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被海外评论家称为“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又因其破绽太多被戏称为“天下穿帮第一戏”。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像是，“天安门自焚”发生后，十年前出版的小说《黄祸》在中国大陆再度严遭查禁。当局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可见一斑。

　　然而，身在劳教所的我对这一切当然一无所知。我因炼功一事被调到一班后，李春也失去三班班长职位，被贬到二班成了“白丁”。这天她趁乱溜到一班，劈头质问我“自焚”是怎么回事，那口气好象我欠了她好多钱似的。

　　我看得出来，这件事大大地动摇她对法轮功的信心，只好问她：“我有没有给你讲过炼功人不能杀生、更不能自杀？讲没讲过什么叫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不是做了动作就是修炼人，没达到修炼人的要求，就不是真修！”

　　说了半天，她还是问我：“那他们为什么要去自焚？”她的语气大有我如果不说清楚她就再也不相信法轮功的意味。

　　我只好用我看出来的唯一一个破绽问她：“我问你，‘自焚’发生在23日，为什么30日才播这条‘新闻’？这里头有什么鬼？”（出了劳教所才知，新华社在事发后两小时就用英文向海外播发这条消息，可是国内电视确实是七天后才播。）

　　她还是坚持问：“那你说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儿？”

　　“让我说，肯定是共产党派人混到炼功人中间，然后煽动几个胡涂人干的。只有共产党现在才最希望有人自焚！法轮功学员中也混有专门来搞破坏的。你说劳教所这些‘转化’后打人的，还能叫法轮功学员吗？搞破坏有很多种形式，这是最厉害的一种！千万别拿他们当法轮功！”

　　听到这，她才犹犹豫豫说：“我说嘛，我听着电视那个刘葆荣说的话就不地道，说什么烧起来冒白烟，谁不知道汽油一烧肯定冒黑烟啊？哪有什么冒白烟的？神经病！”

　　“对！你就拿他们当神经病！法轮功可绝不教人干这种事！”

　　李春的问题解决了，我的问题却出来了。“自焚”事件发生，这一批上台“揭批”的人还必须结合著“自焚”批。这可叫我怎么“批”？

　　我琢磨半天，想起张青的话：“我现在才发现，谁是邪教？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邪教。连‘真善忍’都要镇压，不是邪教是什么？”

　　是的，共产党是一个邪教。一般政党只是一个参与竞选，组织政府，有一定执政纲领，在治理国家有一定倾向的政治团体，可是共产党却不仅是一个政党，它还做了所有政党都没有做的事，它涉入精神和信仰领域，所以它实际上是个宗教。作为宗教，它又做了所有传统宗教都没做过的事，那就是党、政、教、军合一，全面严厉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为。

　　就共产党的整人历史和它扭曲人性、破坏民族文化、传统道德，以及不能容忍任何其他独立的思想体系存在…，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最大的邪教。

　　对！就这么批！不管怎么说，我认定共产党煽动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大，就算不是有人蓄意煽动，叫自焚的人“邪教徒”总没错，反正他们不是真正的法轮功学员。于是我就直呼其为“邪教徒”，狠狠地“批”了他们一通，说他们不该残害生命。

　　上台时，我本想赶快念完就算了，可念到“自焚”那儿，一想到这件事给法轮功带来的可怕后果，还是一心痛就掉了泪。我的眼泪穿插在那样的场合和上下文之中，让人感觉我是真的在为炼过法轮功而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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