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4日讯】我生过病，但没有像这一次那么严重。如果真的一病不起，我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固然会十分悲恸，但是，也许可以免去后来那一场持续多年的折磨。
1966年黄历除夕，妻子忙了一天，把今年过年定量供应的面粉、糖、油、蛋、肉、鱼等副食品全都卖了回来，做成广州人应景的过年食品，像油角、蛋散等，再杀了一只自养的、刚刚下蛋的小母鸡，做成一顿全年最丰盛的团年饭。往年，这顿团年饭大都由我一手操办。近来，腰椎疼痛经常发作，行走困难，除了帮忙杀鸡(妻子从来没杀过鸡)，其他事情再也无能为力了。
女儿从小得了严重的癫痫病，又聋又哑，智力等于零，连爸爸妈妈都不认得，生活也无法自理，这时正由保姆三姑先喂她吃饭。儿子是三年级小学生，在操场上与邻居的孩子玩耍。等三姑喂完女儿的饭，妻子就会把儿子叫回来，一起吃团年饭。
我在门外的公用水龙头洗手，略为弯腰，忽然腰痛大发作。腰腿剧痛，两腿发抖，几乎站不住。妻子连忙搀扶我入房，让我慢慢躺到床上去。但剧痛没有减轻，反而更加猛烈，从腰部到臀部，直到右侧大腿小腿，好像有几十张小刀不停地剜割，间中还有强烈电击般的灼痛感。
我知道这次腰痛来势汹汹，决不可等闲视之。但在家庭和医院病床之间，我留恋的还是家庭，希望用止痛药缓解剧痛，哪怕是稍稍减轻一些，过完新年再上医院看医生。我完全打错了如意算盘，连续三天三夜，几十张小刀剜割，一秒钟也没有停止过。我本能地频频变换躺卧的姿势，企图减轻一些痛楚。不但没用，反而把自己折腾得疲乏不堪，一床十斤重的大棉被，让我蹬破了两尺多长的大口子。
一些要好的朋友前来拜年，见我蓬首垢面，落了形，都劝我赶快上医院去。
我很快就被确诊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立即送入脑神经外科病房。以后的一星期，医生让我绝对卧床并施药止痛外，主要向我解释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理，准备进一步做手术前的检查。
两年前我参加四清运动工作团，在揭阳县渔湖公社溪南大队的一次春耕大忙劳动中，扭伤了腰。最初只觉得腰背有点麻，一弯腰就感觉腰腿有些扯紧，隐隐作痛。到县人民医院看医生，说我腰椎扭伤了，应当住院治疗。一来我以为没那么严重，二来工作实在走不开，不肯住院。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封闭’，并叮嘱我不能再参加农耕劳动。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哪有不参加劳动的道理。我帮着生产队收荸荠，挑起一百多斤的担子，天雨路滑，脚下一滑，腰肩一闪，啪地一声扁担断成两截，腰椎再度扭伤。此后断断续续看医生，都没有得到正确的治疗，以致病情越来越严重。这次住院，最大好处是了解自己腰椎间盘突出的病理，下决心将自己交给医生，甚至不避刀斧！
主治医生是一位姓赵的女大夫，脑神经外科专家，不到四十岁，除了看病，从不多说一句话。她的助手陈医生比较年轻，也比较活跃。有关我的病理病亲以至医疗事宜，都由陈医生直接与我沟通。慢慢地较为熟悉之后，有一次我对陈医生说起，看着赵医生整天闷闷不乐，好像有什么心事。
陈医生开头只是笑着说，难怪你是写作的作家，善于观察人。随后，才告诉我，赵医生的丈夫也是医院最出色的脑神经外科医生，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一直至农场劳动改造。因为已经涉及敏感话题，就没有再说下去。
半月后，陈医生安排我做了一次脊椎髓腔照影。我被送入手术室，麻醉师和X光放射技师在赵医生、陈医生互相配合下，忙了三个多小时，我在手术台上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十几次，拍了十几张照片。痛倒是不很痛，但累出一头大汗。五天后，陈医生告诉我：照片上显示，第四﹑第五腰椎间盘突出0.3公分，如此轻微的突出，做保守治疗，慢慢可以康复。如果做手术，就必须把损坏的椎间盘整个拿掉，解除压迫神经根的痛楚。但如果手术发生意外，损伤了神经根，有可能使下肢瘫痪。衡量利弊，赵医生决定，不给你做手术，采取牵引疗法。这就需要比较长的时期，要有更大的耐心和毅力，争取早日康复。
我说，既然不做手术，造影时留在髓腔里的碘油，请尽快取出来。
陈医生不说什么，又让我去拍了一张脊椎X光照片。明显可以看到，脊椎髓腔里分明散布着几十个芝麻大小的白点，这就是碘油存在的状况。陈医生说，通常做手术时，顺便会将碘油抽洗干净。不做手术，碘油便无法洗掉。但髓腔里的碘油，会自动通过脑脊液循环，以每年0.5CC的速度从尿液排出体外，6CC碘油大约要十二年才能排完。好在这次使用的碘油是日本进口的，纯度很高，不至于引起骨膜黏连等副作用，你放心好了。既然陈医生已经解释清楚了，我也无话可说。
我的治疗，转入了无可奈何的持久阶段。赵医生很少再来看我的病。陈医生陆陆续续给我上了有关腰椎的病理课，才使我对自己的病情有些基础知识。原来每节腰椎之间各有一个椎间盘，两旁对称各有一个神经孔，各长出一条神经根。左侧五条神经根汇成一股下行，就是左腿的坐骨神经。
右侧也一样，叫右腿坐骨神经。我的第四第五腰椎间盘因扭伤骨膜破裂了，透明胶状的髓液挤了出来正好压迫神经根，所以，神经痛就顺着坐骨神经放射。这就是典型的腰腿痛。而且，神经痛是所有疼痛中最为灼痛的一种，只要压迫神经根的状态不解除，这种放射性神经痛就不会停止。从现在起，采取‘牵引疗法’，让腰椎放松，慢慢用外力将腰椎拉开，使椎间盘慢慢复原，解除对神经根的压迫。
然后，陈医生指导两位护士，将我病床的一头垫高了二十公分，又在床架上固定了两只滑轮。让我头低脚高仰卧在病床上，拴上一条非常结实的腰带，两侧各连着一根手指粗的麻绳，通过滑轮，绳子末端是一只大铁勾。等我准备停当，护士说一声‘上班啦！’就将旁边一只三十多斤重的铁秤砣，挂到大铁勾上。这时，我突然觉得腰背处好像插着一把刀，刀尖频频挑动，越刺越深。
陈医生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这哪里是治病，简直是用刑嘛！’
陈医生笑着问：‘可以忍受吗？’
我无可奈何地说：‘不可以忍受又能怎么样！既然落在医生手里，是生是死，就由不得自己了。’
陈医生宽慰我说：‘如果实在无法忍受，再给你打一针止痛。’
此后三个多月，我每天上下午各‘上班’四小时，临睡前在环跳穴打一针止痛，可以睡六个小时。没有节假日，天天如是。小时候经历过八年抗战，最难熬的是家乡被日军占领，无法上学。现在在医院病床上惯，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孤独，何时才能结束？
妻子几乎天天来探病，有时还带着小儿子一起来。我的家就住在广有名的光孝寺大院，与广州第一人民医院只有一墙之隔，出东大门顺着海珠北路走，十分钟就到了。妻子白天要工作，都在晚饭时来，见我胃口还可以，病房里的伙食也还过得去，就常常鼓励我，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安心治病。要看书，就给我带来。
妻子余健，是我华南文艺学院戏剧部的同班同学。从1950初相识，后来慢慢相知相爱，55年底结婚后，生儿育女，至今整整十五年，都未离开过光孝寺大院。我们两人都勤奋工作，家庭生活非常融洽。妻子乐于负担更多更重要更繁琐的家务，在粮食和纺织品等日用品限量供应以来，她主动承担许多劳作，把一家四口的吃饭穿衣，打点得妥妥贴贴。女儿病了，残废了，更令她操碎了心。
我曾经和她商量过，既然广州的大医院对女儿的病已经束手无策，民间老中医的偏方所开列的几味药物，像牛黄、马宝、灵芝草，还有英国飞鹰地球商标的白洋布三十丈（锻成灰），根本无法找到。我们做父母的，也算是尽了心，是不是可以考虑，将女儿送到政府卫生部门属下的残障儿童收养所……，我的话尚未说完，妻子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簌簌而下，我能再说什么呢？
如果这一次我的病也不能治好，躺在床上起不来，不能坐，不能站， 不能行走，是个活着的废人，我真不敢想象，妻子如何活得下去？
为了妻子，为了儿女，为了这个如同一叶扁舟的小家庭，我必须坚持治疗。
不久，我隔邻的病床，抬进来一位新的病人。他姓郭，是一位外科医生。说是早上在家里拖地板，挽起一桶脏水往外倒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腰。郭医生知道自己的病，立即就来住院治疗。他告诉我，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必须立即卧床，避免自身体重的压力，避免再度扭伤，卧床的同时，进行适当的体能锻炼，慢慢可以康复。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例，椎间盘摘除手术不是最有把握的选择。只要有耐心，加强身体锻炼，特别是腰背肌肉锻炼，会好起来的。
我庆幸遇到一位同病相怜的病友，还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外科医生。他常常问我对治疗、大针、吃药的各种感受，我觉得奇怪，有时也反问他：你是医生，应当比病人懂得更多。他摇摇头，说：一般的医学知识，也许知道得多一些，但治疗过程中的感受，病人常常是医生的老师，尤其是有文化修养的病家。我第一次从一位外科医生嘴里，听到‘病家’的说法，觉得非常新鲜。多年来，我只知道有革命家、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不知道生病也能成家。郭医生称病人为病家，说明他很尊重病人，是医家最高的医德，我当然也以诚相待，把我的感受，如实相告。
郭医生在病床上自创了一套独特的体操，自己躺在床上锻炼，从上肢到下肢，循序渐进，重点放在腰背部，逐步增强腰肢肌肉的拉力和耐力。他坚持每天做一次，每次一小时，做完了一身大汗，请护士姑娘帮忙打一盆水抹澡，换上干净衣服，然后休息，看样子非常舒服。
我在征得陈医生同意后，每天‘上刑’之前，先跟着郭医生做‘床上体操’。开头觉得疼痛不堪，一个月后就轻松了许多。尤其是出汗、抹澡、换衣服，感觉特别舒畅。这时再挂上三十多斤重的铁秤砣，不但不觉得痛楚难忍，甚至可以小睡片刻。
三个月后，郭医生病愈出院。临行前对我说：安心养病，积极锻炼，你会很快站起来，走出去的。郭医生出院了，自然为他高兴。但少了一位如此投缘的病友，未免又有几分寂寞。我想，如果两年前就有医生给我正确指导，或许不至于弄到目前这种地步。可见，获得某项专门知识和经验，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四个月后，陈医生解除对我‘上刑’，让我慢慢起床，拄着枴杖学走路。同时，安排我到理疗室去做推拿治疗。因为我还不能走路，就由两位工友用一副担架将我抬了去。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感觉真好。生活上许多琐事都可以自己做，不必再麻烦护士姑娘了，增强了自信，也有了尊严。
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向值班护士提出要求，让我自己到冲凉房洗个澡。护士姑娘当然能够理解，四个多月来只能在病床上‘干洗’，那个滋味不是好受的。按照护理规范，护士姑娘为我打好了一大桶热水，并叮嘱我不要弯腰，不要用力过猛，注意不要摔跤。
我关上洗澡间的木门，脱光衣服准备洗澡，一试热水太烫，想羼些冷水，看看水龙头就在旁边，便慢慢半蹲着，保持不弯腰，左手扶着墙，右手提水桶，想将水桶移到水龙头下方。谁知一用力，水桶还没移动，腰腿突然剧痛难忍，浑身发抖，站也站不稳。急得我一边叫喊，一边没忘记扯下衣服遮捂住私处。
护士姑娘推门进来，见状大惊，连忙唤来一位同伴，好不容易才把我抬回病床。她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白‘吊’了你四个月，这一下前功尽弃，又得从头开始。
我非常后悔。本来我可以先穿上裤子，让护士姑娘进来，给太烫的洗澡水加上两瓢冷水，仅仅怕麻烦，又存有侥幸心，我才这样不自量力，做出如此鲁莽的举动，以致几个月的医疗成效，付诸东流。如果再花‘吊’个月，勉强能够起床，能够行走，而腰椎还是豆腐渣一般，一动就垮，那我这个人还有什么用？
陈医生看出我情绪低落，劝说我不必过分自责和忧虑，只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不再发生意外，病一定可以治好，人可以轻松走出医院。他没有再给我‘上刑’，只安排我继续到理疗室去做推拿治疗。我忽然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一切听由医生治疗。
不过，经过一个多月的推拿疗，毫无进展，我又陷入无可奈何的苦恼。这一天，我在理疗室做完推拿，躺在担架上等待工友把我推回病房。忽然，一位女推拿技师走过来，悄悄对我说：‘你可以请求李医生，转过来让我试一试。’
理疗室由李医生主持，下面有三位女推拿师，两位年轻的一位姓巫一位姓王，都分别为我做过推拿，收效极微。年纪较大的一位姓黎，都叫她大黎。现在是大黎主动要为我做推拿，我也就抱着不妨试试看的态度。再得到李医生同意后，大黎就开始为我治疗。
大黎清楚告诉我，她每天七时上班，为病人做治疗，九点钟休息并进餐。十点至十二点，专门为我做治疗。按照她的安排，工友每天准时把我抬进理疗室，放在大黎的治疗台上。大黎看过我的病历，并详细了解我的病情，制定了一套独特的推拿方案。她一边为我做推拿，一边和我聊天，既分散我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疼痛感，又逐渐淡化彼此的陌生感。在此之前，我已有过多次做按摩推拿的经历，省中医院的推拿师，用力过猛，动作僵硬，疼痛难忍，疗效极差。本理疗室的巫、王两位姑娘，又过分斯文，衣服之上还铺了一条大毛巾，纤纤小手，有如隔靴搔痒，无济于事。大黎的推拿法，别开生面。
她让我趴在治疗台上，松开衣服，在背部臀部上抹了推拿油，再开始动作。我注意到，她从我的颈椎做起，渐次胸椎、腰椎、柢椎，再从臀部、大腿、小腿至脚踝。有时用双手的大拇指，有时用手掌、手腕、手肘推压，一些重点部位，甚至用膝盖顶压。还有屈腿伸腿，伸腰摆腰等许多动作。最后，再用泡过中药汤的毛巾作腰部热敷，我感觉非常舒服。
一月后，我试着用枴杖，自己慢慢走进理疗室。两个月后，我逐渐放弃枴杖。三个月后，我可以自己慢慢行走，从十分钟，二十分钟，逐渐增加到三十分钟。正在这个时候，医院的工作人员生活区，开始出现一些大字报。
几天后，我看到一张新的大字报，标题是“理疗室的大毒蛇！！！”光看标题，我就觉得有点危言耸听，看完内文，才知道理疗室有个‘心如蛇蝎的女人’，自恃有几分技术，在‘同志间挑拨离间，打击别人’，‘对领导殷勤献媚，对病人哗众取宠’。大字报虽没有指名道姓，我在心里明白，指的可能就是大黎。
我的神经顿时拉紧起来。在病床上躺了七个多月，几乎于外界隔绝，等到看了医院的大字报，才感觉到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已经展开了。机关团体内部搞政治运动，以大字报开路，是从‘肃反’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中的大字报，声势浩大，远远超过‘肃反’。这次，从医院的大字报看，来势汹汹，可以预感到，正在掀起的这场政治风暴，决非寻常。
陈医生同意我出院，并安排我继续到理疗室，由大黎为我做推拿。大黎明确告诉我，连续再做三个月推拿，我的病就可以痊愈。然后，声音放轻，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是说给我听的。她说：如果技术不高明，心术又不正，光有好出身，政治可靠，就能治好别人的病吗？
我知道大黎指的是大字报的事，很同意她的看法和感受，但也担心她愤愤不平的情绪，在政治运动中必定要吃亏。我知道，自从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以来，一个规模含盖全国城乡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推行。‘插红旗’，‘拔白旗’，批判‘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路线，就成为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妻子接我回家，我第一个要求是让我好好洗个澡。妻子说：热水已经烧好了，让我来帮你洗。在医院七个月没洗过澡，不细细大扫除，还不能让你上床呢！3/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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