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争取国际支援
不利因素为：
第一，世界上仍存在着反对实行宪政民主的势力。一些国家仍然是由奉行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的政治人物和势力掌握政权。这种势力不仅在本国极力推行专制统治，而且在国际社会极力推销自己的货色，拼命抵制宪政民主潮流。他们为了给自己的专制行为制造理论根据，利用各种场合极力鼓吹“国情特殊论”、“文化特殊论”、“生存权优先论”、“主权高于人权论”等谬论，意在对抗以人权、自由、宪政民主为基本价值的世界文明主流。同时，在本国国内残酷地迫害持有不同政治见解者，压制各种与之不同的力量和声音，箝制要求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舆论，践踏人权与法治。尽管他们提出的理论根据是站不住脚的，其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的；但是由于他们掌握一定的国家权力，控制大量的政治机构、社会资源和舆论工具，拥有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而且在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中占据一定的席位和发言权；所以，这种专制势力仍然能够迷惑和影响一部分人，并且对自由民主事业以及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构成很大的障碍。
第二，从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应该看到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国家利益和自身的难题，都有自己的国际战略和国内政策。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大为增加。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句话用在国家关系上，也不失为至理明言。各国都有自己的商业利益和经济利益，都希望尽可能地开拓国际市场，以解决本国商品的出路和增加本国公民的就业机会，各国政府为此做出的各种努力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可对别国的帮助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应指望别国政府会象关心本国的事情一样，关心它国的事情，毕竟民主国家的政府首先要对本国的选民负责；自己的事情办不好就只有下台。加之近年来，各国经济和内政方面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如拉美和亚洲的金融危机、经济下滑、失业、恐怖主义抬头与社会治安恶化、环境污染等等）；此外，跨国移民问题对发达国家也造成了较大冲击；致使一些国家、特别是欧美各国在参与国际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本国内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回归本国的“孤立主义”倾向和排外思潮。这些都会影响到实行宪政民主政体的各国政府及其国内的政治势力，对于正处在发展中的国家事态的关注，而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实际支援。一些民主国家出于国家利益方面（如拓展国际市场、增加国内就业机会）的考虑，也可能会对专制国家作某些让步，这是不足为奇的。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要在争取国际支援的工作上采取消极无为的态度，而是要对国际社会可能给予的帮助，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以我为主”的意识。
第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对后进国家（指后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来说，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不能缓行》一文中，谈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放慢的原因时认为，苏联东欧的剧变来得太突然、太猛烈，震撼世界，更震撼中国，对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载1999年第12期《半月谈》内部版）加之多数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给人以动荡不宁、痛苦不堪的图像；尤其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似乎过于缓慢，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及从前（据世界银行1998年末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50%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在10年前，这一人数大约只有2%）；加之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如黑社会势力的崛起、黑金政治现象、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治安状况恶化）比较严重，给了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以攻击的口实。同时，使象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的领导阶层从中看到了对自身不利的结局，进而变得十分害怕政治改革和宪政民主；还从中吸取了不少消极的经验教训：如只搞经改不搞政改；坚决镇压政治反对派和异议人士；决不放开言禁和党禁；限制公民社会的发展等。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我国背离自由民主的潮流越走越远，矛盾越积越多（前苏联集团的国家之所以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极其困难的局面，虽然与它们在改革中的失误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为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以前长期在专制政体统治下，积累的矛盾太多，启动社会变革的时间拖得过长）；拖的时间越长，则危险越大，改革起来就越困难。
第四，极端民族主义(nationalisme)思潮的再度兴起。我们在这里不去评论别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回潮（那不是本书的任务），也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只是指出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起，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极为有害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是非不明的思潮和情绪，因为它常常被政治上的阴谋家调动起来盲目排外、转移民众的视线和对抗民主主义的发展。在持极端民族主义观点的人看来，只要是本民族的东西，那怕再不好，也不允许他人反对和批评；否则就是汉奸（或其他什么奸），就是卖国贼，就得打倒、斗臭，甚至于取消其生存权；而国外的东西即使再好，也是有害的，也要加以反对和排斥。这种思潮本质上和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如同科学技术没有国界一样，先进的思想和制度也不应该受国界的限制；谁的好，我们就应虚心学习，为我所用。如果一味排斥外来的东西，就不会有进步、不会有发展。二十多年来实行对外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和世界贸易组织，并切实履行自身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必将给中国带来更大、更全面、更深刻的变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极端民族主义或激进的、偏激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实行宪政民主和实现现代化的大敌。
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怎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应重视联合国和各相关国际组织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联合国自成立以来，通过了许多关于人权、自由、民主方面的文件和公约，如《联合国宣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公约》、《德黑兰宣言》、《关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案》、《维也纳宣言和行政纲领》、《曼谷宣言》等等，上述档阐明了人权、自由、民主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各国人民享有的权利、各成员国应当承担的义务。这些文件对于我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政府业已签署了其中的大多数档，如在1997年10月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1月签署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政府现仍以全国人大尚未批准加入这两项国际人权公约为由拒不履行）。但是拖延履行终究不是办法，因为《世界人权宣言》还只是一种各参加国的意向性声明，而联合国人权公约做为国际协定，具有国际法上的法律效力，各签字国负有切实执行的义务并要接受国际监督。《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本宪法程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如果继续拖延履行联合国人权公约，势必会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
著名法学家于浩成认为，根据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国公民有权向中共政府提出要求：1．修改工会法，以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关于“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工会有权建立全国性的协会或联合会”、“有权组织或参加国际工会组织”。2．制定罢工自由法，以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人人有权罢工的规定。3．修改或制定有关法律，以符合《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关于“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自由。”“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任何人进入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4．开放党禁、报禁，尽快制定结社法、新闻出版法以取代违反宪法、限制与扼杀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有关行政性法规。从中共过去的表现来看，关键在于怎样对之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督促，以使之切实履行其所承诺的国际义务。这就需要联合国及其所属的有关机构(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权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法院等)和非政府的国际人权组织给予必要的关注和监督(包括协商和对话)，这方面的工作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事业。近年来，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与推进人权、民主方面的作用明显增强。
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已多次介入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如派遣观察团与维和部队监督并帮助大选，而且在派遣时并不一定要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程式首先征得当事国的同意。另外，一些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影响也在日益提升，像社会党国际、大赦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国际红十会、无国界医生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国际奥会、诺贝尔奖评委会等，它们虽然是非官方机构，却能以独特的方式与渠道在政治领域中释放出相当大的能量，对主权国家的传统地位产生强烈冲击。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对中国的影响势必会得到加强。此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不仅会密切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也有助于中国逐步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与国际经济通行的规则接轨，学会按国际惯例办事，进而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这方面的工作可以简称为“以开放促改革”。
其次，应加强与已经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各国特别是欧美诸国的交流与对话。欧美等先行的现代化国家在建立与完善宪政民主体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如制度文明、政治文化、政治哲学、价值观念、现代理论等)，值得我们努力学习、借鉴。俄罗斯等前苏联各国与东欧各国大多经历了从一党专政向宪政民主体制的转型，其实践对我国的政治改革极具参考价值。日本、韩国与我国为东亚近邻，且同属儒家文化圈国家，它们各自的政治发展样式，也有一定可参照之处。土耳其、南非、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在追求政治现代化尤其是民主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为此，应保持一种健全的开放心态，遵循鲁迅先生倡导的“拿来主义”，取其所长，补己之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当然，外国的东西未必都好，外国的经验未必都适用于我国；自不必照搬照抄、生搬硬套，只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引以为鉴，为我所用。同时，应增进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认知，争取各国人民和持有相同价值观念的各国政府对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理解与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传播媒体对国人的影响正在日益增大，据估计，仅美国之音、英国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的中文广播，我国大陆听众已达几千万人。此外，近年来我国互联网用户的增长也十分快，短短几年时间，已从最初的几千户增加到1000多万户，且仍在呈迅速增长之势。客观的新闻、舆论、资讯的声援，对我国的宪政民主运动助益良多。这样，内有宪政民主运动的兴起，外有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必将加快我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进程，从而也会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文明古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不仅在经济上持续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开明进步，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企图扼制中国的发展，既不明智，也不现实。正确的政策取向应该是：积极支援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的事业，帮助中国人民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当然应对违反国际上公认的人权、自由、民主准则的事件提出批评，以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这样做，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别国，都是符合各自利益的（这才是政治上的“双赢”）。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必将奉行和平立国的外交政策，必将会信守国际公约和国际法的准则，必将会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它的政策走向与发展前景将会变得可以预期。我想，全世界所有赞成和平与民主原则的国家和人民都会乐见其成。这方面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以交流促改革”。
再次，我国有一种十分巨大的资源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就是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侨、华人及留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中国富强和走向民主，希望中国能屹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希望中国享有令人自豪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地位。为此，他们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奉献。他们当中人才济济，社会关系网路四通八达，不少人已经融入所在地的主流社会，其中的一些人还成为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和媒体的重要角色，他们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都不可低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他们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传递资讯、培训人才、文化交流、观念更新等各个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的政治改革与宪政民主事业，也需要他们的关心与支援，国内的民主力量一定不可以忽视与他们的联系与交流，并应努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不妨称之为“以海外促改革”。
我们深知:要实现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道路崎岖坎坷。但是，这一进程已然启动，又合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大趋势，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的支援、参与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同情、援助，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的宪政民主大业在新世纪的胜利前景充满信心！（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