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得意之余，对胡风的理论著作更入迷了，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不少章节，倒背如流。他满腹胡风理论，遇到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青年团员，他也要背诵胡风著作里的原文原句对他做政治思想工作：“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也就应该能够有诗。”
忽然平地一声雷，把姚文元从自我陶醉的胡风梦中惊醒了。从1954年初冬开始，首先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长篇大文章；来自北京的风势愈刮愈大，执笔者都是文艺界的大人物。姚文元吃惊不小，开始冷静思考。为什么周总理不出来说一句话啊？姚文元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大后方，周恩来不止一次在公众场合称胡风是自己的老朋友。父亲还告诉过他，那时胡风从事文艺活动，是直接受周恩来领导的。姚文元窥测风向。批判胡风，连周总理都不敢吭一声，姚文元凭着比狗鼻子还要灵敏的政治嗅觉，立刻嗅出了风源来自地位比周总理还要高的党领导，那一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本人的旨意。姚文元连夜趴在桌子上奋笔疾书，写作批判胡风的文章，从胡伯伯的崇拜者一下子“脱胎换骨”成反胡风的“文艺尖兵”。
姚文元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肆意篡改、歪曲胡风的论点和原文，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在上海批判胡风的作者群里，有的从来没有读过胡风的书，只能跟着写些口号标语式的文章；有的现买现卖，临时找到胡风的一两本著作，从中摘录几个句子加以批判；还有的言不由衷，为了应付政治差使而写，内容空洞无力。姚文元因为熟读过胡风的著作，“知己知彼”，得天独厚，比起上述三类作者，他自然技高一筹，压倒群芳，受到了急于完成政治任务的编辑们的欢迎。姚文元的投稿记录，从过去的近乎百发百不中而变成每发必中、照登不误，并且由小块“豆腐干”逐步过渡到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随着运动的深入，内容也由貌似理论批判变成了火药味十足的声讨檄文。无名小卒从此有了名，本来应该定为小胡风分子打入另册一辈子翻不过身来的姚文元，摇身一变成了反胡风的英雄。上海率先召开了声讨胡风的群众大会，姚文元被请上了主席台，和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平起平坐，而且还在大会上讲了话。从此，他开始了挥舞棍棒的生涯，成为文坛上人见人怕的一名大恶霸，深受极左分子张春桥的宠爱，也博得了“毛主席的好学生”、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青睐。
本来就已经是老革命老资格的王若望，在反胡风运动中的表现，一点也不比刚冒尖的小字辈姚文元逊色。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当报纸还停留在批判胡风文艺理论的阶段，王若望语惊四座，在上海第一个站起来说，胡风就是国民党特务。王若望何以有此先知先觉？今天回想起来，耐人寻味。对照北京，一马当先跳出来，声称“必须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郭沫若此举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他善于揣摩毛泽东的意图，在知识份子中有“党喇叭”的美称；而且他还有机会直接见到毛泽东本人，因而也不能排除耳提面命的可能性。那么，王若望呢？我怀疑他的发言，有可能是上方授意的；也有可能从内部听到了小道消息，为了表示积极而抢先一步，公开亮相。其实，胡风是不是“国民党特务”，该不该“严厉镇压”，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但毛泽东每办一件事，都要先造舆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凡是要推翻一个阶级，必须先造成舆论。反革命的阶级是这样，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无论是北京的郭沫若，还是上海的王若望，他们的文章和发言，无非是为毛泽东制造这起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文字狱摇旗呐喊、在群众中间营造声势和舆论罢了。
在反胡风运动的后期，王若望第一个抢先出版了一本书，摆在上海各新华书店橱窗的显要位置。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这本书叫做《胡风反革命黑帮及其灭亡》。我特意掏钱买了一本，除了书名，里面的内容我一个字也没有看过。每天早晨我解大便，就从这本书里撕下几页当手纸用。
当年我心目中的“教条主义分子”，今天竟然成了受邓小平公开点名批判的三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领军人物之一。这是历史的嘲弄，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王若望本人来说，是从喜剧滑落到悲剧，还是从悲剧演变成喜剧？——千秋功过，有待历史评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三个重点批判物件，还有一个是作家刘宾雁。
1957年春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刘宾雁的《上海在沉思》。刘宾雁当时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这篇短文报导了当时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反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说他还发表了两篇小说：《本报内部消息》和《在桥梁工地上》。这两篇小说当时我还没有读过，但我读过他的一篇苏联作家访问记，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这位作家的名字叫奥维其金。刘宾雁借奥维其金的嘴，反复强调了作家应当“干预生活”，也就是抑恶扬善，有胆量有勇气揭露生活里的“阴暗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刘宾雁在文坛复出，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正如他在那篇访问记中所说的，勇敢地揭露了生活里的各个阴暗角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刘宾雁在中国的知名度，当时远远超过方励之和王若望。
1986年十月，当时担任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主任的画家范增教授，举办了“十大文艺讲座”，先后请来了文艺界十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有一位就是刘宾雁。那时，我正在该校进修“人类遗传学”，很想去听一听刘宾雁的讲座，但是，入场券很难搞到，早就被人们抢光了。社会学系有一位博士研究生，知悉我的经历，主动割爱，把他十分珍惜的入场券送给了我。刘宾雁那次讲话，无疑是这“十大讲座”中最受欢迎、也是最成功的一次讲座。因为听众太多，地点改在邻校天津大学的“求实”礼堂。我幸运地提前去了会场，发现天大“求实”礼堂不但座无虚席，连两侧过道和礼堂外的操场上都站满了人。虽然叫“文艺讲座”，但刘宾雁的讲话内容，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还谈到了某些青年人的手淫问题。听众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地如春雷轰鸣。刘宾雁为了挤出时间多说些话，一次又一次地用两手示意听众不要鼓掌。掌声立刻停息下来，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只听到刘宾雁一个人在讲话。我几乎为他的精彩讲话陶醉了。
刘宾雁在讲话中好像对刘少奇评价很高。这是我不敢轻易苟同的。我虽然是刘宾雁的崇敬者，但我自己的脖子上也长着一个脑袋，不是刘宾雁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刘少奇是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最大受益者。是他，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新名词，把它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实质上凌驾于马克思主义之上）写入了党章，把毛泽东从地上的人推举到了天上的神。虽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手策划亲自领导的，但，追根溯源，制造个人崇拜愚弄善男信女的刘少奇，又何尝不是导致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大悲剧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始作俑者之一？尽管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他本人仍然负有对文化大革命不可推卸的历史上的责任。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翻版，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清除党内政治异己势力。刘少奇从受益者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这也应验了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后来读了方励之的十篇讲话，发现刘宾雁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在程度上似乎不如方励之更为深刻。——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刘宾雁的崇敬之心。
有机会聆听刘宾雁的讲话，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也是最兴奋的事情之一。
在抗日战争期间，刘宾雁加入了打着抗日旗帜的中国共产党，那时他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后来，他从哈尔滨逃亡到了天津，在耀华中学（后来可能改名为天津市第16中学）担任教师，以这个身份作掩护，在天津继续从事中共地下活动。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兴起不久，适逢耀华中学校庆周年。尽管全国报刊一片聒噪声，耀华中学还是邀请了刘宾雁来参加庆祝活动，这在中国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胆量的，如果是在毛泽东时代，必然会招致政治上的灭顶之灾。
听说耀华中学全体师生对刘宾雁非常热情，他们共同度过了一天的庆祝活动。这一天，刘宾雁的心情应该是很愉快的吧？但恐怕也难免有苦涩和历史的凝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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