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阳货篇》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说《诗经》有三大功用。第一：训练联想力、观察力、合群力、批评力。第二：教人孝敬父母、忠于君国。第三：多多认识一些动植物，多多接近自然。两千多年来，学《诗经》的人多数引用这几句话。
近几年出版的《诗经》白话译本作者在序言或导言中都提到这句话，而且多数对第一和第二作了引申，唯有对第三句却草草略过。屈万里在《诗经选注》（1995年，正中书局，页2）中写道：“至于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那不过是次要的事。”糜文开在《诗经欣赏与研究》（1977年，三民书局，页139）中专文〈论语与诗经〉也说：“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只是诗学的余绪。”有些译者甚至把第三句完全忽略了。每次读到这里，我总有种莫名的纳闷，不单是生物学家的关系，我内心的诗人不禁疑惑，为什么鸟兽草木是余绪？那么不重要？
我读《诗经》匆匆十余年了，过去四年把《诗经‧国风》一百六十篇译成白话中文和英文。我的经验以为诗经之所以千年不衰，多少与“鸟兽草木之名”有关，生物美化了诗的语言，美化了诗的篇章，如果没有鸟兽草木之名，《诗经‧国风》就大大失色了。《诗经‧国风》首篇〈关雎〉与最后一篇〈狼跋〉，起首是鸟，结尾是狼，中间纵横多姿的一百五十八篇多处引用了动植物的名字。
诗经的赋、比、兴，奠定了中国诗作方法：赋，直书其事；比，明喻或以物喻志；兴，隐喻或因物起兴。明喻如卫风的〈硕人〉篇第二章“手如葇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十八个字，用了两种植物、四种动物作了六个比喻。
这篇硕人被清代诗学大儒姚际恒称为“千古颂美人者，无出其右，是为绝唱。”隐喻如〈氓〉篇中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是说年轻的桑叶，又嫩又绿又新鲜，形容初婚的少妇（因此将她与柔软蚕丝做联想）。后来丈夫别恋，变得憔悴无神，又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是说桑叶枯黄，纷纷飘雪，来形容被抛弃后的落寞情形。如果译者擅自改动诗中名物，势必也将改写诗中之意，使诗意前后不连贯，因此名物不可谓不重要。
当起首的风景和文本没有直接关系时是“兴”，如讽刺贪官的〈伐檀〉首章：“叮叮砍青檀哟，檀木放在河岸上哟，河水清清有微波哟”，伐檀是兴，与其后诗文关系不大，主旨在于批评官员贪腐，但两者连在一起成了美丽诗篇。檀木独特的气味与下阶层的庶民百姓较为亲近，与诗中所述的上位者形成对比。若任意以其他树木起兴，诗的力道将会大大削弱，再次说明草木鸟兽名称之重要。
另有许多篇章写景仅仅数言，却道出了深深情意，如〈蒹葭〉开头二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好一片肃杀秋景，清朝学者王国维的“景语即情语”当始于斯。芦苇比起其他植物都更适于烘托秋天的愁绪，秋天是芦花最璀璨也最近凋零的季节。
《诗经‧国风》一百六十篇最长的是〈七月〉，共八章，第四章的前七句是“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译成白话可以是：“四月狗尾草结子，五月知了唧唧啼。八月庄稼收成时，十月黄叶飘飘离。十一月出外去打猎，捉到狐狸剥了皮，好为公子作皮衣。”诗人用了二十九个字，讲了七个月的农耕和行猎，但不是流水账而是韵律自然，每一个提及的名物皆重要，标记着农民的年历，〈七月〉一诗被许为“天下至文”。
其实人间那一样艺术作品能离开鸟兽草木？诸如绘画、音乐、舞蹈、诗歌都是艺术家响应了自然的色彩、声音、动作的节奏纷纷多样，从中又观察出矛盾性和不稳定性，由点、线、面而波而圆，充塞天地，形成永不休止的大块文章，正如孔子所言一般。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瑞秋卡森发表了她划时代的名著《寂静的春天》，讨论杀虫剂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当时英国的赫胥黎爵士深有所感地说：“如果我们的春天也寂静了，二分之一的英国文学也会随之消逝。”
人活着就要吃饭，就要穿衣，就要住房子，就要美化环境，拒绝毒害，哪一样不需要动物和植物？哪一样不需要生物多样？自然生物是人类赖以维生的资源，鸟兽草木是我们的灵魂，正如他们是《诗经》的灵魂一般，是三千年文学的血液，怎么会是次要？怎么会是余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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