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数看起来也很奇怪。就业率保持平稳，在占中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农村地区，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的迹象，而在作为南中国经济和金融支撑点的香港，则出现了负增长。消费指数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当中国的GDP增长在一九九八年仍然被预测为百分之七点八时，空中旅行指数却仅上升了百分之二点二，而飞机票的价格持续下跌。通货膨胀指标却有所改善，从百分之十降到了零。出口指标波动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某种程度上连续四年保持不变。
托马斯‧洛斯基等经济学者注意到了这些资料，尤其是能源消耗指标，他们推算出中国的经济在九十年代后期陷入低谷并出现负增长，二○○一年的GDP增长率大概是百分之三左右。朱镕基对此的评论是，托马斯‧洛斯基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的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不厌其烦地声称：
“中国是我访问过的唯一一个你能够不断看见新增长的国度。”《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一家有权威的商业杂志，采取了折中的方法，称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九八年的资料是炮制的；那一年的经济明显出现倒退，但是，目前的GDP指数是精确的（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上下浮动一个百分点。香港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则指出，托马斯‧洛斯基“得出的结论太过于依赖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其他资料”，也就是说，托马斯‧洛斯基是在四面挂满镜子的大厅里操作。
没错，是这样的，我们也不例外。正当外资盲目飞往中国时，其实正是中国需要把投资用在发展科学上面。但就个人而言，我也不相信托马斯‧洛斯基关于百分之三增长率的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意识到有两个中国，任何想要把它们各自的GDP发展资料调和到一个数据的尝试都只是猜想。在新中国即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包括我和大多数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发展的确很快，尤其是在靠消费和借贷（约占GDP总值的百分之十六）来片面刺激增长的条件下，近乎于百分之七的GDP增长率看起来说得过去。（如果你把许多分析家认为的国有银行的呆账计算在内，比例可上升到百分之七十或以上）。
托马斯‧洛斯基所指出的诸多反常现象，让我强烈怀疑我在广州所看见的另一个中国正在衰退中。那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会选择在其中生活的中国。从能源消耗指数可以看出，这个代表广大国有企业走向的数位证明，中国广大的国有工厂正在崩溃。虽然我还没有精力把两个中国的数据合二而一，但有的市场调查公司已经开始探讨这另一个中国，考量它在普查中的份量，这是中国领导人所不允许发生的事情。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外国人左右国际间对中国的看法，只希望他们一厢情愿地投资经商，相信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把潜在的银行危机应付过去，并相信新中国会把另一个中国阻挡在北京之外。
难道这都是一场幻觉吗？鉴于以上所言，我觉得这对在华的绝大部分美国公司来说，中国这个市场是个无底洞：一个由口是心非的中国合伙人、死板而粗暴的官僚制度、根深柢固的盗版产业（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盗版产业占中国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和在政治意愿驱使下，连GDP增长这样的数据都不能使人信服的无底洞。面对这些问题，为什么还要继续卷入中国市场？如果我们不能获得大额利润，到底是什么支撑美国在北京的新兵训练营并使其相信中国有着光明的经济前景？
在北京担任商业顾问时，这些问题无时无刻地困扰着我。来自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的我似乎应该早该弄明白这些问题。后来，我终于搞清楚一些客户不合乎常理的举动的原因。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我们的公关公司业务遍布全球，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在欧洲各国设有办公室，包括俄罗斯，甚至是在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公司的口号是“大胆假设”。我的客户有国际性的问题吗？那么就让具有跨国能力的我们来帮忙解决吧！听起来很好，让人觉得有利可图；但事实上，许多在中国发生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境内解决。
但是，我还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可以运用我们在中国和美国的能力来解决：几年来，随着对耐克公司在印度尼西亚血汗工厂调查的不断深入，我看到泛太平洋的企业责任由众所周知的衰败，逐渐演变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员是美国工会、反全球化左翼人士、社会上关注流动资产的自由派人士和美国大学生，前者渴望对罪恶企业机制采取政治行动。他们抗争的焦点是改变美国大企业在拉丁美洲、南亚，特别是在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所雇用的工人的悲惨境地。类似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并组成了广阔的联盟，包括反血汗工厂学生联盟（United 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全国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美国绿色企业合作组织（Co-op America）、血汗工厂监察（Sweatshops Watch）、美丽坚同盟（UNITE USA）等。上述组织通过国会听证会、日常传真和持有相同立场的记者对企业对待雇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劳工组织的活动人士打扮成投资者对中国黑暗的魔鬼工厂进行暗访，拍摄了四周围有铁丝网和岗亭的院子，真实地记录了有多少年轻的女工被赶进拥挤的狭窄的房间里（类似的房间数不胜数）、有多少休假和病假（几乎没有）、是否允许有工会活动（当然没有）、以及工人的收入（一小时二十五或三十五角）等等。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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