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千古一帝之汉武帝传(2)

【汉武帝传】之二:少年天子

大纪元文化小组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出现在西汉汉武帝时期,年号为建元(前140年─前135年)。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数,没有年号。(柚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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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四岁封王,七岁封太子,十六岁荣登大宝,成为西汉的第七位帝王。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所接管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富裕、实力蒸蒸日上的年轻国家。年轻而又才华横溢的汉武帝,显然并不愿做个太平治世的清闲皇帝。

公元前140年,是汉武帝即位的第一年,后来被武帝君臣定为“建元元年”。汉武帝确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开皇帝定年号之先河。建元,就是建立新的纪元,昭示着宏业的开端。汉武帝做出这样前无古人的创举,是不是表明当时的他,正在为大汉帝国勾勒一幅宏伟的蓝图,并打造一个伟大的时代?

汉武帝深知,要想实现自己的雄才大略,一定要有人才做基础,要广用贤才来推动自己的新政。因此即位后,他马上下诏命令全国官吏向中央推荐敢于进谏的贤良方正的人才。此次选拔不设门槛,只求真才实学之人,而其采用的选官制度正是汉初至隋朝的“察举制”的前身,即通过考察推举选拔官吏。

汉武帝的诏令下达后,各地贤士纷纷上疏自荐。在即位九个月后,汉武帝召集甄选的百余人,展开著名的对策会议,也就是皇帝提出有关治国方面的问题,其他人用文章的形式作出解答。汉武帝连下三道制书,第一道制书就开宗明义告诉大家:“朕继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将它们传至无穷,这项任务巨大,职责重要。所以广邀各地贤良、德高、博学的人才,希望能听到治国安民的大道理。”

接下来,汉武帝提出一系列问题,表达了他对这个国家寄托的理想目标。这时,有一位名叫董仲舒的儒生脱颖而出,作出著名的《天人三策》,促使汉武帝作出登基以来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尊崇儒术,奠定了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主流地位。

董仲舒像。(公有领域)

天人三策

才华横溢的董仲舒,是公羊派《春秋》的大师,三十岁时就四处讲学,声名极盛。他也是这次推荐考试中的第一名,因此进入了“皇帝提问环节”,即“对策”环节。汉武帝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董仲舒以三篇策文应答。因为汉武帝这三次策文都与天道、人伦有关,因此董仲舒的三篇策文被称为《天人三策》。

汉武帝和董仲舒的三次问答的内容,详细收录在《汉书》中,篇幅很长。概括来说,汉武帝提出的问题分别是:第一是如何恢复上古时代的王道,也就是巩固政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是治理国家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准则,也就是询问治国政术;第三,询问天人感应与当今政务的得失。这三个问题都很大,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但是董仲舒条理分明,一一作出解答。汉武帝的反应是,读第一篇就认为他不是一般人,策问结束后充分肯定董仲舒的才能,任命他做易王刘非的相国。下面我们来看看董仲舒是怎么回答的。

董仲舒在三篇策论中,主要提出三大关系:

一是天人关系。人受命于天,君权神授。天子治国有道,天降祥瑞;治国无道,天降灾害。所以上天有仁爱之心,天子也应该顺从天意,广施仁德。

二是命、性、情的关系与教化问题。命,来自于天;性,是人生来的资质;情,是人的欲望。人的寿命长短、品德高下,是可以通过教化来熏陶的。

三是德与刑的关系。德为阳,主升;刑为阴,主杀。天子应当任德而不任刑。

因此,董仲舒提出五个要点,作为治国的大道:

一是新王改制。董仲舒认为,当一个王朝出现更迭,新皇帝就是“新王”,就应该改变王朝的制度和仪式,首先从更改历法、崇尚的颜色开始。原因在于“君权神授”,王朝的更迭取代乃是天意,非人力可以改变,皇帝的权力也来自上天,是命中注定要来拯救苍生的。因此,新王朝改变制度、仪式,是顺天意,开启新时代的象征。

二是“大一统”,即统一天下。这其实与汉武帝渴望平定匈奴、实现天下的“大一统”的理想不谋而合。

三是“兴太学,举贤良”。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兴太学”就是培养社稷人才。“举贤良”则是广纳天下贤才。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每两年便向天下征召人才,并将这项举措规范化、制度化。此建议对于求贤若渴的汉武帝来说,亦是一拍即合。

四是“尊儒”,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认为,天下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只要读“六经”就可以了,没必要读其它的书。因为思想是最难统一的,诸子百家各有各的思想,难以达到统一。没有统一,国家的法纪制度就无法统一,天下人也就不知遵从什么。所以,如果国家选择儒学作为正统来教育百姓,禁绝其它的思想,这样天下人的思想就可以统一了,法纪制度也就统一了,人们也就知道该遵从什么。

五是“更化”,即改革。董仲舒认为改革对于一个王朝来说非常重要,汉朝自建立以来,虽然希望发展壮大但却没能如愿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改革。

在窦太皇太后的干预下,汉武帝即位初的新政受到阻碍。图为明代唐寅的 《班姬团扇》。(公有领域)

新政受挫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与汉武帝的政治理想不谋而合。其中的“尊儒”思想,更是让汉武帝跃跃欲试,准备大刀阔斧地推行尊崇儒学、维护皇帝权威的新政。

汉武帝从官员任免着手,起用一批奉行儒学的臣子。西汉时期位列三公之首的丞相的权力很大,因此任命丞相事关重大。所以,汉武帝首先废去了遵循黄老政治主张的丞相,也就是自己的老师卫绾,其后任命祖母窦太皇太后的侄子窦婴为相,自己的舅舅田蚡做太尉,掌握军权。这两人都喜好儒学,一方面符合汉武帝尊崇儒术的政治方针,一方面汉武帝可以借助二人巩固皇权。

汉武帝还以隆重的礼节去请天下最有名望的儒学大师申生,询问天下大事。为了避免颠簸,汉武帝让人在车轮上裹上蒲草,这就是历史上“蒲轮安车”典故的由来。申生入朝后,开始担任朝廷顾问。他的弟子王臧、赵绾也受到重用。汉武帝又在尊崇儒学的官员们的建议下,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建立上古的明堂,以儒家的标准规定婚丧嫁娶、诸侯朝觐制度;命令居住在京城的列侯们回到封地,拆除诸侯国间的关卡;纠察窦氏外戚及权贵们的违法行为;为反击匈奴做准备。

深宫里的窦太皇太后这才发现,曾经以黄老之学治理国家的大汉朝廷,悄然改变了方向。她疼爱的皇孙,带着年轻人的果决与锋芒,一改历代先帝无为而治的治国传统,成为儒家学说的大力推行者,这让崇尚黄老的太皇太后很不满意。不但如此,汉武帝的举措触动了窦氏外戚及权贵们的利益,太皇太后满耳朵听的是这些人诉苦、告状的声音,他们称汉武帝破坏祖宗制度、扰乱朝纲。

更让太皇太后不能容忍的是,王臧向汉武帝提出,太皇太后不应再干涉朝政。太皇太后闻讯后震怒。一方面,她命汉武帝革除王臧、赵绾等人的官职;另一方面,她还要求汉武帝废除了刚刚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罢免其任命的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并任命太皇太后宠信之人接替这些重要职位。

汉武帝虽然贵为天子,但毕竟年轻,而且汉朝崇尚孝道,汉武帝也不想违忤祖母的意愿。在窦太皇太后去世前,汉武帝认同废除所有新政,朝廷政务时时向太皇太后请示,也没有重用儒生。盛极一时的建元新政,就这样被暂时搁置了,尊儒的治国与文化主张也受到了冲击。那么,汉武帝和窦太皇太后为什么会因为某种思想的分歧,出现这么大的矛盾呢?

明 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公有领域)
汉初帝王以黄老之学治国,令汉朝国力迅速恢复。图为明代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局部)。(公有领域)

汉初背景

这与西汉六十年来的社会现状有关。汉初,经历了秦二世的苛政与楚汉争霸的战乱,整个国家面对的是田园荒芜、经济凋敝的景象。当时的汉朝有多萧条呢?《汉书‧食货志》中说,天子配备不起四匹纯色骏马组成的车驾,将相只能乘坐牛车,在民间,百姓无地耕种,家无余财。遇到荒年,一石大米要花五千钱,大家买不起大米,就只能人吃人,有一半百姓死于饥荒。

面对社会亟待恢复和发展的需要,黄老之学就顺应天意民心,成为汉初执政者的治国理念。黄老之学是道家流派的一种,它的核心观点是“无为而治”,认为君主实施的政策会破坏社会自然形成的秩序,以至危害天下,所以君主应当效法自然,让百姓自由发展。就像老子的《道德经》中说的“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汉高祖自入关以来,约法三章,废除秦律,开国后更下令,从天子到王侯都奉行节俭,并降低赋税,与民休息。这些都奠定了无为政治的基础。

因而,高惠文景四朝,一直延续着重农息民、恢复发展的国策。汉文帝以节俭爱民著称,经常有减免田租之举,汉景帝还确立三十税一的田租制。这种无为而治也扩展至思想文化领域,朝廷崇尚黄老,也不排挤儒学在内的诸子学说。因而在黄老之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其它学术思想也在自由发展。

历史证明,早期的黄老之学是成功的,汉朝国力迅速恢复,出现了“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国家已经相当富庶。《史记》中说,当时官仓里是新粮压旧粮,钱库里的钱数不胜数,多得把串钱的绳子都扯断了。街巷中,许多百姓丰衣足食,有自己的马匹,田野中更是牛羊成群。窦太皇太后也很崇尚黄老,在宫廷中大力推行,要求皇子、皇孙乃至窦氏外戚都必须熟读《黄帝》《老子》。

汉初的国力恢复,并不能掩盖社会问题,这也是黄老之学不能解决的。《汉书‧食货志》中说,在汉武帝初年,“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也就是说富豪之家依仗法律宽容和手中的财富,肆意兼并土地、横行地方;宗室官员争相奢侈,车马服饰都超越了等级界线。

西汉内外交困的政治军事危机也不容忽视,内有诸侯割据,外有匈奴侵犯,严重威胁着大一统王朝的格局。由于国力的衰弱,历代帝王都采取妥协、守成的策略,无法根治这些问题。汉朝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皇权,来扫平这个国家的所有阴霾,变成真正的大一统盛世帝国。

因而,到了汉武帝登基时,这位意欲有番大作为的年轻帝王,对待有着更加积极的入世态度的儒家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尊儒的文化潮流应运而生。

敦煌壁画: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公有领域)

沟通西南

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登基,窦太皇太后于公元前135年去世,在几年里,汉武帝的新政受挫,他却做了两件对外影响巨大的事情,一件是派张骞出使西域,一件是巧妙救援南方的东瓯国。

大家都知道,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但他出使的初衷,是汉武帝为抗击北方匈奴而做出的决定。汉初以来,匈奴人侵扰边境,杀死边民,抢掠财物,是汉朝最大的边患,也是汉武帝统一华夏的巨大障碍。汉高祖刘邦曾经和匈奴军队作战,结果刘邦被困,险些丧命。此后,汉代皇帝都不敢贸然对匈奴出兵,一方面采取消极防御政策,一方面采取和亲与馈赠的方式,安抚匈奴。

一个偶然的机会,汉武帝从匈奴俘虏处得知,西域有一个大月氏国,曾受到匈奴人的压迫,国王也被匈奴人杀死。为了摆脱匈奴人的奴役,大月氏人一再迁徙。汉武帝就有了远交近攻的想法。可是,没有人知道大月氏国在什么地方。于是,汉武帝下诏令,招募能担任出使大月氏的使者。最后,他精选出一百人,作为使团成员,并任命守信义、有勇有谋、口碑极好的张骞作使节。

张骞,原在宫中担任郎官,他擅长骑射,了解匈奴的情况,与汉武帝一样,他也主张武力回击匈奴。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和随行一百多人从陇西出发了,踏上汉朝寻访西域之旅。前途漫漫,没有人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

没想到,张骞刚走到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人抓获,之后和汉朝失去了联系。他是生是死,是投降还是被监禁,都无人知晓。而在张骞出使的同一年,建元新政夭折。此时,匈奴再度要求和亲。由于张骞一去杳无音讯,汉武帝在没有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前,满足了匈奴的要求。不过,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之举,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建元三年(前138年),南方的闽越国围攻东瓯国,东瓯国派人向汉朝求救。因为汉朝东南福建、浙江地区一共有三个小国:南越国、闽越国和东瓯国,是秦朝时少数民族越人的后代。汉景帝时期,吴楚七国叛乱,东瓯国国王骆望贪图小利,派遣军队加入了吴王刘濞的叛军。

叛乱失败后,刘濞逃到东瓯。汉景帝派出使者谈判,只要骆望交出刘濞,就赦免其罪行。骆望为自保刺杀刘濞,他的儿子刘驹逃往闽越国,并借机怂恿闽越国国王扩张领土,进攻东瓯国。东瓯难以抵抗,向大汉求救。

这对于汉武帝而言,确实是个难题。这是因为如果发兵东瓯,必须得到窦太皇太后的允许,而奉行“无为而治”的太皇太后很可能反对用兵。心怀大志的汉武帝明白,如果这次不能解救东瓯国,就无法在各国树立威信,将来更不能镇抚万国,于是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

汉武帝派大臣庄助到当地,调动当地驻军对付闽越。庄助一行带着汉武帝授予的代表权力的节杖赶到了会稽,向当地最高长官宣读了皇帝的命令。闽越王听说汉武帝派大臣来到了会稽,迅速撤回了军队,东瓯国的危机解除。之后,东瓯迁徙到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地区,正式成为了大汉的臣民。

汉武帝成功救援东瓯国,使其在朝廷内外树立起了威信。尽管这几年汉武帝志向难伸,但是他显露出的魄力和谋略,让人刮目相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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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婧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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