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旧时的蹊径（上）
彩绘人物故事漆屏是中国北魏时期的艺术珍品，1965年11月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的司马金龙墓。（公有领域）
走过旧时的蹊径——代序
我是个不积极又不果断的人。生活散漫离乱，得过且过。自己这些年的研究，亦复如此。其实也说不上什么研究，只是课余之暇，独坐书房，闭门造车，东拼西凑，了无章法可言。
至于如何选择历史这个营生，说来也很偶然。只缘高中毕业那年，终于留级，但功课未见起色，只有历史科较出色，但也不过七十来分，其他各科可想而知。不过，我想读的是新闻，那时台湾还没有新闻系。心想没有新闻，不如读旧闻。因为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但不论新与旧都是一样，我都是妄想，肯定考不取，只借此台北一游。但却意外侥幸考上了，真是意外的意外。
当年台大历史系，在傅斯年先生的调理下，是台湾大学的第一系。名师如云，南北混同。但我却漫步椰林大道，不知历史为何物，于国计民生何补。不过，后来问题终于来了，因为毕业时要写篇论文。论文是什么？怎么写？我完全不知道。但不论怎么说，总得先选个题目。虽然，当年劳干先生没有开魏晋南北朝史，但我们班上包括何启民、孙同勋、金发根和我，却都选了这个范围。后来大家都没脱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范围。所以，我们可说是台湾培植的第一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工作者。
我的题目是〈北魏与西域的关系〉，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也许是因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吧。关于阳关，四年级时劳先生开了一门“魏晋南北朝史专题”，讲的就是阳关，一年的时间徘徊大小方盘城之间。不过，这门课选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两三个旁听的，使我那一年再也无法逃课。不过，这个问题对我的论文有些帮助，我的论文大概写得还算不错，劳先生给了九十六分。毕业后报考研究所，劳先生为我写推荐信，说我对白鸟、羽田、箭内的著作，有深入的研究，可继黄文弼楼兰未竟之业，期许颇高。其实我当时对这些日本学者的著作，略有接触，但却不尽了解。而且对于“西征楼兰”，那是条茫茫的天涯路，实非我能力所及。而且班上同学高手不少，衡量再三，我拿了推荐信，却没有报考。
不过，“西域”，对我以后申请香港新亚研究所，有很大的帮助。我申请新亚研究所，也是非常偶然的。那是退役之后，在历史博物馆研究组工作，负责的业务是国际交换，因和单位主管相处不洽，递了个“请辞，乞准”四字的呈文，就下乡教书，开当铺去了。在乡下一年，教书尚可，当铺却开垮了，又回台北在个书店当门市。那时我刚结婚，居于陋巷违建之中，生活非常艰苦。一天看到报上一则广告，香港新亚研究所在台招生。我妻见我整日沉湎“一剑光寒十四州”中，并非长策，总该混个功名，远了去不起，这里倒合适。所以，劝我报考，但我兴趣缺缺。倒是我的朋友万家茂非常热心。那时他正读台大医学院生理研究所，做完实验，就来窝居，两人各据一椅，追读金庸的《萍踪侠影录》，即《射雕》。他为我到学校申请成绩单，为研究计划找打字行，并且在申请截止前一天晚上，陪我到邮政总局投递。
申请研究所，研究计划是必须的。但我却不知怎么写，用些什么参考书。好在自己在书店门市工作，架上还有几本通俗可用的书。于是，就以自己的论文为基础，再以读过一些汤恩比文化的挑战与回应模糊的概念贯穿，写成〈西域‧文明的驿站〉的研究计划。认为西域环绕沙漠的绿洲地理环境，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早期处于农业与草原文化之间，随双方的政治势力而沉浮。其后界于东西文化交汇之处，由于本身无独特的文化基础，因此，东西文明传递至此，皆能保持其原有文化的风貌，以待另一种文化的吸取。西域居于其间，缓和了两种文化接触与挑战的冲击力。计划寄去四五个月，如石沉大海，我早已忘记这件事。一日突然接到通知录取了。后来知道这次招生只有一个名额，是亚洲基金会给的。包括台湾、日本、东南亚各地十九人申请，我竟又侥幸录取了。据说当时校外委员罗香林先生非常欣赏这个研究计划。
进了新亚研究所，拜在牟润孙先生门下。不过，这个研究计划只是进阶之用，如要再进一步探讨，就非能力所及了。那么，从何处切入，颇费思量。后来想到初入台大历史系时，因鲁实先先生之嘱，读了一部黄善夫刊本的《史记》，接着又读了半部《汉书》。于是便从《史记》所载高祖“平城之围”入手，讨论汉匈的和战关系。写成了一篇七八千字的稿子，注了三四万字。这篇稿子是自习之作，目的在学习材料的运用与掌握，从来不敢示人。不过，后来研究所月会报告〈试释论汉匈间之瓯脱〉以及对长城问题的探讨，和现在写司马迁《史记》关于对汉匈问题的解释，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所谓研究所月会，由钱穆先生亲自主持。每次由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与学生各一，提出报告。然后由各导师提出评论，最后钱穆先生作总结，气氛颇为肃穆。轮到我报告，提出的报告是〈试释论汉匈间之瓯脱〉，文章以文言写成，两周前已分送诸导师与同学。不过，想想有所不妥。因为和钱先生的《国史大纲》有相左之处。钱先生对瓯脱的解释，取其原始义，即韦昭所谓“界上守屯处”，与颜师古注《汉书‧匈奴传》所云：“境上候望之处”。我则取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的引申义，即“瓯脱，闲地也”。扩大为“农业与草原民族间的缓冲地”。因此，我请示师父牟润孙先生，是否要删去与钱先生抵触之处。牟先生说钱先生不一定会记得。但钱先生不仅记得，而且记得很清楚，并且很坚持。对我作了非常严厉的批判。最后还是郑骞先生以辛弃疾的一句词：“瓯脱纵横”，为我解围。
这次月会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多，是新亚研究所月会空前绝后的一次。老夫子真的生气了。以后在新亚研究所的几年，我不敢再见钱先生。直到他定居外双溪素书楼，才再亲近钱先生，多所请益。月会的第二天，一位没有参加月会的学长，走进我研究室，他光光的脑门上冒着汗珠，瞪着眼，怒冲冲地指着我说，我不该冒犯钱先生。他说昨天他没有来，如果来了，我早就躺下了！我说：“瓯脱，只是偶尔一脱，昨天已经被脱得光光，以后在新亚一天，决不再脱。离开新亚，我一定还脱。”的确，后来以长城为基线，讨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以及拓跋氏从平城到洛阳文化转变的历程，就是以瓯脱为基点出发的。（待续）（本文限网站刊登）
内容简介
只有文化理想超越政治权威之时，史学才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空间，魏晋正是这样的时代。魏晋不仅是个离乱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文化蜕变的时期，更是中国史学黄金时代。书中一系列魏晋史学的讨论，虽然是作者研究魏晋史学的拾遗，却也道出对这个时期史学探索的某些观念。此外，关于魏晋时代的散论，以及对长城文化的探讨，也是作者曾进行的研究工作。这些以文学笔触写成的历史文章，常带感情，读来倍添温情。
──节录自《魏晋史学及其他》／东大图书公司
责任编辑：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