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蜀忆事(5)我的两个孃孃

作者:愚翁
共产红潮肆虐神州大陆,回顾几十年血泪岁月,悖于常理的事荒唐地横行着,人人事事桩桩都被共党鬼魅桎梏着。(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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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一辈有二男二女:大孃、二孃、伯父和父亲。

听母亲讲,大孃和二孃都是解放前几年嫁出去的。

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非常拮据。家里样样东西都要节省,买日用品要买减价的,买布匹要买人家卖剩下的节节布,买油买盐也要讨价还价,人家称秤的时候,还要紧紧盯着秤星,生怕短斤少两吃了亏。连孩子们玩耍弄丢了个钮子,也要狠狠挨顿骂。

大孃叫陈在秀,她个子瘦小,为人胆小怕事。祖母怕她嫁出去受别人欺负,请了几个媒人为她寻找婆家。一连找了好几家,祖母都感到男方家庭成员复杂,担心大孃过去吃亏受气,没有答应。

有一天,一个媒婆兴冲冲地找上门来说,她给大孃找了一个好婆家,家庭条件好,男人脾气也不错,嫁过去肯定不会吃亏。她说那个男人姓管,世代单传。家住小于坝,离县城只有十几里路。他家不仅有五十亩田地,在太和镇街上还有两间铺面。祖父怕媒人说谎骗人,第二天步行四十多里路赶到小于坝进行明查暗访,证实准确无误后,才同意媒婆前去提亲。

我的姑爷叫管兴业,读过几个私熟学校,为人谦虚,说话细声细气。我们全家人都为大孃能找到这样的婆家感到高兴。没过多久,大孃就被四抬大轿接到婆家去了。因为姑爷姓管,我们从此就叫她管大孃。

管兴业一点也不会“兴业”。他不但抽大烟,而且还天天泡在赌馆里赌搏。大孃嫁过去后不到五年时间,诺大的家产就被他输得精光。他卖完田地卖街房,要债的人天天跑上门来追帐,有时甚至达到络绎不绝的地步。他还不起赌债,不敢在家里住,就一个人跑到潼南一个亲戚家躲了起来。

这时候,管大孃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为了生存,不得不到一个有钱人家去给别人当佣人。

祖父听到消息,气得大病一场。埋怨祖母不该把女儿嫁给这样的败家子。

二孃叫陈在芳,她身材高大,天生一副男孩子的性格。她小时候爬树掏鸟蛋、下河摸鱼虾,哪一样都不比别人家的男孩子差。她生就一双大脚板,什么样的农活都能干。

二孃嫁过去的地方叫廖洞垭,是个穷山沟。姑爷姓胥,叫胥刚林,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子。他的家境远不如管大孃婆家家境好。他家只有一亩多田地,三间茅草搭的房子。但他很勤劳,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当挑夫,家里土地全由二孃一个人耕种。春种秋收,二孃不但能挑粪上山,还能驾牛犂地。胥姑父身强力壮,一百五六十斤的担子挑上肩头走上十里路也不会歇气。他把射洪产的盐巴挑到蓬溪、南充一带贩卖,回头又把那里的棉花、粮食挑回射洪。肚子饿了,就啃几口干饼子,渴了就在路边舀一瓢凉水灌下肚子。他不辞劳苦,长年在路上来回奔走。几年下来,居然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他新修了三间瓦房,购买了十几亩田地,一下子改变了穷困面貌。

祖父听到消息,高兴地说:“二女子终于嫁对了人家。”

一九五〇年,我们县里搞土改。管姑爷虽然解放前吃喝嫖赌,不务正业,但他解放时已经一贫如洗,划分阶级成分时划成了贫农,不仅分到了几亩土地,还把输出去的瓦房分了两间回来。

他回到失而复得的屋子里,感慨万端。他对我大孃说,这个社会真是奇了怪了,想不到茅坑里的石头也有翻身的时候。他庆幸自己把家产输得干干净净,要不然到了土改,肯定是个地主无疑。

当他输钱败家时,无论大孃怎么怨声载道,他都不敢哼一声。但是现在划成了贫农,他的腰杆似乎也直了,胆量似乎也大了。他说要不是他提前输掉了那些家产,现在全家都在挨批挨斗呢。言外之意是说,他过去的做法是完全对的,一家人都要感谢他败家才对。

胥姑爷的命运却截然相反。他辛勤劳动,省吃俭用,解放时已经拥有十几亩田地,按照土改政策,理所当然的成了地主,成了被斗争的对象。

工作队把他捆绑在门前的大树上,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挣来的家产,被村民们搬走。人们拥进屋子,把他家里的衣服鞋帽、桌椅板凳、坛坛罐罐全都一扫而空,连张吃饭的桌子也没有给他留下。

互助组那年,胥姑爷因为解放以前挑担子劳累过度,得了吐血病离开了人世。

胥姑爷虽然得到了解脱,但却苦了我的二孃。他的“地主”帽子紧紧扣在二孃头上,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辈子也取不掉。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地、富、反、坏、右”成了天然的批斗对象。到了文革时期,他们虽然成了“死老虎”,但仍然脱不了干系,因为“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批判“走资派”,必须把他们抓起来一起批斗。

公社召开批斗大会,二孃几乎每次都在被斗之列。就是不挨批斗,也要把她这个富农婆子双手反绑起来,跪在主席台下陪“杀场”。

文化革命中,二孃被打断了两根肋骨,经常整夜整夜的痛得睡不着觉。她经常半夜三更一个人走到河边去,面对滔滔而去的河流,总想一死了之。

有一次,她已经走下河去,就在河水淹过她的胸部、快要把她冲走的刹那,她猛烈止住了脚步。她想去死,但不能这个时候去死。她的儿女还未成人,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失去了父亲又失去母亲!她要坚强地活下来,她再苦再痛也要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一九六七年,我父亲回家探亲,他从汶川带了两根虎骨回来。母亲找人带信叫二孃拿回去泡酒治伤痛。

恰好那天父亲也在家,二孃怕她成分不好,连累到父亲,竟然站在村口上,连我们家的门也没有迈进。我拿着虎骨,送到村口去交给她。我拉着她的满是老茧的双手,硬要拉她进屋去吃午饭。她两眼流着泪,用双手抚摸着我的头说:“梦娃乖,梦娃要听话。孃孃今天忙,等以后有空了再来看你妈。”

说完,她双手拭着眼泪,一步三回头地看着我家的老屋,渐渐消失在远处的山路上。

二孃走了。她连我的父亲——她的亲兄弟都没能看上一眼,就这样惆怅地走了。

待续@*#

责任编辑:谢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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