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重谈毛泽东
随着马列联盟的惨败，一代变态时期的宠儿毛泽东，便伴随着共产腐臭的僵尸一起，从此走下了神坛。随着历史的不断进化和发展我们发现，中国的共产瘟疫是依赖一个有特殊的社会环境，才能够最终地得到了形成，辛亥革命以前，清王朝的腐化和堕落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人民不断地进行造反，这些早期的维权意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产生，同时，西方的社会意识也随着“逼迫的开放”进入了中国，禁止不住的言论自由不断地刺激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进化意识，从此，一个封闭多年的自由空间，在“莫谈国事”禁锢中越发地刺激和吸引人，这时候，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论战，在这个没落的皇权专制制度就要倒戈的变化中一发而不可收拾。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满清王朝的灭亡，混沌初开的国民革命仍然十分的脆弱，还将面临着打倒军阀完成统一的艰巨任务，所以它必须要团结一切进步的力量，去实现这个时期最为主要的目标。恰巧这个时期的共产风暴正在席卷着全球，它开创了一个时髦的、积聚煽惑力的词句，挑动起人们的占有欲，让创造财富的人们都遭受重创。由于苏联的气候，共产的势头就悄悄地溜进了中华民国。
由于民国正在统一的路途上行进，百废待兴之中难免连年的战乱，即使有用赎买的方式“平均地权”的主张，也还没有来得及去实施，老百姓那里仍然还是没有看到过好处。随着共产气候的蔓延，以及对这个气候今后将会带来的危害估计不足，“联俄、联共”不但没给国民党带来帮助，相反，给共产专政开创了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小朝廷。农民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刺激中，获得了精神和财富方面的许多利益，这些利益和国民政府忙于出兵北伐相比较，还是共产占了上峰，这种破坏伦理、偏离了大自然规则的占有欲，后来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共产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应该感谢两种势力和一个人：第一是军阀，没有军阀混战的局面就不太可能“联俄、联共”。第二是日本人，没有抗日战争也不可能削弱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第三是西安兵谏，没有张学良就不会出现功亏一篑的现象。
毛泽东一生立了三次大功：第一次是抗日时期不抵抗，利用抗日的机会扩大了自己的武装。第二次是 出色地施展了精湛的欺骗艺术，十分成功地把愚民政策运用得炉火存青，从而“争取”了民众、窃取了政权。第三次是大量地杀人铲除异己使自己成神，最后巧妙地恢复了帝制，让历史倒退了一百年。
毛泽东在世期间办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修改教科书，特别是篡改了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第二件事是残酷地迫害知识份子，进行了历史上第二次的“指鹿为马”和“焚书坑儒”。第三件事是开创了一个全封闭式的邪教空间，给全体中国人强行洗脑，使这个民族的进化意识受到了破坏性的干扰。
经过一个世纪的破坏性实验，我们在痛苦的遗产中终于找到了一种答案，那就是：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死难八千万受迫害的同胞们；没有毛泽东，中华民族早在一九一二年就已经看到了自由的希望；没有毛泽东，这个政权就不会退化堕落出这么多可恨的贪官，以致于我们还要重返檀香山，筹建兴中会，完成推翻帝制的第三次革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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