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段操作。推进政治改革，实现体制转变，是一件非常复杂和艰巨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需要把最终目标精巧细致地分解开，一项一项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在具体操作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进行。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举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土耳其的国父基马尔采取费边主义战略取得的成功。费边是古罗马的一位著名的军事统帅，以善于迂回渐进的战术取胜于敌而著称。费边主义则是19世纪英国的一种社会改良思潮和政治派别（主要领袖为韦伯夫妇、华莱士和著名作家肖伯纳）。奉行这种社会改良思潮的人组成了一个社团，取名为“费边社”，意为以和平渐进的策略改造英国资本主义社会（1900年，该社团并入英国工党）。这以后，人们就常常借用费边主义代称主张以迂回渐进的方式改造社会的战略、策略与战术。
土耳其共和国在立国之初，面对着使国家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几乎全部常见的问题：如民族共同体的确定；现代世俗政治组织的创建；社会和文化改革的发动；经济发展的推进等等。基马尔不求同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是审慎地把一个个问题分开处理，从而赢得人们对某种改革的默许，甚至支持，而这些人对他的其他改革可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的办法就是先易后难，先从容易得到最大支持的问题入手，然后逐步转向最困难的问题。据此，他首先着手解决民族共同体（即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本国领土边界的划定，对此，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绝大多数都表示支持。下一步是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现代政治体制——宪政民主政体，以重建政权的合法性和确立新政权的权威。然后利用这种政治体制推行宗教、社会、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改革。等到传统的方式和风俗被削弱或取消以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才得以畅通。
“总之，经济增长需要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权威；而有效的政治权威则植根于纯一的民族共同体。许多国家处理现代化问题的先后顺序都是偶然事件和历史的产物。但土耳其的变化顺序是基马尔有意识地计划出来的，这个统一——权威——平等的模式是最最有效的现代化顺序。”“基马尔之所以取得这些改革的成功，全赖他既有能力逐一进行改革，又能在着手一项改革时，有效地表明他无意于其他的改革。他对自己的宏大计划和最终目标守口如瓶。”当然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状都不一样，因此在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所面对的问题和选择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从策略的角度讲，土耳其的改革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告诉我们：在面对诸多的问题时，不要四面出击、乱了方寸；而应采取冷静和审慎的态度，分阶段操作，分步骤地推进改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四、善于博弈。1999年11月15日，中国与美国签署了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定。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正式使用了“双赢”概念，意思是签署这一协定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而“双赢”概念正是博弈论中的常用术语。博弈论的原始思想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萌生。我国春秋时期的名著《孙子兵法》中便充满了博弈的案例。我国战国时期脍炙人口的“田忌赛马”的故事，更是典型的博弈。齐国国王与名叫田忌的大将进行赛马，双方约定，各出三匹马，马分三等，即一等马、二等马、三等马各一匹。每次双方各自从自己的三匹马中任选一匹比赛，输者得付给胜者1000两黄金，一回赛3次，每匹马都得参加。在同一等级的马中，齐王的马都比田忌的马要强，齐王自信必胜无疑。比赛的结果却是田忌获胜。田忌采用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自己的三等马对齐王的一等马（输）；用自己的二等马对齐王的三等马（赢）；用自己的一等马对齐王的二等马（赢）。从而以二胜一负的总成绩赢得比赛的胜利。田忌真是个聪明人，如果机械地与齐王比赛，结果当是0：3。博弈一词指的是某些个人或组织做出相互有影响的决策。
博弈的结局，不仅取决于某一个人或组织的行动，而且取决于其他个人或组织的相应行动。因此，人类的社会活动（当然包括政治活动）绝大多数都可以算作博弈。正因为如此，博弈论一经问世，就迅速在许多领域扩展开来。在博弈论中，把每一个当事者称作局中人；每一个局中人在博弈结束时都会得到一笔支付（或正或负）；如果在一场博弈中，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总和为零，那么该博弈就称为零和博弈。此时，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一方所得就是另外一方所失，例如齐王与田忌。凡是不具备这一性质的博弈，统称为非零和博弈，例如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缔约，谈判结果是双方均有受益。博弈思想和博弈论的方法对于我们探讨策略问题极有帮助。因为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涉及到各阶层、各社会集团和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利益，所以只考虑某个阶层、某个集团或某一部分人的意愿是不够的，必须学会用博弈论的方法来思考问题，通盘考虑各阶层、各社会集团和广大公民的利益、愿望、要求、政治取向、政治策略，并据此制定能获取较大支持和代价较小的对策（博弈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称为对策论）。这样做肯定有助于提高成功的概率。
五、学会妥协。中国人因深受长期以来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党文化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影响，在参与政治活动时，总是习惯于唯我独尊、排斥异已、互不相让、势不两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于你死我活。封建王朝是这样，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是这样，民运内部也是这样。只有臣服、屈从的传统，而无妥协、让步的观念。一提妥协，就与投降、叛变联系到一起，视为大逆不道。其实，妥协是现代政治的一条重要规则，也是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说的“民主的基础是妥协”。可以说，不懂得妥协，就不懂得政治、特别是不懂得现代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内涵。
我们不妨以北爱尔兰问题的解决为例。北爱尔兰由于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教派冲突和（与英国）统一与独立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在过去的30年间，共有3500多人丧生，社会经济遭受很大破坏。两大政治力量之间一直势不两立、互不妥协，甚至不惜诉诸武力。结果是两败俱伤，也使人民蒙受极大痛苦。后来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之下，冲突各方均认识到，继续冲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是“双输”），终于坐到谈判桌边进行谈判。经过反复协商，互相作出让步，最终达成妥协。主张统一的北爱统一党承认一直与之对立的各党派的合法性，并宣布接受1998年签署的北爱和平协定；主张独立的的新芬党也不再坚持北爱脱离英国，并宣布解除武装、放弃武装斗争。
1999年11月29日，北爱尔兰组成了首届真正权力共用的政府，被任命的各位部长代表了北爱尔兰各方（北爱统一党、新芬党、社会民主工党、民主统一党）的政治见解。新政府由北爱统一党（大部分成员是新教徒）的领导人、第一部长大卫．特林布林领衔，他的副手（几乎与他享有同等权力）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天主教徒谢默斯．马伦。11月30日，英国议会通过将执政权力交还给当地官员的法案。12月1日，北爱尔兰正式重新得到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力。随后，爱尔兰共和军自动解除武装。（2000年5月6日，爱尔兰共和军发表声明，宣布该组织已经准备把武器“完全地”、“能核查地”搁置起来不再使用，开始和平进程，并对北爱尔兰公正和永远和平作出承诺，爱尔兰共和军将不对北爱和平进程构成威胁。）这样，长期困扰英国、爱尔兰和整个欧洲的北爱兰问题总算达成了各方均能接受的政治妥协。我们可以事后来设想，如果北爱冲突各方坚持各自立场、互不妥协的话，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可以肯定，北爱和平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的，冲突也不知到何时才能结束？尽管北爱实现持久和平的道路并不平坦，至今仍然存在不少障碍，但是对其发展前景是可以谨慎乐观的。
回到本章开始时胡平总结八九民运策略方面缺失的话题。我认为在充分肯定八九民运历史意义的前提下，认真总结它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策略方面，八九民运值得反思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比如，是否有必要在尚有很大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冒然地发起绝食（在政治实践中，绝食是在迫不得已、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采用的极端举措）？我看过大量回忆资料，至今也搞不清为什么非要在当时发起绝食（据鲍彤后来回忆，正是在学生开始绝食的同一天，1989年5月13日，邓小平亲口表示同意政治局常委8日会议和政治局10日会议的意见，即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案。见鲍彤着《中国的忧思》，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年5月版P109）？又如，绝食期间，适逢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来访，中共党内的改革派领导人一再发出资讯，希望绝食学生在此期间撤出广场，以便使戈巴契夫的来访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果。这么简单的道理，人们只要根据常识即可作出正确的判断；但在当时却鲜有几人回应。
结果，使得戈巴契夫来访不仅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产生积极效果，反而使中共保守派得以借题发挥，导致主张政治改革的赵紫阳总书记下野，形势急转直下。再如，掌控政治权力的中共保守派已经公开下达了戒严令，并调集了数十万军队进京，随时准备施行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上仍有许多人天真地相信会召开人大会议，改变局面，因而不肯主动撤离；学生领袖们也莫衷一是、形成不了有效的决定，使得天安门广场和整个运动完全陷入一种失控状态。八九民运还有一大失误，就是拒绝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建立联盟。学生领袖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学运与上层斗争无关”。这句话咋一听似乎不错，好象还很有些道理，其实大谬不然。学生运动与上层政治斗争历来关系密切，怎么可能“无关”呢？不同的政治领导人及其对待学运的不同态度、不同对策，直接关系到学运的成败。不懂得这一点而充当学生领袖是很成问题的。
八九民运的失败，与学生领袖（当然不只是学生领袖）在这方面的幼稚与失误是有关系的。《孙子兵法》上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说得多么好啊！真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和体会。仅从策略的角度来总结八九民运的教训，需要反思的地方是很多的。当时的大学生只有十八九岁、二十来岁，不可能有多少政治经验，因此不应该苛求他们。但是这样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代价惨重的政治运动，决不能让它过去就过去了。而应该不断认识，不断反思，不断总结经验，从中汲取教训，以使我们在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智慧，尽量少犯错误、尤其是不要重复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这样才能使为民主理想而牺牲的先烈们的血没有白流，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化进程。
结 束 语
中国人民追求宪政民主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了。
在这一百多年中，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献出了他们的一切乃至生命，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住这些真正的人。
我们要继承英烈们的理想、精神、信念，致力于推进和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不管前面还有多少艰难险阻和曲折反复，我们都将矢志不渝，忠贞不贰。
英烈们的鲜血浇灌出的自由之花已开遍祖国广阔的原野，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结出宪政民主的丰硕果实。台湾的政制转型明白地昭示着大陆的明天。我坚信，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远了。
清代著名诗人张维屏的一首题为《新雷》的诗很能表达笔者此时的心绪，诗的内容是：“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谨以此诗作为全书的结束语。
后 记
本书写作于1999年下半年和2000年上半年，适逢世纪之交。写作时间虽不到一年，但其内容却是我十年来学习与思索的产物。十年来，世界形势与中国时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人权、自由、民主的呼声愈来愈高，中国正在蹒跚地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所有这些事变都给我以深刻的影响。我受知识与思维的局限，大脑中时常萦绕着许多困惑与问题，内心自然希望寻找答案。因此先后读了不少书，拜了不少师，也陆续将研习心得写成一些文章。本书就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可以说首先是写给自己用以明辨与解惑的。同时，在过去的十年中，经常与各方面的朋友讨论国事与天下事，从中受到不少启发，开阔了思路，增长了见识，对本书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可以说是集体思考的产物（当然执笔在我，文责自负）。笔者寄望以本书来回报朋友们对我的帮助和教诲，也想籍此与更多的关心国事的朋友们进行交流、讨教。我写作本书的最大愿望是探索中国政治改革、政治制度创新和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的道路。我深知这一课题远非个人的学识所能胜任，然正所谓积水成川、集腋成裘，只要尽自己的良知和努力，忠实地履行公民责任，也就可以问心无愧。
在此要说明的一点是，书中援引的资料全部采自已公开发表的文献，这是为了论证问题所需要的。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些资料本身未毕确切，甚或还有不少水分。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如我国社会正处在快速变化之中、统计工作方面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基础资料不准确、普遍存在弄虚作假以及行政干预。即使是这样，许多方面的资料仍难以查找到，或者根本就没有。这是对本书造成的最大困扰之一。请读者明察。当然不能排除由于作者的主观原因产生的失误，亦望读者指正。
在本书完稿之时，我首先要感谢包遵信先生花费了很多心血为本书作序，使本书增色生辉。还要感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先生、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陈小平先生、吴稼祥先生、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张伦先生对我的帮助，他们的一些中肯的意见已经被吸收到书中。国内的朋友给予我的帮助实在太多，故难以一一列举，只有心存感激！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田原！没有她的理解与支持，我的工作是难以完成的。
200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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