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下） 所谓“万言书”
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为了人民的美好的未来，真正做到了自愿、愉快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今天……人民的不满却日益增长而普遍。这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若干严重的而又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也要说这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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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有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听说过，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看到过。即便有个什么检讨，那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误不负有任何责任。这，怎能令人信服呢？
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地修正中领导大家前进的，故而缺点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又怎能是可以避免的呢？
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巴！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人，是任何时候都会对他们说知心话的人。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问题。
我觉得，选这些人做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一些人是不合适的；但是在选举方法上，似乎不够妥当人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的样子。
比如，有些代表既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偏偏当上了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
其次，代表候选人都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人在群众中是没有威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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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办法，我认为，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而不是由上级指定名单让大家举手通过。只要真正是经过锻练的、品质优秀、成绩显着、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经过一番选举活动，诸如向选民发表演说、或向党员进行介绍，等等，人们是会选中他们的。
如果说，怕这样做的结果，有一些中央看中的人可能选不上，那么倒也清楚，就不要把这些人硬拉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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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意见和看法，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而是根据我日常和若干同志的“谈心”综合而得。
既然有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什么不写文章呢？
是的，应当这样的。可是，这能够么？报纸能发表么？
今年9月初，我倒大胆地试了一次，写了一篇批评宴会、聚餐之类问题 的杂文，结果被《人民日报》编辑丢进了废稿堆。
和这稿件一起的，还有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上，我谈到了目前我国言论自由和新闻报导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封信的结果，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石沉海底！它或许已被送到了中宣部，也可能被送到了公安部。
我所以说我们的言论不自由、新闻报导不够客观和公正，完全是有事实根据的。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内部的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我们就会非常触目惊心地感觉到：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被过分夸大地宣扬了，而黑暗和腐朽则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而对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报导，因为光说人家的坏而不讲人家的好，于是就使人一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到那里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包括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文化。
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为。
而我们应该相信，我国人民具有相当的判断力，加上党的引导，他们会正确地认识事物的。然而，我们从未这样做过，到今天也还未发现有这样的趋势。
其实，纸是包不住火的。愈是这样地隐瞒真相，就是把人民推离现实越来越远。而一旦当人民看到事实后，他们的惊慌和失望的程度就会更大，从而会愤怒地悔悟到自己是受尽了别人的欺骗！
斯大林错误之被揭发和匈牙利不幸事件之发生，为什么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突然”和惊奇感，为什么会引起党内若干同志的思想混乱，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过去向人们宣传的只有好、好、好，似乎一切不好的事是绝对不会、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最近，有许多人写信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批评我们的宣传带有欺骗性和不信任人民的性质，表示了他们的正当愤慨，说“上当意大，失望愈重”。我以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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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每一项政策及其每一种具体的做法都必然会是正确的。
因此，在将做或刚刚开始做一桩事的时候，不必发表过多的肯定胜利的预言，而应该充分地预料到它会碰到的人为的或天然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号召干部和人民警惕和努力。
好与不好，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据，人民会根据事实来进行判断的。
然而，在事实上，我们又没有这样做，结果使劳动人民盲目地信任干部或不过问政治，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不利。
今天，有些人对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社的不满，并非由于社会主义式的“组织起来”的方针不正确，而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人为的灾难！
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是处处事事均“唯命是听”。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人民日报》自从改版后，确实是发表了一些干预生活的文章。但是，它们的锋芒是对的谁？是对那些县以下的小人物，而且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于那些地位高得多的干部，对于那些不知严重多少倍的事件，以至对于中央和国内重大的问题，却一句话都没有，这是什么道理？
对于这种种反常的现象，新闻界的同志并不缺少要讲话的人，可是，到哪里去讲呢？
三
这封没写完的信就到此为止。之所以没把它写完，更谈不上把它送出去，前面已经说过，是因为听说全党即将整风，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次全党都来个“大洗澡”上。但是很快，这希望就完全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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