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认为，凡不属“文明”希腊人的异邦人，均属野蛮人，由此延伸出“野蛮主义”的概念。正像希腊人自认为雅典有个“地球之脐”一样，中国人以世界“中央”自居，以“四夷”为野蛮人。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的小说《心兽》（Herztier，台湾中译本从英译转译为《风中绿李》）对野蛮人的特征有生动的描绘。与“心兽”一词相近的中文成语，多指暴君，如《列子•黄帝》：“夏桀、殷纣、鲁醒、楚穆，状貌七窍皆同于人，而有禽兽之心。”人类历来饱受其暴行之苦。
与野蛮主义对立的人文主义，最初同样是一种古希腊罗马现象。驯化野蛮，不仅仅靠鞭笞，更重要的靠陶冶人心的诗美。
两种野蛮主义的历史延续
野蛮主义在二十世纪的肆虐，是与历史，与两种极权主义的兴衰纠缠在一起的。米勒的故乡所在的巴纳特（Banat）省区，是罗马尼亚边境位于中欧的历史重地，一度在奥图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铁蹄之下，历史上也曾赢得独立地位，今天分属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推翻罗马尼亚王国的安东奈斯库将军（Antonescu）的政权，曾参加法西斯同盟，率军跟随希特勒征战。苏联红军的威势使得罗马尼亚在二战结束前最后一刻倒戈，抓获并处死了安东奈斯库。从事反法西斯活动的共产党人齐奥塞斯库（Ceausescu）掌权之后，促使罗马尼亚力求抹掉跟随纳粹的耻辱的历史，像东欧别的共产国家一样，更讳言的是红军的罪恶。但历史是无法抹去的。米勒父母是巴纳特省区的德裔少数族群，二战期间父亲曾在SS党卫军服役，可是，1945年，他还没有从前线回来，米勒的母亲就和许多德裔罗马尼亚人被驱赶到苏联，在位于今乌克兰的劳改营惨遭五年折磨。
米勒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Niederungen，1982 ) 中的故事，大都带有自传色彩。其中的《葬礼上的布道》，通过一个小姑娘的第一人称的视觉来审视两种野蛮肆虐的历史。在主人公亡父的灵堂，作者借墙壁上挂满的父亲生前的照片来简述他的一生：他当过兵，当过农民和卡车司机。他的遗体落葬后，一个醉汉、当年的战友告诉主人公说：你父亲杀过人。主人公答道：那是在战争中。那年头杀二十五个人得一块勋章，他得了七块勋章。醉汉又说：在萝卜地里五个士兵轮奸了一个女人，你父亲在她的两腿间插了一根萝卜。“我们离开时她还在流血。她是个俄国女人。几周后，我们把所有的武器都称为萝卜。……为了庆祝新年，我们去德国一个小镇的歌剧院。演员的歌声尖锐得像那个俄国女人的尖叫。一个个离开了剧院，只有你父亲一直看到最后。几周后，他把所有的歌都称为萝卜，所有的女人都称为萝卜。”
在小说中，米勒的叙述往往是冷峻的，不动声色的。在她的散文和政论中，倾向性表现得较为鲜明。她曾只身流浪到罗马尼亚北部地处欧洲心脏的马拉穆热县（Maramuresh），这原本是中世纪一个牧歌式的农业社会，同样见证了欧洲历史的风云。二战期间，罗马尼亚境内被杀戮的犹太人达三十多万。米勒走过马拉穆热，见到一座纪念被杀戮被驱逐的犹太人的纪念碑。她在《看到死亡的每个地方――马拉穆热的夏季之旅》一文中写道：“没有任何一本旅行手册提到这个纪念碑。我为我的德国父亲感到耻辱，我更为罗马尼亚历史上的缄默感到卑下，感到受了欺骗。”把这篇散文与《葬礼上的布道》对照来读，就不难发现，那个女主人公的“辩解”，同时也是一种“揭发”和“清算”，而葬礼上的布道，表达了对死者灵魂获救的祈愿。尽管战争的杀戮不同于和平年代为了巩固专制政权而进行的杀戮，但仍然是人类的一种野蛮的罪行，而且往往是一报还一报。米勒在故事中接着写到，父亲死后，母亲告诉主人公，在苏俄，他们剪掉了她的头发，那是最轻的惩罚。一个深秋的夜晚，饿得站不稳时，她爬进萝卜地里，幸亏警卫没有看见，要不就开枪射杀了。母亲虽然没有提到她或劳改营别的妇女有被警卫强奸的可能性，但是，读者不难想像。事实上，史达林在反攻纳粹时曾愤慨地说：血债要用血来还。结果，据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 (Antony Beevor)的《攻克柏林》一书的估算，苏联红军在德国大约强奸了两百万以上的妇女。
在米勒最新的小说《漂流的喘息》（Atemschaukel，直译为《呼吸秋千》）中，作者更详尽地描写她母亲悲惨命运，同时揉合了一位罗马尼亚德裔诗人的真实故事。苏联红军抵达罗马尼亚后，十七岁到四十五岁的罗马尼亚德裔全部被驱赶到苏联劳改营。小说中第一人称的主人公、后来成为诗人的列奥波德就是其中的一名青年。英译本的书题采用主人公的一句话：“我随身携带拥有的一切”，这句话表明主人公被塞进装运畜生的卡车遣送苏联时，他的全部家当如何之少。囚徒们从古拉格释放出来，厄运并未就此告终，反讽的是，他们的眼前一片茫然，因为，尽管古拉格就像地狱，可那片土地已经成为他们的世界，甚至连那高墙也成了他们的安全屏障，共产主义的压迫已经成为习惯了的日常生活，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幸存之后如何继续幸存的问题。这就像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笔下的“没有命运的人”一样，要面对纳粹集中营幸存之后如何继续幸存的问题。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米勒被誉为罗马尼亚“残酷的专制制度的编年史家”，但她的小说同时长于象征、隐喻、转喻等表现手法。在长篇小说《狐狸那时就是猎人》（Der Fuchs war damals schon der Jäger，1992)中，作者写到主人公女教师阿迪娜回忆她十岁那年，为了做狐皮大衣和母亲一起到邻村去买狐狸的情形。他们走进猎人的房子之后，“猎人回来了，带着那只狐狸。他说，这是最大的。他把狐狸搭在两手之上，狐狸两脚朝下，他两臂移动着。狐狸两只脚摇摇晃晃，就像在逃跑一样。两脚后面的尾巴像另一个小动物。我问道，我可以看看那杆猎枪吗？猎人把狐狸放到桌子上，把狐皮抚摸平整。他说，狐狸不会开枪杀人，它们会走进陷阱里。他的头发、胡子以及手上的毛像狐狸的一样猩红。甚至他的皮肤也红了。狐狸那时就是猎人。”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说：猎人那时就是狐狸。这一象征性的情节，也许暗示人的野蛮化的程度远远超出野兽，用中文来说，有些恶人连禽兽都不如，因为，“狐狸不开枪杀人”，人类却用机枪、坦克造成了无数的大屠杀。
自我驯化与自我检查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阿迪娜同时也是爱好诗歌的异议人士，她觉察到有人在跟踪她，很快，她发现那个告密者，原来就是她的女朋友克拉娜，她们之间的友谊从此破裂。尽管如此，克拉娜还是预先告知阿迪娜面临被捕的危险。阿迪娜躲到乡下，一直等到独裁者的“中央”垮台，等到那些被禁唱的歌曲传遍罗马尼亚的每个角落。克拉娜这个形象表明，一个人即使一时充当了独裁者的鹰犬，他或她仍然有可能良知未泯，有可能自我驯化其人性中野蛮的一面。
米勒小说表现的人的“心兽”的自我驯化，与专制制度下的自我检查或自律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自我检查实际上就是认同检查制度的合法性，在野蛮面前保持沉默，就是纵容野蛮。米勒没有自律的《低地》，在罗马尼亚就曾受到检查和删节。1984年，该书全本在德国出版。米勒既拒绝自我检查，也拒绝与国安合作，因此不断被工作单位解雇，像诗人布罗茨基在苏联一样，被打成“寄生虫”，著作也被禁止出版。她加入的“巴纳特行动小组”就是一个挑战专制的地下组织。米勒在接受瑞典媒体的采访时谈到：“我始终试图描写专制制度的所作所为，专制社会里在个体身上发生的事情，探究拒斥罪恶与一种沉默的机会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一个人有决心来拒斥而另一个了成了同谋犯罪者? 文学不能透彻解释，但长期以来我的写作就是追踪这一点。”
我在阅读米勒的作品时，除了想到她与凯尔泰斯的可比性之外，还联想到意大利作家李维（Primo Levi）。李维同样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同样在追踪历史。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是没有名字的人。在他的文集《如果这是一个人》中，作者写道：在他们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他们的名字被抹去了，他们的肉体被文身，打下号码的标记。“再没有什么东西属于我们了，他们拿走我们的衣服、鞋子、甚至毛发…… 。连名字也拿去了，如果想留下名字，就得自己努力，自己想办法，只有这样，这个名字背后属于我们的，属于我们的历史的东西，才能保留下来。”在米勒的《漂流的喘息》中，主人公被遣送到古拉格之前，就在罗马尼亚的公园里感到那种高压的氛围：“任何一个集合点都会意味着一次宣判徒刑”。主人公叙述道：“我和第一个人来到我的第二个集合点。他被称为‘天鹅’。第二个是新来的，他被称为‘枞树’。第三个被称为‘耳朵’。接着来了‘螺纹’、‘金莺’和‘帽子’。后来，来了‘野兔’、‘猫咪’、‘海鸥’和‘珍珠’。只有我们知道哪个名字是谁的名字。我们在玩野兽……”
由于暂时只能读到该书的英文和瑞典文摘译，我对这些人物的来龙去脉不甚了然，只觉得与李维的上述描写有类似或可比较之处。10月15日下午，米勒到《大纪元时报》设于法兰克福书展的摊位与一些流亡的中国作家见面会晤时，我有幸在场，通过德语翻译向她请教了这个问题：即这些人隐藏名字的象征意义。米勒回答说：那些人是同性恋者，在罗马尼亚是被禁止的，他们害怕，为了自我保护，不便暴露真实姓名。
米勒的回答，使我想到有同性恋倾向的法国左翼作家纪德在访问苏联时感到的那种尴尬，因为在那里，同性恋的“道德败坏”与“反革命”同罪。因此，我觉得，米勒的那个情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象征着专制统治下人们的一种自律。文学创作中的类似的自律，往往是一种痛苦的自我折磨。由于面临严酷打压，米勒觉得她在罗马尼亚一直是在恐惧中写作。她不但把诅咒化为诗美，而且把恐惧化为诗美。(未完待续)
原载于 香港《前哨》月刊，2010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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