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传”系列之八:秦桧(上)

【奸臣传】身在宋廷、心向敌国的秦桧

作者:柳笛
秦桧夫妇跪像。(helennawindylee/Flickr)

秦桧夫妇跪像。(helennawindylee/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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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烟乱世,风雨江南,南宋王朝在万方多难、百废待兴的年代艰难草创,一雪靖康之耻、北伐收复中原,成为赵宋子民义不容辞的使命。而真正的开国历史,却是一段南宋君臣不断屈尊议和、自毁长城的悲辛时代。

追溯这段历史,我们无法忘怀岳飞北伐未捷的忠义与悲壮,更无法绕过那个臭名昭著的奸相——秦桧。国人愤恨秦桧,历来口诛笔伐不绝。至清代,仍有一位秦姓文人面对岳飞墓发出慨叹:“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而今日,秦桧夫妇与一干奸臣的铁铸跪像,更永久地昭示着他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秦桧生于北宋哲宗朝,进士出身,亲历北宋、南宋的兴衰更替。在靖康之难中,他也曾力主抗金、维护赵宋宗室,因此被金人俘虏,过了数年阶下囚的生活。然而,他却在回归南宋后,怂恿宋高宗筹划议和之事。究竟是俘虏生活消磨了秦桧的意志,还是他在掌权后才暴露奸诈的真面目,为一己私欲甘做惑主乱政的奸细?

宋高宗赵构画像。(公有领域)
宋高宗赵构画像。(公有领域)

神秘归国,一意求和

关于秦桧的故事,正史记载之外,还留存许多传说。有人说他时常嚼齿动腮,谓之“马啖”,据说有此面相者将会杀人;还有人说他脚长如竿,做太学生时常做鄙事,故同窗戏称他“长脚汉子”。或许因为秦桧身上有诸多性恶的征兆,当他于建炎4年(公元1130年)突然出现在宋廷时,百官对他的南归议论纷纷。

秦桧称自己趁金国元帅挞懒围攻楚州时,杀死金国守兵,乘舟逃回。但在众宋臣看来,他的话漏洞百出。当年被掳的北宋遗臣中,全身而退者唯有秦桧,而且他能够携家眷、家丁甚至大量财宝,流亡千里而平安归来,实在匪夷所思。《宋史》又载,秦桧在金国,曾助徽宗致书金廷以求和议。虽然和议未成,秦桧却因文笔奇佳为金主赏识,并赐于挞懒麾下效力。

这便不难推论,秦桧在金国绝非忠肝义胆的宋臣,甚至已投降金廷,甘为奴仆。因而,他正是在挞懒的授意下,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归宋,并终其一生冒天下之大不韪,处心积虑地奉行卖国求和的辅政理念。

第一次觐见高宗,秦桧便厚颜无耻地提出投降建议:“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并草拟一封送于挞懒的乞降国书。在立国之初,宋廷虽然派出使臣商讨宋金议和之事,仍然保持着本国的尊严且战且议。这般明目张胆地声称与金国“解仇议和”,却是自秦桧始。

然而,心图苟安的高宗,听到秦桧的言论不怒反喜,认为他“忠朴过人”,“得之喜而不寐”。他说:“盖闻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在众人的质疑声中,高宗依然于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2月拜秦桧为参知政事,大为倚重。半年后,相位空悬,秦桧扬言:“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有人询问,他却说:“今无相,不可行也。”

或许是急于了解秦桧的奇策,才过一月,高宗便拜秦桧为右相,与吕颐浩共秉国政。秦桧未公布奇策,先谋夺吕相职权。他派其党羽四处造谣:“当年周宣王修内政、攘外敌,故能中兴。如今二宰相也应分管内外朝政。”高宗不知是计,将吕颐浩外调镇江,还说:“吕颐浩专治军旅,秦桧专管政务,就像文种、范蠡那样分工。”

秦桧这才道出心中计策。第一策仍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投降策略,第二策则是前者的具体实施,即“以河北人还金国,中原人还刘豫”。原先的北宋国土已成三分,黄河以北的土地被金人侵占,淮河以北被金国拥立的刘豫政权所据有,淮河以南才是南宋领地。当时南宋军士主要来自西北、河北、山东等地,若按秦桧之策,无异于将淮河北部的土地全部拱手让金,而大批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人,都必须回乡接受金人的统治。

所谓耸动天下的秦策,不过是屈尊卖国、自毁家园的无耻之论。即便是有心议和的高宗也无法接受:“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宋史》载,有臣子将高宗所言“播告中外”:“人始知桧之奸”。有识之士更加明了,此时的秦桧与金人勾结,图谋大宋江山。在南宋君臣的诘难之下,秦桧只做了一年宰相便被罢黜,并昭示永不复用。

以诚媚敌,屈己讲和

尽管奸相一时遭贬,但宋帝的畏金心里和议和主张注定了秦桧即将再受重用。绍兴7年(公元1137年),金廷出现以挞懒为首的主和派与金兀术为首的主战派的分化。高宗亦派使臣,在赴金奉迎徽宗梓宫与太后的同时,打探议和动向。挞懒的专权,给高宗带来议和的希望,并使得熟悉议和事务的秦桧受到重用,一路升迁至位高权重的枢密使,视如宰臣。

绍兴8年3月,秦桧二度为相,继续推行他的投降政策,只是在高宗面前,言行上更具隐蔽性。大臣们却为此忧惧不已,皆道:“奸人相矣。”《宋史》载,有识朝臣多反对议和,吏部侍郎魏矼宗备言敌情,甚至与秦桧发生争论。秦桧道:“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他则直击要害:“只恐金人不以诚待相公尔。”若敌人有“诚”,何必称之为“敌”?秦桧之论完全是站在金国的角度蒙骗高宗。

为早日迎回二圣与母后,高宗不顾群臣反对,急于议和:“先帝梓宫的归还,即使再等两三年也可,但是太后年事已高,朕早晚思念。此所以不惮屈己,冀合议之速成也。”秦桧揣度上意,假意劝慰道:“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见主卑屈,怀忿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宋金议和本非平等的谈判,偏偏被秦桧涂上忠孝的遮羞面纱。

为坚定高宗和谈的心意,秦桧在同年10月独自上奏:“群臣畏首畏尾,多持两端,不足以成大事。如果陛下决议讲和,请求与臣商议,勿让群臣干预。”高宗立即应允:“朕独委卿。”秦桧继而使出欲擒故纵的伎俩:“臣亦恐未便,望陛下再思考三日,容臣别奏。”三日后,高宗再次表达和谈决心,秦桧仍提出再等三日。如此反复两次,秦桧便将高宗牢牢掌控,独揽议和甚至朝政大权。

11月,金使至临安,带来金主议和的书信,言辞中将书信尊为“诏谕”,将南宋蔑称作“江南”,完全将宋朝视为本国附庸,极尽挖苦贬损之意。同时,他们要求州县官员跪迎书信,甚至让高宗以“迎天子诏书之礼”接受议和。此言一出,天下臣民共怒,文官力谏,武将欲兴兵逐金虏,更多的人指斥秦桧为奸细。名将韩世忠更是激愤陈词:“此主辱臣死之时,愿效死战以决胜败!”

高宗最为忧虑的,却是如何“体面”地完成这次议和。他周围的主和派大臣纷纷“献策”,提议效仿《尚书》中“(殷)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之先例。商朝的高宗守孝,三年不议政,政事委于宰相,因而高宗可藉为徽宗守孝为由,让宰相秦桧代为行礼受诏。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既不得罪金使,亦“维系”了宋朝宗室的颜面。

沦为国贼的秦桧,比任何人都希望议和的成功,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为君“分忧”的机会。12月,秦桧代高宗行跪拜礼受诏。次年正月,挞懒出面,与高宗正式签订议和文书。通过这次议和,高宗得以迎回先帝灵柩与亲族,宋金以黄河为界各自为政。然而宋朝须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并年年进贡。(待续)#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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