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5月30日讯】一波接一波的“对党忠诚老实”、“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运动袭来，老专家虽然对有些问题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只不过是在小组会上发发言，斗争会上跟着喊喊口号而已。可是1957的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却使他陷入了无底的漩涡。
整风一开始他也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傻呼呼地以为毛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真心要听取百家之言，改正共产党和党员们的错误和缺点，他哪里知道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正当他还在那里日夜苦思对这个他很尊敬、热爱的党，提一些中肯和建设性的意见时，针对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了， 什么：“无产阶级的科研机构不能听由一个满脑子资产阶级科学思想的人所把持。”
最不能令他容忍的是，说他：在申请入党人员的大会上，“居然想钻入我们党内，用他的资产阶级的右派思想来腐蚀我们党的纯洁的肌体……”
“XXX！你必须老实交待你的反党言行！”
“打倒右派分子XXX的倡狂进攻！”
这种飞来的横祸，铺天盖地的口号，使从未经历过什么运动的老专家，简直是懵了。他决心人不知鬼不觉地坐上去北京的列车，在前门找了一个小客店住下，准备要去见毛泽东。
天真的他，哪里知道毛正不分昼夜地在为人民日报写反击右派的社论呢！
他以为在政治运动的问题上，也和当年陈毅市长说的，有什么问题和要求尽量向政府提出来一样。可怜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位上访人员，还没等到见毛，就被研究所的截访人员，绑回了单位。
这回群情斗志高昂，老专家被打成铁板钉钉的右派，由于右派居然敢跑到北京要告御状，这还了得，罪加一等！再加一个罪名：反革命分子，而且开除公职。
老人家一生为之奋斗的要改变祖国蚕桑病虫害的愿望，就此无疾而终了。没了工作，也没有了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只能回到郊区老家靠卖拆房子的木头，以及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微薄工资的接济，维持最低的生活。
怀着满腔热情，要为报效新中国而献出自己一生的老专家，就在这一场不明不白的所谓反右运动中，在遭受如此重大打击，又贫病交加的困境中，含冤逝去……
正在她谈得很激动，我也听得很投入，一道刺眼的手电筒的白帜光，照在我们两人的脸上，两个黑影厉声地喊道：“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和手电筒的光吓坏了。我下意识认为这可能是公园的管理人员，来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
我定了定神说：“我们两是夫妻，在这里聊聊天。”
两个黑影又端祥了我们一阵，语气稍稍缓和了点：
“是夫妻就回家聊，现在四人帮余孽还在活动，没事少来公园。”
原来如此，我们两人婚前的“谈情说爱”就在这一声惊吓中大功告成了。
正当我们准备进一步商谈何时结婚成家的事时，唐山大地震发生了。大、小余震持续不断，人们都纷纷在空旷的露天搭起帐棚，我妹妹来电话说，他们老旧的四合院平房，很不安全，希望我将老爸接去和我一起住在帐棚里。
我当然义不容辞，但我这个笨手笨脚的人，搭个简单的帐棚，搭了又垮，垮了又搭，就是搭不起来。家家都在忙搭棚，谁也无暇帮谁。正在一筹莫展的当口，未婚妻来电话了，她也是说他们住的是老式的平房，领导要求大家各奔东西，她问是否可以和女儿搬来和我住在一起，我喜出望外，说我正在搭棚，你们来正好帮我一起搭。
她是舞台美工，带来了全套搭棚的必需品：被单、竹竿、绳子、钉在地上的大铁钉，和防雨的塑胶布。不消一个小时，一个不大不小，可以放两张单人床的防震帐棚就搭起来了。
同事们纷纷来参观、学习，都赞不绝口，有的还请她去指导，帮忙搭建。我未婚妻这一下就成了抗震中的名人了。
抗震棚搭起来了，我从妹妹那里将老爸接来，我和老爸睡一个床，未婚妻和她女儿睡一起，于是一个未婚的四口之家，就这样生活在一起了。
未婚妻对老爸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从喂饭到大小便，都想尽一切办法使老人 舒适方便。为了不让老爸去楼里上厕所，她找来一个断了腿的木椅，不但敲敲钉钉，修好了腿，还在木椅上锯了个洞，下面放一个小凳，凳上放一个盆，就成了一个有靠背的恭桶了。
这一发明又引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大家都为我找到这样一位能干又贤惠的未婚妻而高兴。
老爸经过这十多天的防震——住在露天帐棚——吃得不合适，又受了寒，胃开始出血，我不得不搬到妹妹家去照顾老人。他和小孩儿一样，喜欢吃糖，经常伸出一只手“拿颗糖来”，给吧，怕对他胃更不好，不给吧，看老爸那副伸手要糖的可怜样，又于心不忍。
妹妹说她想出一个好办法，将糖切一半，再用糖纸包好，既满足老人的要求，又不致让他多吃糖。
当我们将这一改装后的糖果，递给老爸时，他打开一看，自言自语地说：“北京的糖怎么比上海的小哇？”
过去，一颗糖一般可以维持两小时左右，而现在不到一小时，老爸又嚷嚷要糖了，不得已，又给他半颗，和原来两小时一颗，完全一样。
有人说，老小老小，就是说老人就像小孩一样。记得小时，弟弟向老爸要梨吃的那副可怜相，现在老爸又向我们子女要糖吃，真是老还小了。（待续）#
责任编辑：马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