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即人道，信誉即是钱。
历史上最传奇的商人之道……
从一介贫民到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
从钱庄经营、药店商号，到发展新式造船厂，和现代织呢厂甚至军火买卖，
胡雪岩是近代民营大企业的始祖，
其商场手腕更是清末在面临西化过程中的一场灿烂花火。
楔子
在清朝咸丰七年，英商麦加利银行设分行于上海以前，全国金融事业，为两个集团所掌握；商业上的术语称为“帮”，北方是山西帮，南方是宁绍帮；所业虽同，其名则异，大致前者称为“票号”，后者称是“钱庄”。
山西帮又分为祁、太、平三帮，祁县、太谷、平遥；而始创票号者，为平遥人雷履泰。他最初受雇于同县李姓，在天津主持一家颜料铺，招牌叫做“日昇昌”，其时大约在乾隆末年。
日昇昌在雷履泰的悉心照料之下，营业日盛，声誉日起，连四川都知道这块“金字招牌”；因为雷履泰经常入川采购铜绿等等颜料，信用极好。
四川与他省的交通最不便，出川入川携带大批现金，不但麻烦，而且有风险。于是雷履泰创行汇兑法；由日昇昌收银出票，凭票到指定地点的联号兑取现银。当然，汇兑要收汇费，名为“汇水”；汇水并无定额，是根据三个因素计算出来的：第一、路途的远近，远则贵，近则廉。第二、银根的松紧，大致由小地方汇到大地方来得便宜，由大地方汇到小地方来得贵，因为地方大则银根松，地方小则银根紧；如某处缺乏现金，而有待兑的汇票，则此时有客户交汇，正好济急，反有倒过来贴补客户汇费的。
最后是计算银锭的成色，银锭的大小，通常分为三种，最大的五十两，为了便于双手携捧，做成两头翘起的马蹄式，即所谓“元宝”，而出于各省藩库的，称为“官宝”；其次是中锭，重十两，有元宝形的，称为“小元宝”，但通常都做成秤锤式；最小的或三两、或五两，通称“银锞”。再就是碎银，轻重不等。此外各省有其特殊的形制，如江浙称为“元丝”，底凹上凸，以便叠置。但不管任何形状、大小；银子的成色，各地不同，需要在交汇时核算扣足。
由于汇兑凭票兑银，所以叫做“票号”。早先运送现银的方法，如果不是随身携带，就得交镖局保送；费用大，麻烦多，走得慢，而且还有风险，万一被劫或者出了其他意外，镖局虽然照赔，但总是件不愉快的事，所以票号一出，请教走镖英雄好汉的人就少了。
早期的票号，多为大商号兼营的副业，到咸丰初年，始有大量专营的票号出现。但票号的势力不得越长江而南，因为江南的钱庄，为保护本身的利益，一方面仿照票号的成例，开办汇兑业务；一方面力拒票号的侵入。至于票号除汇兑以外，以后亦经营存款及放款；所以票号与钱庄的业务，由于彼此仿效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在规模上，钱庄逊于票号而已。
钱庄业多为宁绍帮所经营，而镇江帮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在同治到光绪初年，全国最大的一家钱庄，规模凌驾票号而上之；同时他的主人亦不属于宁绍帮，是为当时金融业中的一个特例。
这家钱庄的字号叫“阜康”；它的主人是杭州人。
1
有个福州人，名叫王有龄，他的父亲是候补道，分发浙江；在杭州一住数年，没有奉委过什么好差使。老病侵寻，心情抑郁，死在异乡。身后没有留下多少钱，运灵柩回福州，要好一笔盘缠；而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倚靠的亲友，王有龄就只好奉母寄居在异地了。
境况不好，而且举目无亲，王有龄混得很不成样；每天在“梅花碑”一家茶店里穷泡；一壶“龙井”泡成白开水还舍不得走，中午四个制钱买两个烧饼，算是一顿。
三十岁的人，潦倒落拓，无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他的架子还大，经常两眼朝天，那就越发没有人爱理他了。
唯一的例外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王有龄只知道他叫“小胡”；小胡生得一双四面八方都照顾得到的眼睛，加上一张常开的笑口，而且为人“四海”，所以人缘极好。不过，王有龄跟他只是点头之交，也识不透他的身份；有时很阔气，有时似乎很窘，但不管如何，总是衣衫光鲜——像这初夏的天气，一件细白夏布长衫，浆洗得极其挺括；里面是纺绸小褂袴；脚上白竹布的袜子，玄色贡缎的双梁鞋，跟王有龄身上那件打过补钉的青布长衫一比，小胡真可以说是“公子哥儿”了。
他倒是有意结交王有龄，王有龄却自惭形秽，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
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别多，小胡跟王有龄“拼桌”；他去下了两盘象棋，笑嘻嘻走回来说：“王有龄，走，走，我请你去‘摆一碗’。”摆一碗是杭州的乡谈，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对酌一番。
“谢谢。不必破费。”
“自有人请客。你看！”他打开手巾包，里面有二两碎银子；得意地笑道：“第一盘‘双车错’；第二盘‘马后炮’；第三盘，小卒‘逼宫’，杀得路断人稀。不然，我还要赢。”
为了盛情难却，王有龄跟着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吴山；挑了个可以眺望万家灯火的空旷地方，一面喝酒一面闲谈。
酒到半酣，闲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声音说：“王有龄，我有句话，老早想问你了。我看你不是没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点‘麻衣相法’，看你是大贵之相，何以一天到晚‘孵’茶店？”
王有龄摇摇头，拈了块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饼，慢慢咬着；双眼望着远处，是那种说不出来的茫然落寞。
“叫我说什么？”王有龄转过脸来盯着小胡，仿佛要跟他吵架似地，“做生意要本钱，做官也要本钱，没本钱说什么？”
“做官？”小胡大为诧异，“怎么做法？你同我一样，连‘学’都没有‘进’过，是个白丁。那里来的官做？”
“不可以‘捐班’吗？”
小胡默然。心里有些看不起王有龄——捐官的情形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富而不贵，美中不足，捐个功名好提高身价，像扬州的盐商，个个都是花几千两银子捐来的道台，那一来便可以与地方官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则就不算“缙绅先生”，有事上得公堂，要跪着回话。
再有一种，本是官员家的子弟，书也读得不错，就是运气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孙山，年纪大了，家计也艰窘了，总得想个谋生之道；走的就是“做官”的这条路，改行也无从改起，只好卖田卖地，拜托亲友，凑一笔去捐个官做。像王有龄这样，年纪还轻，应该刻苦用功，从正途上去巴结；不此之图，而况又穷得衣食不周，却痴心妄想去捐班，岂不是没出息？
王有龄看出他心里的意思，有几杯酒在肚里，便不似平时那么沉着了，“小胡！”他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日，替我捐过一个‘盐大使’。”
小胡最机警，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决非假话，随即笑道：“唷！失敬，失敬，原来是王老爷。一直连名带姓叫你，不知者不罪。”
“不要挖苦我了！”王有龄苦笑道，“说句实话，除非是你，别人面前我再也不说；说了反惹人耻笑。”
“我不是笑你。”小胡放出庄重的神态问道，“不过，有一层我不明白，既然你是盐大使；我们浙江沿海有好几十个盐场，为什么不给你补缺？”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捐官只是捐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要想补缺，必得到吏部报到，称为“投供”；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王有龄尚未“投供”，那里谈得到补缺？
讲完这些捐官补缺的程序，王有龄又说：“我所说的要‘本钱’，就是进京投供的盘缠。如果境况再宽裕些，我还想‘改捐’。”
“改捐个什么‘班子’？”
“改捐个知县。盐大使正八品，知县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钱。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
“怎么呢？”
“盐大使只管盐场，出息倒也不错，不过没有意思。知县虽小，一县的父母官，能杀人也能活人，可以好好做一番事业。”
这两句话使得小胡肃然起敬，把刚才看不起他的那点感想，一扫而空了。
“再说，知县到底是正印官；不比盐大使，说起来总是佐杂，又是捐班的佐杂，到处做‘磕头虫’，与我的性情也不相宜。”
“对，对！”小胡不断点头；“那么，这一来，你要多少‘本钱’才够呢？”
“总得五百两银子。”
“噢！”小胡没有再接口，王有龄也不再提，五百两银子不是小数目，小胡不见得会有，就有也不见得肯借。
两人各有心事，吃闷酒无味，天也黑上来了，王有龄推杯告辞，小胡也不留他。只说：“明天下午，我仍旧在这里等你，你来！”
“有事吗？”王有龄微感诧异，“何不此刻就说？”
“我有点小事托你，此刻还没有想停当。还是明天下午再谈。你一定要来，我在这里坐等，不见不散。”
看他如此叮嘱，王有龄也就答应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依约而至，不见小胡的踪影。泡一碗茶得好几文钱，对王有龄来说，是一种浪费；于是沿着山路一直走了过去。城隍山上有好几座庙，庙前有耍把戏的，打拳卖膏药的，摆象棋摊的，不花钱而可以消磨时光的地方多得很；他这里立一会，那面看一看，到红日衔山，方始走回原处，依旧不见小胡。
是“不见不散”的死约会。王有龄顿感进退两难，不等是自己失约；要等，天色已暮，晚饭尚无着落。呆了半天，越想越急，顿一顿足，往山下便走；心中自语：明天见着小胡，非说他几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何苦捉弄人？
走了不多几步，听见后面有人在叫：“王有龄，王有龄！”◇（节录完）
——节录自《胡雪岩系列》/ 联经出版公司
（〈文苑〉）
责任编辑：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