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命运多舛的时代: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二)

(1911年─1945年)
心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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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30日讯】 关于军阀混战的预言

隋朝步虚大师的预言诗第三节中预言道:“吉士怀柔,三十年变,岂凡人哉?昙花一现,南北东西,龙争虎战,七八数定,山川粗奠。”

吉士怀柔,暗指一个“袁”字。三十年变,三十为卅,三十年为一世代,这里暗指一个“世”字。岂凡二字,左右相拼,约为一个“凯”字。这是指袁世凯,心怀叵测,不想作凡人,企图复辟帝制。结果,只作了100多天的皇帝,终于在全国一片的讨伐护法运动中,含恨而死,正所谓“昙花一现”。

“南北东西,龙争虎战,七八数定,山川粗奠。”指民国建立后,马上进入了东西南北四方割据和的龙争虎斗的军阀混战局面。后来,国民军组织北伐,并最后取得胜利,这才奠定了江山的基础,“山川粗奠”。这时,已经是十五(七加八)年后,约公元一九二六年了。

前面提及的宋朝《梅花诗》第六节不仅预言了中华民国的建立,而且还预言了建立后多舛的命运。让我们先来看看后几句的解析。

“憔悴黄花总带愁”是指民国革命虽然成功,但根基非常不稳定,如“憔悴”的“黄花”,黄花在传统上常被用来指稚嫩的生灵。自从民国建立后,先是袁世凯的复辟窃国,又是张勋的复辟,接着是长期的军阀混战,派系割据。国民政权就如“憔悴黄花”,总是愁事不断,故曰:“总带愁”。“吉曜半升箕斗隐”:“吉曜”喻指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半升”指国民党统治初期,经历了长期封建统治,外族掠夺和军阀战争的中国,百废待兴。

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刚刚成功,国家正在起步发展中,国民党政权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这时共产党的势力却于暗中迅速发展壮大。“箕斗”为中国古代星相学中所讲的“二十八”宿中的星宿,这里也就是星星的意思,指共产党的势力。“箕斗隐”字,道明了共产党趁内忧外患之机,于暗中迅速发展实力的史实。“金乌起灭海山头”一句的“金乌”,是古时候对太阳的别称,此处指自称太阳之国的日本。整句指日本在二战中兴起、入侵中国与最终战败投降的命运。

中华民国陷入军阀混战(1916年–1928年)

袁世凯在位时,北洋各派尚有一个首领。袁氏死后,势力相当的北洋各派也开始了权力的争夺。而南方各省则组织了一个各省区联合会,与内讧的北洋势力相抗衡。他们主张“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的地方政府”。南北关系开始陷于僵持之中,明显的已很难用传统的办法较快整合。

这样,北南就都进入重新组合阶段,内斗与分争随之愈演愈烈,无暇或无力有大的动作,因而从整体上形成了南北互不能胜、彼此对峙之均势。此时,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将这些军事力量纳入自己的范围。但是,同样,这些军阀也没有能力创建一个新的王朝。他们仍旧在寻找各种制度上的认可来加强和扩张他们的权力。不过,北京政府仍是各国承认的合法政府。

先来看看北方各派系在权力上的争斗。

黎元洪继袁世凯死后出任大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曾引起新旧约法的争议。冲突的焦点,在于是否维持总统制或恢复内阁制的政府体制。6月29日,黎元洪下令恢复临时约法,重开民国三年被解散的国会,并且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917年,因为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民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交。段祺瑞进而谋求对德参战。议案被议会搁置。一些省区督军遂分别上书大总统和总理,借口反对宪法草案,要求解散国会。

为消弥纷争,黎元洪罢免了段祺瑞的总理之职。拥护段的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宣告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拥段各省纷纷响应,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奉天,黑龙江,浙江等省也宣布独立;督军团并在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处,准备谋叛。黎元洪无奈,召安徽督军张勋进京商议国事。张勋到达天津后,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再进入北京。更加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张勋进入北京后,挟持清朝废帝溥仪于7月1日复辟。

黎元洪被迫出走,让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之职,段祺瑞任总理。段祺瑞整顿兵马,赶走了张勋。复辟失败。北洋政府借口复辟之时,中华民国业已中断,要求重新召集参议院,修改选举法,另行召集新国会。国会召开后,选举徐世昌任大总统,并于1918年10月10日正式就职。而此时的云南和两广,借国会解散之机,决定不受非法内阁干涉,并在广州召开会议,成立军政府。中华民国遂成南北分裂的态势。而彼此的内部也依然无法避免战争。

1918年7月,北方的皖系吴佩孚与段祺瑞部在直隶开战,段祺瑞部战败,随之段祺瑞宣布下野。此时北方的势力主要有:任直隶,山东和河南巡阅使的曹琨和吴佩孚的直系,两湖巡阅使王占元部,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奉系。三方发生争斗,曹琨和吴佩孚的直系暂时取得了胜利。1922年的6月,徐世昌宣布辞职。曹琨等电请黎元洪复位。不久,黎元洪再次出任大总统。除了奉系和浙江的卢永祥外,其余北方势力均集于直系旗下。而东三省自直奉大战后,即由三省公议推举张作霖为联省自治保安总司令,不听从北京的命令。

1923年6月,北京军、警围攻总统府索要军饷,黎元洪出走,经天津去了南方。同年10月,曹琨以贿选出任大总统,同时公布宪法。浙江遂宣布与北京断绝关系。云南和东三省都通电讨曹,但都未出兵。1924年,直奉之战重开,直系军阀孙传芳攻入浙江,卢永祥败走。西北军阀冯玉祥攻入北京,废黜了曹琨。不久,张作霖也打败了吴佩孚,进入北京,双方联合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

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孙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但不为段祺瑞所用。段主张先开善后会议,解决时局问题;再开国民代表会议,解决根本问题,孙中山表示反对。这样,会商毫无结果。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卒于北京。此时,直系和奉系间,直系与西北军阀冯玉祥间的战争不断。而从此后到1927年6月,只建立了一系列摄政内阁,并一直由国务总理代行总统职权和执政权,北方并无统一的首领。

1927年6月,张作霖解散了最后一届内阁,并在北京自封为海陆军大元帅,为北洋军阀政府最高统治者。他任命的内阁成员大部分是他的拥护者。不过,当1928年6月国民政府军队取得北伐胜利,进入北京时,中国的宪政时期结束了。同月8日,张作霖坐火车回奉天时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张学良继任,并于同年12月通电服从国民政府,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至此,北洋军阀统治正式结束,国家恢复统一。

总而言之,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除了1917年清帝复辟及1924年至1926年段任临时执政时期以外(1925年12月增设国务院,恢复所谓责任内阁制),政府的组织,大抵具有内阁制的形式与精神。而1927年6月,张作霖入京组织的军政府,虽在大元帅之下设国务院,实际上则是一种军事独裁制度。

那么,南方各省情况又如何呢?

南方诸省,随着北洋军阀政府日益加强对国会和政府的控制,开始逐渐疏离北京政府。1917年,在拥护段祺瑞的各省反叛后,南方各省人士退出国会。孙中山于6月6日致电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及西南各省督军师长共起讨逆救国。10日,孙中山先生与章炳麟联名致电黎元洪及西南各省,主张清除祸国罪魁徐世昌、段祺瑞等及倡乱督军省长护军等人。7月4日,段祺瑞于马厂誓师,并宣布就国务总理职。

孙中山先生等人商议决定,将民国政府移设上海,并请黎元洪南下,继续行使大总统职权。因为上海外交方面牵制过多,而海军方面亦有移驻广州以两广为护法根据地的表示。因此,孙中山先生决定先行到广州接洽。7月17日,孙中山来到广州,倡导护法。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响应护法号召,发表宣言,否认约法毁弃、国会解散后的政府。

在孙中山倡导护法以后,国会议员即陆续南下。7月25日,国会议员在广东开非常会议,商组军政府。8月11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拥护约法,声明:一、总统如不复职,须向国会辞职;二、恢复国会;三、国务员非得国会同意无效;四、惩办称兵抗命祸首。滇督唐继尧的响应,使护法的声势更加壮大。

31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共十三条,同时宣布实行。9月1日,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翌日,选举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10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大元帅职,宣言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奉迎元首(黎元洪)。中华民国军政府正式成立,与受军阀操纵、破坏民元临时约法的北京政府对抗。

根据“军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海陆军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主持一切。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大元帅有事故不能视事时,由首次选出的元帅代行其职权。军政府下设外交、内政、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各部设总长一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出,咨请大元帅特任之。

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中山先生为军政府大元帅,其用意系在虚总统之位以待黎元洪南下。后军政府又改为总裁制,以政务总裁7人,组织政务会议,由各部长所组织的政务院辅助,行使军政府的行政权。

此时,南方势力比较强大的派系有李宗仁的桂系和唐继尧的滇系。

由于孙中山与唐继尧等派系在是否承认北京政府上存在分歧,孙中山在护法运动等诸多事情上受到掣肘。而桂系为了控制广东的势力范围,提出改组军政府。1918年1月,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在广州成立,以“拥护约法,保障国会,征讨祸首,戡定内乱,以巩固统一之根基,促进宪法之成立”为宗旨,并以为护法各省最高政务执行机关。联合会议虽以护法为名,实则用以对抗广州军政府。孙中山无奈之下,为了促进团结,亦表示赞同。于是,西南各省联合会遂与军政府形成对立的局面。

1920年10月,驻扎在福建漳州的陈炯明回到广东。部分政务总裁宣布取消自主。北京国民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接受,孙中山等通电否认,并决定在广东再次召开政务会议。因与其他军阀的分歧,孙中山辞去了大元帅之职,并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孙中山离粤后,广州军政府受桂系军人和政学系政客控制。1920年7月,北方直皖战争爆发,直系获胜以后,对桂系军阀及政学系政客大加拉拢。8月中旬,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自福建漳州率领粤军回粤,讨伐军政府的桂系等。

在陈炯明回师广东之前,唐继尧致电孙中山等,称国会将移往重庆,而国会议员在滇亦议决国会及军政府移设重庆。20日,粤军入汕头,次日,孙中山等表示将赴重庆设立政府。同年10月下旬,粤中要地已全为粤军所占领。在桂系军阀退出广东时,所谓七总裁合议的军政府已经瓦解。23日,广州军政府政务总裁宣言引退。军政府政务总裁等见难再容于西南,遂公然投降北京政府,宣布取消广州军政府。而孙中山随即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以军政府政务总裁名义,通告中外,宣言军政府依然存在,否认北京政府擅颁的南北统一之令。粤军继续西进,桂军大败。不久,孙中山返粤,恢复军政府,重开军政府政务会议。

虽然,军政府的恢复,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是,护法亦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护法仅在矫正北京政府的非法行为,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具有国际地位的效力;而前次倡导护法,尚有川、桂等省加入,范围较大,今则区域缩小,愈见护法已不适宜。甚且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曾下令以旧国会选举法选举总统,则是公然承认其总统职位为非法选出,亦即不敢自命为正式政府。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建设正式政府的倡议。

1921年,国会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同时,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依大纲第二条文,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不久,孙中山函劝北京政府徐世昌大总统即日引退。北京政府随即下令讨伐南方,并命桂省出兵扰粤。孙中山派陈炯明等讨伐桂系,取得胜利。

为了实现统一全国的理想,1922年,孙中山在广西筹备北伐。同时,为借助苏俄势力,孙中山决定采行联俄容共政策。5月,北伐军攻入江西。不久,陈炯明在直系的拉拢下叛变,围攻孙中山的府第。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去了上海。而北伐也暂时中止。在广东的滇军,桂军和一部分粤军讨伐陈炯明。陈败走惠州。1924年,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以大元帅身份主持政务,广州大本营正式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当时,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地位不受各国重视,国际间都不承认广州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政府,仅视同地方政府,透过领事与广州政府交涉。大元帅大本营的性质与普通政府不同,所以称为“革命政府”。后来,这个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

1925年,孙中山应北方军阀冯玉祥等之请,决意北上,商讨国事。不料,当孙中山到达北京时,段祺瑞已在十日前入京就任临时执政。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不被段祺瑞所接受,终因肝癌复发,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次日,广州大元帅府会议裁大元帅职,解除胡汉民代帅职务,未有结果。

1922年到1926年间军阀间共爆发了6次省际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军阀混战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所有历史学家公认的,按Feaerwerke(1983,pp.28-127)所记载,军阀混战时期,不同军阀在其占领某地时期重复收税,并预收未来的税,操纵实物与货币的换算率,增加苛捐杂税、战时捐税,并进行强制粮食征购,使经济不堪重负。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的商业化趋势被逆转,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之间的贸易被中断。同时,铁路线和水利灌溉系统等公用设施被毁,吸食鸦片的恶习也开始死灰复燃。

但是军阀混战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根据经济学家杨小凯的研究:军阀混战也产生了类似欧洲政治不统一的效果,制度试验多样化增加,地方自治的观念和制度以及宪政的推动(例如制定宪法)都在这一时期有不少进步,也为以后的宪政发展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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