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回到九十年代初期，外国公司因为中共血洗天安门而裹足不前，中共领导层那时已经意识到美国公司的圆滑特征。到一九九三年，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凭借密切的经贸关系，来影响美国政府和国会放松对华的技术转让，即以“贸易手段处理贸易议题”（这个政策后来又用来对付台湾）。替中共游说的美国公关顾问们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新政策，在他们的宣传中毫不脸红地把这些目标称之为“中国关于区域安全议题的先进政策”。
我们注意到，在美国方面这个攻势集中在如何通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早先叫做正常贸易关系，更早之前叫做最惠国待遇）。二○○○年辩论是否通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时，辩论围绕美国工商业是否会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获得商业好处，并以加入世贸组织来取消每年围绕美中贸易关系展开的辩论。然而，通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本身就意味着对以往年复一年的就正常贸易关系议题争斗的认可，那种争斗就好比旷日持久的阵地战。
美国劳联—产联（AFL-CIO）是反对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主要团体。每次辩论，他们都准备周全。一九九四年那次辩论他们带去了三大箱材料，包括国会听证纪录、新闻剪报和双方的宣传材料。中共的游说者那时开始运用我在这本书中提到的论据：中国正在变化；美国商家是促成变化的先驱；美中贸易是双赢；另外我们究竟要和谁谈论人权呢？这些论据最终成了上报国会的标准化材料，只不过每年稍有变化而已。反对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一方包括工会左派和政界的保守人士，他们总希望有所突破；一年围绕中共监狱产品出口，另一年是关于洛拉尔的丑闻或者卖到美国街头帮派手中的中共AK-47自动步枪。他们年年在最惠国待遇的投票表决中败北，到了二○○○年，国会将就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进行一次关键的投票，准备的材料不到一箱，好像双方已失去了兴趣。如果你问工会活动家他们败下阵的原因，他们会翻翻眼睛说，“鲍比•柯白（Bob Kapp）。”
在一九九四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聘请了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鲍比•柯白作为主席。中共游说团体终于找到了他们的理想人物：“天安门之后，时至今日，一张照片一直在我身边，上面身着白衬衫深色裤子的男子面对一长串坦克。这一幕将永远铭记我们心中。这一幕将不会因为我们的疏忽导致重演……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参与世界经济起重要作用，也是我们见证中国社会进化到更人道和更宽容的政治环境的最好希望。”
完美且认真，大胆并欣然，持反中共立场的慷慨激昂就这样被剔除了（甚至借用天安门屠杀来冠冕堂皇地支援正常贸易关系）。
柯白把美国商会、柯林顿政府、学术团体、智库、非政府组织和工商领袖组织到一起。一九九六年他们以“工业草根倡议”的方式影响国会通过中共的最惠国待遇。波音、洛克威尔、摩托罗拉、通用电器、ＴＲＷ、通用汽车、福特、伊士曼化工（Eastman Chemical）、耐克等参与中国投资的大公司分别负责向所在州的国会议员游说。季辛吉（Kissinger）和斯考特罗夫特（Scowcroft）等政治元老坐着轮椅出去为他们毕生的使命－打开中国－作最后的宣传（鉴于季辛吉的顾问公司丰厚的盈利，他此举也是在为他的生存作宣传）连驻华大使詹姆士•萨瑟（James Sasser）也在督促美国公司总裁们去游说国会支援最惠国待遇：“由国会议员所在州或选区的总裁前来问候或打来的电话对议员最有影响力。”
在这场精心组织的游说给最惠国待遇的“敲门”活动中，北京美国商会的代表准备谈话提纲时，甚至考虑到可能出现更严重镇压法轮功而造成的更尴尬局面。为了确保北京主办二○○八年奥运会，工商领袖们静悄悄地传播他们的奇想，奥运会可把台湾海峡和平局面至少再维持八年。他们甚至从华盛顿发公报给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督促中共暂时收敛对台湾采取任何恐吓行动，先以国会投票为重。到二○○○年，在表决前的最后几天，“商业圆桌”这个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重要支援团体显然有足够钞票可烧，出资在华盛顿街头散发免费十分钟的电话卡，上面印有“正确的呼唤：请支援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那天晚上，柯白因勾划出乐观的前景而获胜：改变了的中国与更富有的美国并存。（注：柯白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他没有忽略反对派，不管其如何微不足道。二○○一年，我给《亚洲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短文，批评美国商界在中国的介入。柯白被文章内容某些地方“激怒”，曾试图要求在华盛顿的公司总部解雇我。我近水楼台，率先得到柯白派驻北京代表的口信：我在“咬那只养活我的手”。公司最终站到我一边（尽管升迁或平调其他地方的机会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公司一个担任过国会议员的高级主管请柯白出去吃早餐，缓和关系，情况才好转。为此，我专门飞回华盛顿，亲自向这位脸绷得紧紧的前国会议员表示歉意。）他没有明确提及，但他却借助美国人普遍的看法，即中国问题实质是共产主义问题；中国每偏离共产主义一步，就更接近自由市场，这就是商业战略成功的证据。反对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一派似乎只能提供灰暗的选择，好像是孤立主义的东西（柯白这样评论他们）或者像那个年轻人面对一串坦克的那种悲惨的场面。
柯白的自由市场世界在我逗留北京期间的确存在，现在也一样。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一种日渐明显、充满敌意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为确保这不是我的凭空想像，我访问了一个在北京期间颇为熟悉的中国公众舆论专家。他很愿意和我会面，并根据一些未公开的民意测验资料，证实了所有中国年轻人（十八至三十二岁年龄层）民族主义情绪明显上涨的趋势，城市和沿海地区尤为如此。他把这个现象看成是近来所有焦点引发的自然增长所致，这些焦点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外国到中国投资的浪潮和中国引人瞩目的航太专案等等。然而，所有这些自尊并没有软化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态度，涉及台湾时尤其如此。台湾人被视为“典型的心胸狭隘、吝啬鬼、周扒皮一类的地主。”但这已不重要了，因为大陆不再是“穷亲戚”了。台北现在与上海相比，一副“败落的模样”；大陆首辆百万美元的宾利车（Bentley）刚刚销售出；越来越强大且繁荣的中国会证实凭借一切手段收复台湾只是个时间问题。他滔滔不绝地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特意设定目标，吸引中国学生赴英国大学读书，和德国向中国游客招手的原因。“我们终于打胜了鸦片战争！”他兴高采烈地喊叫着。
我也看望了王，就是那个在一九九九年带领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抗议的学生。他现在是个专业人士，他急切地向我渲泄民族主义的内心世界：台湾将被收回、民族主义象征着自尊和自重、我们一定能竞争过美国。“这个国家潜力大的无法控制。谁也控制不了，”他说，“……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能赶上，那时美国人不得不用中国制造的手机，商标可能是‘科健’什么的。”王笑了笑：“也许那时美国消费者会遇到拼写麻烦……那时冲突就会出现。”
唯利是图的美国人早已失去了抱怨的权利。毕竟是他们协助给新疆回教徒扣上“恐怖分子”的帽子，王说道：“那是利欲熏心的结果……我想没几个美国人真有信仰。他们不在乎理念。他们只看到数字。外国公司也许应该把一些价值、一些经营理念带进这个市场。但他们投降了。”
王透露，用代理服务器，他从网路上下载了一些政治内容的东西。两个影片对他非常重要。他问我是否想看？头一个是天安门大屠杀的恐怖录影。他承认直到他看到之前，他无法理解解放军究竟如何野蛮地杀戮；第二个录影是台湾立法院的两个女立法委员对打耳光，大声尖叫的场面。播放时，他配上了一段刻薄嘻笑的口白。
王不恨美国。他恨打着民主旗号的虚假空谈。事实上，王张口说“民主”一词时，总显得有些畏缩。王和其他的中国人都清楚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在敲打中国的大门：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市场和一个庞大而廉价的出口平台，谁也不想真的打破现状。
既然如此，又产生了新问题：超级大国中国会向世界提供什么呢？鉴于中共恐怖的历史，毛的大饥荒、文革、天安门、还有其他一系列中共无法处理好的事件，他们又有什么理念、什么目标、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的信号可以向世界输出呢？据报导，一位原政府高级智囊人士曾这样表示：“我们什么也代表不了。我们不是民主体制，我们也不是共产主义体制。我们只是大了些。”
这也是柯白的世界：一个政权的初级阶段，它的合法性建立在没有内涵的民族主义、没有理念的扩张主义和没有民主体制约束的美国技术之上。中共领导层是一群不负责任且孤立的人物，他们对全球合作前景做不出什么保证；当自己的使馆受到轰炸后，他们居然拒绝通过热线回话；当海南军队指挥中心向他们汇报一架苏-27战斗机遭到蠢笨的EP-3侦察机攻击时，他们居然串通一气搞欺骗。中共领导人公开声称台湾是他们主要的领土诉求，但是收回台湾却与德国对苏台德区的诉求相似，可能是个试金石。正如布莱克所说，“中共领导人不突破美国的保护领地，是不可能扩大其影响力的。下一个落脚点就是关岛。”
事后诸葛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可能抓住柯白这样的人不放，让他对失败的社会实验负责。中共商业游说者许诺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会带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提议听起来颇有道理，尤其在九十年代初；然而，现在我们必须自食其果，未来十年我们被迫要把中国视为军事竞争对手。我们不得不继续就武器扩散到伊朗（甚至可能包括“基地”这样的组织团体）（注：中共向伊朗提供过防空系统，并且看起来好像途经基辅把一套雷达侦测仪运往伊朗。美国情报显示中共还向塔利班提供过装备：苏制SA-7地对空导弹（根据印度情报，他们还提供了火箭炮和防空炮），而中共的公司还为卡布林建造了通讯系统。尽管如此，当中共口头表示中方情报机构将向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给予协助时，美国国务院官员仍然表示赞扬，称这一举动是朝着成为值得信赖的世界公民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同时美方同意中共把新疆回教分离主义分子定为“恐怖分子。”中共加入反恐活动的主要效果似乎是对回教处以死刑的人数持续上涨。）与中共较量。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拥有美军战场通讯技术、航太技术和表面说的过去的核武恐吓以及有能力对上述各种技术不断更新替代的军队。
“我们无法制止。”布莱克双手插在一起，放在桌子上，暗示该说的都说了，会面到此结束。旅店咖啡厅已经没几个人了，我们也喝到第三杯，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次我们周围没有衣冠楚楚的中国人全神贯注地听我们谈话。布莱克漫不经心地摆弄着最后的几个细节；有什么例外？也许加密技术算个例外。在民用商业方面，偷盗盛行。但他们在一些科研机构搞了一些高水准的开发。一百二十八位，我们就去搞一千零二十四位，底线是突破他们的加密。我们能否把技术转让的限制与我们的突破能力挂钩？他承认，限制不住。这是个防洪闸门：“情报机构深陷困境之中。设定的难题太大，太隐密。要解决开销太大。”
布莱克告诉我，现在的所有作法，如出口限制，媒体对劳洛尔、波音和摩托罗拉的调查，国会各委员会和小组的听证，政府甚至对中国北方工业的惩罚等等，好比隔靴搔痒，无济于事。
倒转回那个空军基地。拆散“横空出世”电影棚之后，我搭车回北京，坐在运送食物卡车的后面。与我同行的是位政府宣传机构的笔杆子，对这部片子贡献很大。人很精明也很健谈。我们先就使馆轰炸一事唇枪舌箭一番，这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话题，也是他趁机衡量对方是否态度认真或是另一个唯唯诺诺的外国侨民的时机。
放松之后，他变得口无遮拦。卡车疾驶，把遍布北京西郊的摩天大楼迅速抛到后面，脚下豆腐筒不停地发出液体晃动的响声。他告诉我中国现在问题非常严重；领导人的子女腐败堕落，巧取豪夺，而政府却勒索百姓填补亏空的国库，已没有什么安全感可言。工人和农民没有任何改善自身状况的机会，只有失业和落魄。完了，整个制度破产了；唯一的出路是立即和全面的改革，或发动毛泽东式的革命。
“毛泽东式的革命？”我问到，车子在加速，我眼睛注视着前面变换的车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毛泽东式的革命是指暴力革命，”他说。“没有别的选择。”奇怪的是，他胆大包天，居然说出了侨居此地的外国商人想说却不敢说的话。这种无名的怕冒犯中国人的恐惧牢牢地封住外国侨民的口。使馆里不敢说，办公室里不敢说，在侨民东倒西歪的酒吧不敢说，大概在没有限制的家里也同样不敢说。
也许我应该就革命或中国经济发展或如何避免重蹈恐怖事件的覆辙争辩一下。但我没这样做，因为我的一部分思想同意他的观点。他扮演官方的喉舌，我扮演一个马克思主义教授。不久之后，我又要扮演商业投资顾问的角色。无论喜不喜欢，我们都在横空出世。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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