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公民投票对皮诺切特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据当晚同时对投票进行计数的自由选举委员会的初步统计，百分之五十三投票反对，百分之四十四投票赞同。监查投票选举的国际观察员记录道，投票有秩序地进行。卫兵接到命令，允许庆祝预料中的说“不”获胜的活动，以便给镇压提供借口，但卫兵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连续数小时，政权的官方媒体对得票数避免正面答复，在内政部长告诉观众赞同票超前反对票几票之后，接着便播放美国连续剧。在天主教大学的电视台上，前内政部长贾帕与爱尔文出现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他平静地“定下基调：如果说‘不’获胜，世界末日也不会因而到来。”两人都同意了，看上去也像是这样的。
2005年12月22日 8:08 PM 美国大使馆对智利民主党派的各行其事感到担心，但是认为一九八八年即将来临的公民投票会提供一个关键性的机会。钟斯说：“随着一九八八年十月的到来，很明显有一股力量正在迫使皮诺切特有所作为。
上文提到，国务卿舒兹认为是该换一个新大使的时候了——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类型的大使——去接管在圣地牙哥（智利首都）的使馆。于是，他选了邦尼斯（Harry Barnes）。邦尼斯曾任新德里大使，是一个行事温和、善于言辞，属于事业型的外交家。他会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尽力帮助智利重获民主政治。
在对话中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必须表明的就是，“如果独裁者不合作，其下场将是很悲惨的。”如果一个独裁者阻挡了自己的国家走向世界广大自由、民主、先进国家的行列，历史会予以十分清楚的记载。
全世界的独裁者在理念上、年龄层及掌权时间均有区别，但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西方（Occidental）石油公司的创始人汉默（Armand Hammer）虽是一个无赖，他对共产党头子和中东君主有着精辟的见解。有一次他和我提到，“独裁霸权如同金字塔——每一个人惧怕他上一层的人，除了在最高处的人外，没有人能为任何事件做主。
一旦大使们认识到了他们能够成为当地的政治角色，他们向当地人民表达关心，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支援民主人士的方式就很多了。其具体方式可以是很庄严的，也可以是被有些人认为可笑的，或者至少是轻松的，但却绝不是传统的外交方式。
目前，还没有一个从事民主规划的国际中心，并且在某些方面说来，缺乏国际问题专家。正如前面提到的，以前推进民主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那些正在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即“自由之家”所称呼的“半自由化”国家，这一名词是用以与那些根本没有自由的国家作区别。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从事民主和人权的活动，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至于世界银行也开始认识到，在非洲、中东和其他的独裁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来自于缺乏良好的政府管理，因此，虽然它没有明确提到良好的政府管理需要有一个全面民主化的政府，但它已相应地在推动民间社会团体的建设。
民主是维护人性尊严的绝对保证，也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公义的唯一道路——金大中总统（Kim Dae Jung）
在四十五个独裁国家中，网际网路的普及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机会。即使在政府的控制下，网际网路还是为受镇压和与外界隔绝的人们打开了观察世界的大门。
班．金斯利（Ben Kingsley）的电影“甘地”（Gandhi）是电影可用来教育人民、激励人们的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这一部电影对世界各地民运人士的影响之大，令人惊奇。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电视剧“一种更强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和“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对在独裁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人民正产生有力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这些电影和电视剧已有不同语文版本，包括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中文、帕西文（Farsi）和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文，并且已经由卫星转播到古巴、伊朗、所有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伊拉克）和其他国家。
安排恰当的著名人士，包括卸任与现任政府官员，对独裁国家访问也是行之有效的促进民主方式。二○○一年，两位著名捷克民运人士到古巴会见古巴民运人士。
监督选举在形成推翻独裁的公众声势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独裁者认为他可以用走过场的形式选举来愚弄公众，有监督的选举则往往可以让独裁者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菲律宾和智利就是很好的例子。八○年代以来，许多地方出现了监督选举。
非政府机构在世界上促进民主建设，有着杰出的悠久历史。一九四一年，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Wendell Wilkie）共同合作创建了“自由之家”，专门帮助与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的专制独裁抗争。“妇女选举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和其他民间组织，积极地促进了战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民主普及运动。德国政党基金会（Stiftungen）在独裁者佛朗哥和萨拉查统治时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两国的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并铺平了道路。国际劳工一贯支援民主、法治和人权，尤其是对国外的工会会员的急需，总能做出及时的回应。
坚定的支援和明确的承诺，再佐以一个专责的总体组织来协助推翻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政权，接下来便要讨论策略问题。
美国是世界上实行法治的先驱国家之一，我们曾经带头创办了在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
我相信这是一场为了自由的战斗。我也想使此战成为正义之战——不仅仅是惩治犯罪的正义，而且是为全世界人民带来民主和自由的正义之举——英国首相布雷尔（于二○○一年“九一一”恐怖攻击之后）
我们需要直接针对独裁者本身进行强有力的制裁，包括盯住并最终扣押独裁者及其主要支持者的资产。在这方面，民主国家在塞尔维亚等国有过最早的经验，米洛塞维奇及其支持者的资产和业务被鉴别及冻结起来。辛巴威的独裁者也有同样的弱点。
和采取武力相比，虽然我们更倾向于有外援的内部非暴力民主变革，但常常事与愿违。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使用军事力量驱赶独裁者，为民主铺平道路。举个例子，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打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并驻守军队，监视这两个国家完成民主转型。正如美国企业学院李丁（Michael Ledeen）所说：“最好的民主方案就是美国的军队。”科索沃又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鉴于米洛塞维奇在克罗埃西亚和波士尼亚所犯下的大规模屠杀暴行，当他在一九九八年把目光瞄准了科索沃时，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和他谈判会得到任何结果。米洛塞维奇采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办法“边谈边打”，拖延军事介入，使必要的军事干涉经费和风险日增。
种全球安全情况的根本变化，却几乎不被民主国家的外交界所理解。所谓的专家仍无视刚刚发生的例子，一再掉入老套思想的框框中。比如，他们相信，国防经费的增加和星战计划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自我安慰的陈旧思维方式，倒是使这些专家省得去认识和预测全球变化，但是这种想法忽略了另一方面：正是政治力量，促使苏联放弃共产主义，而走上了民主的大道。
在非洲，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外债，而是绝对的腐败和独裁者的无能。扭转这个颓势所需的初始条件，便是良好的国家治理机制，而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提供这种机制，因为只有民主政体才能保证独立的司法、自由且具批评性的媒体以及反映民意的声音。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会要摇头了，以为我忽略了现实政治的课题，那就是：民主政体有时得在不同程度的危害中，艰难地抉择。但是在我看来，现实政治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清除问题的核心，才是根本解决之道。问题的核心通常不是整个国家，而是那些控制这些国家的暴君。我的论点来自于多年的经验和坚定的信念，而不是天真和幼稚。
布希政府的“邪恶轴心”理论起源于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对纽约和五角大厦的攻击。事实上，这种恐怖虽然骇人听闻，其实不过是在独裁的深层阴影下发芽的一堆毒瘤之一；饥荒、难民、贫穷、环境破坏、腐败、战争、群体灭绝及恐怖主义，一切都在那里盛行。
就在恐怖的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编注：美国 911事件），一份巴基斯坦报纸报导一中国代表团刚同阿富汗的神学士（Taliban）政权签署了经济与技术合作备忘录（注12）。后来的报告还揭示，两家中国国营公司已为喀布尔（Kabul，编注：阿富汗首都）的神学士政权建立一套通讯系统，而神学士政权长期以来一直在宾拉登的主导下对中国维吾尔族极端主义分子进行培训（注13）。一位元据说是盖达组织（Qaeda）的高层官员告诉英国《卫报》（Guardian）说，中国支付给宾拉登大笔金钱来购买一九九八年八月美国原本要攻击阿富汗恐怖分子首脑所在的训练营而发射但并未爆炸的巡弋飞弹（注14）。
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马克斯．卡伯曼（Max Kampelman）鼓励我仔细思考一个战术策略，把这个世界变成百分之百的民主社会。杰克．杜沃（Jack DuVall）提供了很多理论建议，给予原稿批评意见，并且为“使用非暴力”一节做出了贡献。克特．巴苏恩内（Kurt Bassuener）和艾瑞克．卫特（Eric Witte）对整部书提供了意见，帮助做研究和修改文字。克瑞斯汀．奎达（Kristin Guida）和查理斯．哥瑞波（Charles Graybow）为“四十五个最不受欢迎的独裁者”补充资料。德安．考宛（Dean Cowan）运用他出色的电脑技术输入了原稿。最后，卡尔．泊西（Carl Posey）使得这本书变得更加可读。
在这本诉求以和平方式来推翻世界上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的书中，我写到：“其中最需要特别关切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一旦成功的话，将能为近二分之一现今仍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带来民主自由。而且中国人民曾经距离民主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根据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消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编注：六四事件前夕）在中国各省共有一百三十二个城市同时发生示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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