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杀一小批运动(2)
（一）枪杀陈力(2)
南联盟所发表的文章，对他的早期启蒙，使他对这个制度产生怀疑。陈力在1957年的在大呜大放中，发表他对工厂管理的见解，在鸣放会上斥责他的顶头上司，说他是一个饱食终日无事生非的政客，根本就不懂得工厂管理。
同时他抛出了一套工人成立自治委员会，由工人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独立行使管理的办法。
那一次发言，他赢得工人们的阵阵喝彩，也赢得了一顶右派帽子，从此削掉了他的“官职”， 并被开除党籍。
一腔为真理而斗争的理想化为灰烬后，他从办公室搬了出来，搬进了后勤组，由秘书贬为受管制的清洁工人。
这场初露锋芒的较量，使陈力认识了中共是一个是非不明、不讲道理的官僚集团。不值得任何留恋，更不值得为它献身。
紧接着，陈力又亲身领教了大炼钢铁的荒唐闹剧，在三面红旗万岁的狂噪中，切身体验了毛泽东带给全国人民的灾难。生活的经历，使他从对中共的迷惑中清醒了过来。
当共产主义的海市蜃楼消失以后，他看到了中共的骄横拔扈，看到了中国百姓被奴役和饥寒煎熬的现状，看到了人们连挨饿都不敢直言。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使他对中共的敬仰、追随，转变为怀疑和敌视，经过慎密的思考，成为反对独裁追求民主的战士。
1959年，因为继续的反对工厂党委，被保卫科扭送沙坪坝区看守所。接着，在看守所里，又同管教干部们唇枪舌剑，使他的“反革命”日益“升级”。
有一天，有人发现监狱厕所里的墙壁上，有人用铁钉歪歪扭扭地刻写着“打倒共产党”五个字。监狱管教如临大敌，立即封闭了厕所，把所有在押的犯人赶回了各自监舍，并立即进行字迹鉴定。
根据管教干部所收到的“检举”和狱方的“笔迹鉴定”，狱方武断认定这一“反动标语”系陈力手迹。
在提审他时，陈力愤怒地抗议了这种凭空捏造，断然加以否定。他说：“这种对‘粪便’进行宣传的行为，实在是一种既无用又可笑的的勾当，我是决不会干的。”
他说他会公开陈述他的政治观点，而不会作这种蹲在厕所里写几条标语给屎看的蠢事。
但是，看守所的狱卒们不顾他的申辩，把这条“反动标语”硬栽在他的头上。并以此作为铁证，宣判了他十二年徒刑，从右派分子升级为反革命份子。
在我进入孙家花园监狱后的半年，陈力也随之来到了这个监狱中，并于1962年发配甘洛农场，成为500名“流放大军”的一员。
在途径雅安监狱的抢馒头案件中，陈力又被当局认定是为首的鼓动者，成为甘洛农场的重点监管对象。
我在西西卡中队同死神较劲，同“张棒棒”肉搏时，陈力也在斯足中队公开的拒绝劳役。我俩因为公开喊出：“我们要生存”的口号，遂被当局认为是对犯人进行破坏性鼓动宣传者，是最危险的反改造份子。
1964年，当我们经黄联关来到盐源农场，以后不久，我被调往古柏，陈力却留在二道沟地区。
同年八月，我在古柏被关进了反省室，陈力在二道沟地区被关进了场部的小监。直到九月，我们合并一处不期而遇。
从此以后，我们俩便成为农场中人人注目的“反改造分子”。并戴上了一顶时髦帽子：“国际修正主义的急先锋”。后来，我们又被关进了“羊圈”，直到1965年10月，当局才将我俩放回到大监中。
1966年5月，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飙初起时，在农六队讨论文革的学习会上，我又当着在场的犯人和干部，公开为文革下了“宫廷政变”的结论。这在当时视若禁区，而不敢“妄猜”文革内幕的情况下，起到了振聋发馈的作用。
我们相信，当时的这种“揭密”，对农场的干部们起了很大的摧醒作用。尤其当时就预言了毛泽东路线将因中共党内的分裂而走到尽头。
感谢老鼠在足有40厘米厚的泥墙上穿洞。我俩便依靠这个洞，传递着各自写下的文章和信息，而今想来，他的文章记载了监狱的暴行，揭露了中共的虚伪，抨击毛泽东复辟专制主义等等，成为最珍贵的监狱“遗笔”。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将它保存下来。只能依凭着我的记忆，回忆其主要内容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