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典礼上，我记得父母、太太和孩子围绕着我，而远远的那一边，我认出鲍伯一个人站着，脚后跟轻轻来回摆动，紧握着毕业证书。
毕业后，他参加内科实习、一般外科住院医师实习，紧接着是胸腔心脏外科住院医师实习。结训隔天，他应聘担任波士顿教学医院的心脏外科总医师。他大量发表、不厌倦教学和动手术。他是世上首位移植长期存活部分人工心脏（partial artificial heart）的人。他完全孑然一身在世界上――在大屠杀中，他已经失去了每一个人。
然而他只字不提往事。我非常好奇，认识的人之中，无人直接经历过集中营的恐怖，但是他却漠视我的问题，斥责我喜爱窥探别人隐私。
“或许，”他揶揄说：“如果你守规矩，我会告诉你更多。”
我真的有守规矩。但是多年以后，他才愿意回答战争的问题。
当我们迈入六十岁，我注意到一个变化。首先，他似乎更敞开而乐意交谈。然后，随着岁月流逝，他变得几乎渴望对我诉说过去的恐惧。
但是我准备好要听了吗？我曾准备好要听了吗？
一直要等到我开始接受精神医学的训练，开始从事自己的分析，通晓人际沟通的某些细微之处，我才明白某些很根本的事情，关于我和鲍伯之间的关系：不仅鲍伯绝口不提往事，而且我也不想知道。
他的长期缄默，是他和我的共谋。
***
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战后记录集中营解放的新闻短片令我惊呆、恐惧、憎恶。我想看。我觉得我应该看。这些是我的族人――我必须看。
但是每次看了，我都十分心烦。甚至到如今，我也挡不住那些刺痛印象的侵扰：有刺的铁丝、冒烟的火葬场、少数残存的人瘦得像骷髅一样穿着条纹的破旧衣服。
我运气好：假如父母没有在德国纳粹党掌权之前移居外国，我可能早就成了其中一具骷髅。而且，最糟的是推土机正在移动大量尸体的印象。那其中有些尸体是我的家人：我姑姑在波兰遭谋杀，我叔叔艾伯（Abe）的太太和三个孩子也是。他于一九三七年来到美国，打算带家人过来却来不及。
这些印象搅动了这么多恐惧而且引起如此狂烈的幻想，我几乎快受不了了。当它们在夜晚进到我的脑子里，我就失眠。而且它们不可磨灭——它们从未渐渐消失。
早在我认识鲍伯之前，我就决心不要再增加这样的印象到我脑中的档案夹里，而且要回避大屠杀的影片和文字叙述。有时候我试图更理智地面对历史，却从未成功过。我强迫自己进入戏院看《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和《苏菲亚的选择》（Sophie’s Choice）这样的影片，但是不出三十到四十分钟就受不了，每次走出场就恢复决心，今后要避开这样的痛楚。
鲍伯分享的事情，有些是令人心惊胆颤的。记忆深刻的是他二十年前说了一个密友米克罗斯（Miklos）的故事。当时鲍伯十四岁，住在布达佩斯，装成基督徒，为抵抗组织工作，偶然遇见几个月不见的米克罗斯。
友人的外表令鲍伯吃惊。他面容枯槁、衣衫褴褛，仿佛刚刚逃出贫民窟，或者可能从开往奥许维次集中营的火车上跳下来。鲍伯警告米克罗斯，说他肯定很快就会遭到纳粹党员逮捕，力劝他一起走，接受临时的住所、变装，和一些假的基督徒身份文件。
米克罗斯点了点头，然后说他必须先去某个地方，但两个小时后会回到原地。鲍伯再次警告他有危险，恳求他马上走，但是米克罗斯坚持他必须去见某人讨论一件急事。
然而，就在他们会合时间之前，空袭警报响起，街道都净空。九十分钟之后，“空袭警报解除”的信号一响起，鲍伯就冲到会合地点，可是米克罗斯从未出现。
战后，他从一位从前的体育老师卡若里·卡尔帕帝（Karoly Karpati）口中得知米克罗斯的下场。他是犹太人，得到反犹太人法律（anti-Jewish laws）的豁免，因为他在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匈牙利赢过角力金牌。
就在空袭警报解除信号响起之后，卡尔帕帝的妻子正要离开空袭避难所，看到一群纳粹党员正要把一个年轻男孩拖进她的公寓大楼前厅。她认出米克罗斯，远远观察。他们拉下了他的裤子，看到他行了割礼，朝他的肚子射了好几枪。米克罗斯鲜血直流，却意识清醒，讨水喝。
卡尔帕帝太太试图给一些水，纳粹党员却把她推开。她在看得到的地方徘徊大约一两个小时，直到他失血身亡。
鲍伯以他独有的方式结束了故事：他责怪自己没有强迫米克罗斯马上跟他一起走。
那则故事萦绕在我心头好多年。好多个晚上，我醒着，躺着，心砰砰跳，米克罗斯遭到谋杀那一幕在我想像力的剧场里一次又一次播放。◇
——节录自《凝视太阳：面对死亡恐惧》心灵工坊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
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
1931年6月13日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父母是俄罗斯人，第一次大战后移民美国。亚隆是美国当代精神医学大师级人物，其心理小说系列广为人知。
责任编辑：李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