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魏晋史学及其他

走过旧时的蹊径(下)

作者: 逯耀东
三国志.步骘传残卷,东晋隶书抄本,高24.2厘米,宽42厘米,现存25行,440字,保存了传记的后半部和评语的前半部,藏经洞出土,敦煌研究院藏。(猫猫的日记本/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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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文

从最初汉匈间的“瓯脱”,最后扩展到中国文化疆界的长城,其中经历了许多的转折,但并没有因外在环境改变我的初衷,渐渐形成对历史考察的自我体系。至于后来再转向魏晋史学的领域,也和我这个历史考察体系有关。因为我认为当长城边界受外力的影响,被迫消逝的时候,是中国政治社会动荡纷乱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自我反省后开始蜕变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中国文化形成迄今,曾经历三次文化的蜕变,一在魏晋、一在两宋、一在近现代。这三个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因为史学必须在政治权威干预减少,而且文化理想又超越政治权威之时,才有蓬勃发展的生机。魏晋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不过,我由魏晋的历史转向魏晋史学的探索,也是非常偶然的。那年从香港回来渡暑假,闲着没事。我的同学孙同勋急着赴美留学,他教一个洋人的《三国志》,一时找不到替手,临时拉上我。不过,那个洋人读《三国志》,只是从寻找曹操为什么不做皇帝的资料,写他的毕业论文,当时中国大陆为曹操翻案不久,他跟上了这股风。因此,我们意见常相左,而且我觉得为他人作嫁是非常无聊的事。于是晚上备课之余,顺便统计裴松之注所引的魏晋材料。后来回香港翻查资料,发现清代学者钱大昕、钱大昭兄弟、赵翼、沈家本都有裴注引书目之作。而且《三国志》与裴注在乾嘉之际是显学。赵一清、林国赞也有裴注的专著。不过他们都集中于裴松之保存魏晋史料之功,却很少论及裴注本身的性质和价值,以及其对后来史学的影响。当时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做,暇余之时就梳理裴注。然后发现裴松之注《三国志》,不仅补陈寿之阙,同时更对魏晋史学作了总结的讨论与批评。刘知几的史学批评,或即出于裴松之。后来报考台大历史系博士班,就以这个无心插柳的成果,写成〈裴松之《三国志注》研究〉的研究计划提出申请。那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

报考台大博士班,是我回台湾大学任教一年后的事。我回台大历史系任教也是很偶然的事。新亚研究所的毕业论文,不知为什么被校外委员饶宗颐打了刚及格的七十分。不过,包括钱先生在内的研究所诸先生,都认为我的论文写得颇有见地。因此,留所任助理研究员。当时新亚研究所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助理研究员留所五年,必须自谋生路。不过,这个规定对我也有很大帮助,使我三更灯火五更鸡,读了不少杂书。所谓杂书,就是自己研究范围以外的书,以备将来谋职所需。有段很长的时间就睡在研究室里,冬天一床廉价的尼龙被裹身,就地而卧,如街旁的流浪汉,其中艰辛是很难言讲的。后来我又返台渡假,开学仍系留未归。台大历史系的一位先生得了病,系主任许倬云临时找我代开他的“中国近代史”,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但反应却非常热烈,也许因此结下第二年回历史系任教的因缘。以我在学成绩之差,又和诸位老先生素无渊源,且不是本系研究所毕业,能回母校教书,已是意外的意外。更意外是回来的第二年历史系为了培养师资,设立博士班。系里的讲师大部分报考,我也跟着凑热闹报了名。但后来前思后想,如果考不上,连好不容易得来的饭碗也砸了,实在不划算。妻在旁笑言:“常是只报名,不考试。”于是,我又开始准备考试,没想到竟又侥幸录取了,而且只录取我一人。

系里的老先生对设立博士班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虽然只录取我一个人,却针对我研究的范围,设计了一系列的课程,包括李宗侗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专题”,姚从吾先生的“史学方法专题”,夏德仪先生的“史部要籍专题”,杨云萍先生的“日本史学名著专题”。我的论文由沈刚伯、李宗侗、姚从吾三位先生共同指导,似乎有意将我培养成一个中国史学史的专业人才。我想我该是非常幸运的。在大学时没有机会,同时也不敢和这些先生接近,现在他们竟专为我单对单的开课,我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亲近他们。尤其后来刚伯先生摆脱了二十五年文学院院长的俗务以后,我有更多时间向他请益。并且旁听他的“中国上古史学专题”,“魏晋史学专题”。虽然我的论文由三位先生共同指导,后来我到日本搜集论文资料期间,从吾先生遽归道山。从日本回来,玄伯先生又卧病在床。所以,有问题就向刚伯先生请示。刚伯先生对我不仅是学术知识的传授,并且有更多做人处世的启迪。这些年来我一直以他的“量才适性”作为座右铭,才使我得以不陷身尘网,而自致于纷纭之外。今年是刚伯先生百龄,也是逝世二十周年,又是历史系博士班成立三十周年,我竭力举办了一个纪念学术研讨会,聊表对刚伯先生的感念。

学科考试及格后,有一年出国搜集材料与撰写论文的机会。我选择去日本,到京都人文研究所的平冈武夫先生研究室挂单。我所以作这个选择,因为平冈先生曾在北京大学顾颉刚门下读过书,并且写了一本《中国经学史》。因为当时我认为魏晋时期的经注与新兴的史注不同。经注透过训诂或音义明其义理,史注则是详其事实。但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的形式,又与当时新兴的史注不同,其渊源或与汉晋间经注的转变有关,尤其是杜预的《左传集解》。可能平冈先生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时平冈先生的研究已转向白居易。中国经学对他已经是非常遥远的名词。所以,一次在平冈先生研究室,遇见当时日本汉学研究的活国宝吉川幸次郎,他听了我的研究情况,就说:“你的研究,我们无法帮助。”我随即回答:“我知道,我原本也没有打算你们帮助!”的确,我的想法已经改变,如果将裴注和经学纠缠在一起,是非常麻烦的事,首先必须转向经学研究。不过,一旦陷于经学就难以自拔了。所以,以后在京都的一段日子,除了整理过去搜集的材料,并且翻阅几套人文研究所所藏的明清刊本的《三国志》,余下的时间就去逛庙。

从日本回来,向刚伯先生报告,我所遭遇的问题,除了裴注和经学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裴松之在一年之内,完成这部庞杂的著作,可能如温公修《通鉴》,由一批助手协助下完成的。这两个问题,都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所以,我决定改换题目。刚伯先生沉默了一会,然后问道:“还剩半年时间,来得及吗?”我说来得及。于是,我就从裴松之研究转向魏晋史学的探讨。虽然,我暂时放下裴松之,但这两个问题始终在心里盘旋着。关于裴松之助手的问题,二十年后在《劳贞一先生八十寿颂集》,写了篇〈《三国志注》与裴松之《三国志》自注〉,讨论这个问题。关于裴松之注的渊源问题,这几年我集中研究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的问题,在讨论《史记》“太史公曰”与史传论赞关系时,突然发现裴松之自注出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个偶然的发现,着实使我高兴了好几天。不久前,为祝邓广铭先生九十寿辰,写成〈司马光《通鉴考异》与裴松之《三国志注》〉,裴氏自注源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则受裴氏自注的影响,前后是有迹可寻的。

我的论文转为魏晋史学领域,并向刚伯先生保证在半年之内完成。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个谱。在我统计裴松之引书资料时,发现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晋史学著作中,其中有许多是《隋书‧经籍志》所没有着录的,尤其是别传。这种别于正史列传的个人传记,出现于东汉末期,盛行于两晋。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了众多的别传。别传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中,纳入杂传一类,杂传包括了别传、类传、家传、地域性人物传记,以及超越现实世界的志异小说。刘知几将这类著作称为“杂述”,是魏晋时期新兴的史学写作形式,正反映了魏晋史学特殊的时代性格。因为一个时代的史学,生存在一个时代之中,和这个时代发生交互的影响。所以透过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可以了解这个时代的史学的演变与发展,同时从一个时代的史学发展情况,也可以了解这个时代实际的历史面貌。因此,我准备以魏晋时期的社会与思想变迁为基础,探讨这批在正统史学以外的新兴史学著作,形成的背景及特殊的性格。关于这个问题我已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因为在统计裴松之引用魏晋史学资料时,已经透过《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唐书‧经籍志》,以及唐宋类书《北堂书钞》、《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世说》与《文选》注,并辅以章宗元、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对这一部分史学著作作了集释。所以,对这部分资料可以完全掌握;另一方面,过去一段很长的时期研究的范围是魏晋,回到台北后,又分别在台大、辅仁历史系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这是我对刚伯先生说换了题目,在半年内可以完成论文的原因。

转换题目既定,开始整理行装,准备到香港去撰写论文。香港红尘滚滚,并不适合研究工作,但对我来说却不同。因为在新亚研究所图书馆进出五六年,架上的图书非常熟悉,我所需要的材料又非武林秘笈,举手可取,非常方便。而且牟润孙、严耕望先生就近可以请教。不过当时牟先生任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已无暇和我讨论。不过严耕望先生对我却启迪良多,这是我决定到香港撰写论文的原因。于是,我又去了香港,在尖沙咀的重庆大厦的高层,租了一间房子安顿下来。这是半岛最繁华的地区,人车喧杂,尤其白天,地基打桩的震撼,电钻穿破柏油路的尖嘶,使人窒息,无法着笔写一个字。只有到研究所翻阅资料,工作的时间改在晚上,从华灯初上时分开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破晓,然后和衣蒙被而卧。这样连续工作了三个月,终将论文赶成。其间,大厦失火,列为危楼,无水无电,我必须依赖烛火维持工作。台上几支烛火不停跃动,烛涕随着跃动的烛火淌下来,点点滴滴在台子上凝住了。我在烛火下奋笔疾书,稿成之日,最后写下:“斗室一烛荧荧,与窗外五彩缤纷霓虹灯相映,观案头积稿盈尺,写的竟是魏晋衰世,抚昔思今,感慨世事如棋,不觉百感交集,泫然欲涕……”。

《魏晋史学的特色—以杂传作范围所作的分析》的论文,终于写成了。经过学校、教育部两次考试,尘土功名也取得了。但论文写得匆匆草草,自己并不满意。置于箧中,不愿再看一眼。论文写成六年后,牟润孙、严耕望先生自中大历史系退休,我去接替他们留下的一部分课程,于是带了一本论文再去香江。准备拔足于风尘之中,自逐于纷纭之外后,对这篇论文进行彻底改写。但适逢文革风暴乍歇,过去在香港,我曾关注中国大陆史学,也是最早将中国大陆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后来因返台资料搜集不易,且事关涉敏感,暂辍,现在许多资料再现,于是我又开始重理旧业,反而将准备改写论文的工作搁下了。但搁下并不是放弃,只是中间断续改写。写的过程中发现许多的观点已和过去不同,而且也比较成熟,对两汉至隋唐间,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的过程,获得一个较接近的解释。关于这一部分较严肃的学术的论文,将另集为一编,名为《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纳入《糊涂斋史学论稿》之中。

从一个历史的学徒开始,在史学领域里拾荒已经四十年了。因为起初没有辛勤耕耘自己的土地,并播下种子。所以,现在也不祈求获得丰收。不过,走过旧时蹊径,蓦然回首,过去走过的路上,却也留下些新的足迹。这些新的足迹,都是在前人收割过的土地里,捡拾剩余的穗粒留下的。现在将这些穗粒贯穿起来,发现其中却有我个人对历史考察的体系。这个历史考察体系是长久时间积累,几经转折逐渐形成的,虽然也曾作了某些修正,但在修正过程中却获得更多的自我肯定。所以,最初基本观念并没有改变。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从开始就学习对历史独立与尊严的坚持。同时也学会对个人独立思考与判断的坚持,以及个人尊严的维护与自我肯定。这种尊严的维护与自我肯定,使我踽踽独行在史学的道路上,并不孤独与寂寞。因此在举世滔滔之中,我并没有随波逐流,一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没有“曲学阿世”。

现在将这些年在史学领域里,捡拾穗粒的材料穿串,集为《糊涂斋史学论稿》出版,《魏晋史学及其他》列为论稿的第一册。将陆续整理准备出版其他各册。《魏晋史学及其他》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只是我这些年在史学领域里踟蹰些微的痕迹。直到现在,我觉得走上这条路,是非常侥幸的。如果没有师长的指引,也许我会迷失。如果没有我妻在旁默默相扶与容忍,也许我无法坚持下去。我还要感谢三民书局、东大图书的刘振强先生,如果没有他的慨允与相促,《糊涂斋史学论稿》与即将准备编辑的《糊涂斋文稿》是不会出现的。这两套书现在和将来由编辑部费神企划,李广健、陈以爱、陈识仁、蔡瑄瑾诸弟细心校阅,并此致谢。

虽然,走过旧时蹊径,也会留下新的脚迹。不过能在这条并不平坦的路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的确要感谢在路上相遇的许多人。但除了我自己,因为我既懒散又杂乱无章,且糊涂。所以,我知足又感恩!

逯耀东写于台北糊涂斋

民国八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安珀台风狂风疾雨叩窗之时

(节录完)(本文限网站刊登)

──节录自《魏晋史学及其他》/东大图书公司提供

《魏晋史学及其他》(三版)/东大图书公司提供

责任编辑: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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