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9月03日讯】前几个月，母亲生前挚友陆素影的孙辈，自大陆寄来一张当年青岛女中游泳队的老照片，这是我手中现存，年代最久远的母亲之照片（应该是摄于1935年左右）。
照片的品质不佳，初见之下，我无从确认那一位是我母亲。好在我那已年逾九旬，母亲之同母异父的幼妹刘平梅尚在北京（梅姨与姨爹俩，都是清华大学的退休教授），经她老人家指认，我母亲终得“现形”，是右边数来的第二位。
母亲在青岛女中的同班同学中，日后到了台湾的只有少数几位，其中我最熟悉的是徐莲与卜庆葵两位，而且她俩还是姻亲，卜庆葵的夫婿是徐莲的弟弟，海军军官徐升平。
卜庆葵曾担任过屏东女中校长，当然家住屏东。我老哥谢平昌于高二时由凤山中学转到屏东中学就读，在学期间就借住在徐家。卜庆葵是我母亲的结拜姐妹，她能够如此长期地亲自照应我老哥，是让我父母亲念念不忘，终身感激的。
就是因为我老哥长期借住徐家，所以徐家子女的“大姑”徐莲，也成了我们兄弟俩口中的“大姑”。我在成功大学就读时，“大姑”与夫婿正好也住在台南，她们对我的四年照应，可说是无微不至，当然也是我十分感念的两位长辈。
至于徐莲与卜庆葵两位女士是否也在这张照片中，我已无从核对，但我知道徐阿姨卜庆葵是会游泳的。
关于陆素影女士与她的夫婿陈廷缜将军，我在2014年写的那篇“记国府早期的军事留学生”一文中已提过，八年前的那篇文章，显然在中国大陆已被转贴多次，也让好几位大陆的读者（都是当年军事留学生之后人）千方百计地与我联络上，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以后我当会以“续文”之方式发表。
陈廷缜将军是与我父亲同期留学英国皇家军校的三年同学，直到第四年分科，下英国野战部队实习时才分开。他与陆素影女士均得享嵩寿，陈将军是2009年以104岁高龄辞世的。陆素影女士则于今年﹝2021年﹞二月逝世，享寿102岁。
陆素影与我母亲两人，于1935年夏青岛女中高中部毕业之后就各奔前程。我母亲经她在长沙女中初中部同学禹竹筠之媒介，结识禹之夫婿龙灵（黄埔六期毕业）的黄埔同期同学，当然就是我父亲谢肇齐，俩人于1936年7月在南京结婚。
陆素影与我母亲此刻已没有联系，他俩毕业九年后居然重逢于贵州札佐的往事，也算是一段传奇罢，至少我们两家的后人都觉得是如此，因为那是一个大时代，连自己亲人都随时可能因战乱而天人永隔的。
由于我父亲是英国皇家军校（正是现今哈利王子的母校）的毕业生，返国后颇受长官们重视，所以当时之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在改革军队素质的大方针下，成立贵州札佐演习场时，两位返国的军事留学生，龚愚将军（也是留英）与我父亲就被赋以训练重责，其他许多已归国的军事留学生日后也被召来共襄盛举。
曾在札佐演习场任职过的军事留学生，前后可能多达二十几位，其中一位正是陈廷缜将军。
陈将军是先报到后，才把家眷（就是母亲的青岛女中的同学陆素影）从广西桂林接来的。待家眷到达后，我母亲为表欢迎之忱，特地烧了几个菜请他们夫妇来晚餐。两位主妇见面互望一眼，当场愣住，几秒钟后两人互拥对方，高兴得又叫又跳，那是人生四大乐之一的“他乡遇故知”，她俩的夫婿不但是黄埔六期同学，还连袂同船去英国皇家军校留学，天下居然有如此巧合之事，显然是前世修得之缘分。
我在七年前的那篇“记国府早期的军事留学生”一文中，已详述过陈廷缜将军之生平，这位后来被因理工科成绩特优，而继续在剑桥大学深造四年的军事科学家，学成归国后，曾与另一位皇家军校与剑桥大学毕业生唐君铂将军，同在蒋委员长身旁担任非常重要（且秘密）的科技幕僚。解密后的“大溪档案”，已清楚载明这两位将军在1947至1948年间，中国有史以来最早之核弹研发计划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大陆变色之1949年，陈廷缜将军正担任第十二编练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司令官是抗日名将，曾获青天白日勋章的黄埔二期钟松将军，司令部在西北）。在兵败如山倒的年代，陈廷缜未能及时跟随部队撤退去台湾，与所有老朋友都断了音讯。由于两家四口有着双重同学交情，陈廷缜夫妇一直是我父母亲在世时挂念的对象之一。
大陆改革开放后，我父母亲终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透过许多特殊关系，颇费周章地找到他俩夫妇，虽历经折磨但还侥幸存活，在陈廷缜家乡的贵阳养老，四代之众多儿孙绕膝，且其中有不少是科技菁英份子。
陈将军若是像唐君铂将军一样，得以在台湾军事工程界（如中科院）一展其长才，国军之军工研发，将不至于像现在一样，必须要靠美国撑腰才行。唐君铂将军是我父亲时相往来的好友。“两蒋”时期，他因为主导了所有的高科技军备研发，（我在这儿要强调“所有”这两个字，秘密或是公开的），所以为人十分低调，与其他留学英国皇家军校的好友们偶有餐叙，在餐后聊天时，绝口不提任何“公事”，可见唐将军日常工作之机密性。
我有位高雄中学同学，毕业于中正理工学院，在中科院服务时被唐君铂将军送到美国读博士学位，返国后颇受唐将军倚重，参与了各型飞弹研发，成绩斐然。
好像扯远了点，再回头来细数母亲在青岛女中的同学罢。
且说我是1945年独山战役后，在贵阳省立医院出生的，母亲被送到医院时已近午夜，值大夜班的医师是位年轻的实习医师，护士也没啥经验，偏偏我又是个“难产儿”，把他俩搞得手忙脚乱，最后不得不去“搬救兵”，把一位当晚的总值夜请来。她是位护理长，而且还是“妇产科”出身的，经验丰富，当场指挥实习医师施以“剖腹生产”，这才得以“母子均安”。见危机已过，护理长乃径自回办公室，没有细查产妇姓名。
次日清晨，大夜班与早班即将交接，这位护理长（母亲曾经告诉过我她的姓名，可惜我已忘得一干二净）在病患交接名单上看到我母亲的名字（余丽莉其实是闽南话中的所谓“菜市仔名”，这也就是为什么她日后在台湾报户口时，嫌丽莉两字太通俗而改用余立两字），这才在下班前半信半疑地赶到病房一探究竟，细看之下，果然是失散的老同学，这又是典型的“他乡遇故知”，双方之惊喜自是不在话下。
至于为什么两人第一眼未能相认，母亲的解释是，她怀孕后期面貌浮肿，加上生产不顺，疼痛得大汗淋漓，披头散发，难以辨识。
母亲也告诉过我，这位护理长日后在医学院毕业，成为济世之材。
母亲班上还有位名叫茅爱立的，是有相当知名度的歌唱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音乐教育家。母亲过世后，我偶尔想起“茅爱立”这名字，上网一查，赫然发现她早已由中国大陆移民到旧金山湾区，继续她的“教唱”音乐生涯，只是她俩之这世缘分，已冻结在1935年高中毕业时。
这都是七、八十年前的往事啦，所以当我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不算是在“倚老卖老”哪。
【谢行昌，2021年7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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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阅【松街的故事】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