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所衍生出来的故事

作者:谢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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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10月16日讯】

前言

“浮生六记”只能算是清朝的一部“自传体小品文”,在中华文化中确实没有“举足轻重”之地位,但是作者沈复(三白)在书中,细腻地写“活”了一个“芸娘”,让这薄薄的一本自传,广受后世芸芸大众之喜爱。沈复平铺直叙的笔调,也成为众多“非典型”业余作家奉之为圭臬的写作方式。

清末民初时,这没有版权的“浮生六记”被大量“盗”印,原来只剩“四记”的残本,还遭后人冒名拼凑成“六记”,风行一时。诚如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林语堂所言,在沈复的笔下,芸娘成了“中国文化中最可爱的女人”,随着“浮生六记”之广泛流传,“芸娘”也逐渐成为亿万中国男人“梦寐以求”之典型枕边人。

我这“浮生六记”所衍生出来的故事,得由我在台北读建国中学高三的日子讲起,因为那一年我与父亲共处一室,而且第一次读“浮生六记”也是那年瞒着父亲偷偷读的,以我有限的文言文程度,当时是用“生吞活剥”之方式读完这本“禁书”的,所以我对芸娘之最初印象,只觉得她是“傻姑娘”一个。

当然,“浮生六记”怎会算是“禁书”,后来发现街上大、小书店都公开贩售,只是那时父亲不让我读而已,是被他老人家列为我的“禁书”的。

住在“三军联大”的那一年

这辈子与父亲虽然结的是父子缘,但是聚少离多,那是因为他是职业军人,驻地经常会变动,家眷们不可能随时跟着部队走。不过在我六岁到十二岁之间,父亲曾任职于台湾南部(高雄县凤山镇)的各军事单位(非野战部队),我们全家总算是安定地团聚了六年,住在与黄埔军校隔邻的眷村(黄埔新村)中。但是在我小学尚未毕业时,父亲被调到台北市上班,所以他只好住在各工作单位的宿舍里(包括设在总统府内的宿舍),每个月才回南部的家两天而已。

读高三那年(1963年到64年),我由高雄中学转到台北市的建国中学,家中经济不宽裕,在外吃、住都是问题,好在那时父亲已离开总统府内的单位,住在台北大直“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区内的一栋独立军官宿舍中,那儿的“门禁”没有总统府那么森严,我得以在他那间约六坪大小的房间里搭起一张简陋的“行军床”住下。母亲远在凤山,所以我的“民生问题”就由三军联大的厨房帮忙解决,但是我通常是赶不及他们六点钟晚饭时间的,厨房工作人员会预备一个便当,让我父亲带回宿舍给我吃。

现在回想起来,我十八岁那年,居然还有机会与父亲同住在一个房间里达九个月之久,也算是难得吧!之后,我于1964年去台南读大学,68年毕业后去马祖前线服兵役,69年来美国读研究所,毕业后滞美未归。这么一算,我们这辈子的“父子缘”,只有不到八年的时间是在同一个屋檐下过的,委实嫌短了一些。

既然名为“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内教职员与学员就分属陆、海、空三军,我父亲的职务是教育长,下面有三位副教育长(少将官阶)辅佐他,分别代表他们各自的军种。之所以会提到他们,是因为在那栋独立的军官宿舍中,除了一间共用的浴厕与小会客厅之外,还有四间卧室,分别给他们四位将军使用,三位副教育长与我父亲一样,眷舍都不在台北。

以现在的生活标准而言,这“高级军官”的宿舍是十分简陋的,唯一的奢侈品是小小会客厅中的那台十四吋大同牌黑白电视机,那也是我此生第一次有机会看电视。那是1963年,可能是因为台湾南部当时还没有电视台,或是我父母无钱购置,总而言之,我们在凤山的眷舍中是没有电视机的。

这军官宿舍离“三军联大”之校门不远,几乎与校区之“福利社”为紧邻,我被父亲郑重告诫,除“福利社”外,不得在校内其他地区“乱逛”,因为这是军事管制区,列为高度机密的“衡山指挥所”,其入口就在离我们宿舍不足一公里之处。

不是要讲与“浮生六记”相关的故事吗?为何扯出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事来呢?请稍安勿躁,且“听”我慢慢道来。

简介同宿舍的将军们

代表陆军的副教育长应该是由师长、副军长或战斗单位副司令任内调来的,他的姓名我忘了,主要原因是他鲜少住在军官宿舍,与我互动不多。他的家眷虽然不在台北,但是可能有近亲住台北,大部分时间就住在亲戚家中通勤。

代表海军的副教育长是白树绵将军,由舰队指挥官任上调来。1944年盟军在诺曼地登陆时,他正好与其他二十位中华民国海军军官在英国接受密训,6月6日当天,他们分别在数艘英国军舰上实习,所以在各军舰以猛烈炮火掩护登陆之盟军陆军与陆战队时,他们都在舰上亲身观战。这段史实在中华民国海军军史上有详文记载的,在诺曼地登陆战中,总共有二十一位中华民国海军军官在现场,不过都是在危险性较小的英国军舰上。

抗战胜利后,白将军奉派去日本接收日本海军的八艘一千五百吨级轻驱逐舰(返国后编为阳字号军舰),是八位第一批日制阳字号军舰的舰长之一。阳字号军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国军得以掌握台海军事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白将军在卸任三军联大副教育长之后,担任海军军史上的第十任海军官校校长,同时晋升中将。白将军的眷舍在高雄左营,每逢周末都会回南部。当时的海军总部就在大直,白将军在附近显然有不少朋友,几乎每晚都有应酬,不常在宿舍。

代表空军的副教育长是蔡名永将军(中央航校五期),战斗机飞行员出身,战功彪炳,也是少数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的空军英雄之一。他是在空军作战副司令之任上调来的。我父亲退休时,他曾代理教育长一职,日后他还担任过国防部次长,最后是在空军中将副总司令任内退休的。

图:1962年三军联大毕业典礼后,我父亲等校内主管,与观礼贵宾何应钦将军合影留念。自左至右是海军副教育长白树绵将军,我父亲教育长谢肇齐,何应钦将军,与陆军副教育长。我父亲在1944年打完独山战役后,曾以高参名义,被调至何应钦将军的总长办公室服务,担任他的英文机要秘书一年多。何将军在1962年时实质上已退隐,我父亲重情义,是他排除众议,力邀老长官来三军联大观礼的。只是不知何故,空军副教育长蔡名永将军未出现在此照片中。(作者提供)

三位副教育长都比我父亲年轻大约十岁,各有不少战场经验,他们也显然工作得十分积极,加上我父亲是出名的工作狂,所以当每晚我关起房门念书时,常听见他们在客厅里用一些我不懂的术语大声谈论“公事”。三军联大是训练在三军联合作战时,各指挥官如何配合着其他军种作战。你用膝盖也想得到,只有“登陆战”时才会需要三军联合作战,当年我们国军不是要“反攻大陆”吗?这第一仗必然是登陆战,是需要三军“联合作战”的,部分国军指挥官当时欠缺联合作战之“素养”,这“三军联合参谋大学”就是培训他们战术、战技之教育单位,受训期一年。

三军联大学员们结训前的“毕业旅行”,必定是全员出国,到美军在东南亚的众多基地之一,去观摩美军的年度登陆演习。我父亲在联大任教育长约五年,大概是因为英语流利,那些年都由他担任观摩总领队的。

三位副教育长中,我与蔡名永将军之互动最为密切,“交情”也最好,那是因为我自幼就是“空军迷”,长期订阅“中国之空军”月刊,懂得不少空军术语,与他闲聊空军典故时,完全没有“障碍”。

823炮战其间,国共双方的海、空军也曾激烈交锋过。有那么一次的台湾海峡空战中,国军的军刀机首度使用响尾蛇飞弹,在空战中一举击落14架老共的米格十七战斗机。蔡将军在闲聊时告诉我,那是全世界有空战史以来,第一次在缠斗战术中使用飞弹,也是那场空战国军大获全胜之主要因素,吓得共军米格机有好几个星期不敢飞进台湾海峡。台海风云紧急时期,蔡将军正担任某战斗机联队的联队长(与陆军的师长衔相当),是空军的第一线指挥官之一,此言显然属实。

所以,美军是藉台海空战之“便”,加上当时国军之大幅空中优势,印证了响尾蛇飞弹之威力,也规范了全世界日后之空战“格式”。当然,“追热”式之响尾蛇飞弹还算是近距离空战武器,今日之空战格式早已进化到在几十浬的视距之外,用中程空对空雷达导引之飞弹来决胜负啦。

白将军、蔡将军等,与我父亲一样,都是亲眼见到日本在中国毫无忌惮地挑衅肆虐(中国的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的918事变,比国民政府对日全面宣战的1937年要早六年),激于义愤,投笔从戎,终生无怨无悔。

关于我父亲如何徒步走去黄埔岛从军的事,我已在多篇文章中提过。蔡将军与我闲聊时,也曾告诉过我他投身军旅的经过与一些趣事。那年他才高中毕业,瞒着家人去考航校,所有学科、术科与航空体检都已通过,唯独体重差了那么一丁点儿,医官悄悄地告诉他,出去喝两大杯水再回来量,果然“灌水”之后,往磅秤上一站,体重计之量臂得以勉强显示水平,皆大欢喜。若是没有那航医网开一面,国军将当场损失一员日后荣获“青天白日勋章”的空军战将。我的前辈如同蔡将军一般,秉持民族大义而投身空军捍卫领空的青年,比比皆是,可惜绝大部分的早期战斗机飞行员,都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捐躯了。

今日在台湾,“保家卫国”已经成为空洞的口号,青年们视“服兵役”为畏途,某政治人物甚至于将“逃兵役”当作一件光荣的事,到处宣扬。随着征兵制被“改革”为募兵制,常备兵员显然将会不足,战事若起,国军该如何面对有十倍兵员数量,与武器优势(包括核子武器)的共军呢?想起来实在让我忧心。

当年劳苦功高的众多三军将士们,皆已作古。前人植树,后人始得以乘凉,我成长于眷村,自然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民国之所以屹立,无疑是这些先辈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许多眷村子弟特有之冒险犯难精神,也是承继于其先人,所以我一辈子都以身为“军眷”为荣。

一甲子前的那出电视平剧“盗御马”

与蔡将军有“忘年之交”,还有另一个因素,因为我是我那辈份中少有的“戏迷”── 平剧(京戏)是也。

前面提过,宿舍里的那台十四吋大同黑白电视机,让我此生第一次有机会看电视。刚住进父亲的宿舍时,建中尚未开学,所以我每晚“盯”在这“新奇的”玩意儿前至少四小时,当时唯一的频道是台视,每天只播六小时节目,由晚上六时开播,直到午夜。或许是当年“时尚”之一,台视每隔一周会放映一出完整的平剧,为公平起见,由几个平剧团轮流担纲,还大致记得代表陆海空三军的,分别是“陆光”“海光”与“大鹏”,当然还有其他的平剧团,事隔久远,我已忘记名字啦。

有一晚,海、空军的两位副教育长与我父亲都在宿舍里,我们“三大一小”也已盥洗完毕,都穿着简便的衣服(天气溽热,没有空调),围坐电视机前,准备看完平剧后“就寝”。那晚演出的剧码是“连环套”,也有人之名为“盗御马”,就是演那侠客窦尔敦盗御马的故事。

不是“盖”你,这“盗御马”是我自幼(还不到十二岁)就已耳熟能详的戏码之一,那是因为我父亲与几位与他同样爱好平剧的朋友(包括二军团的司令刘安祺、副司令袁朴与参谋长卢福宁等,有时高雄海关的副总税务司刘冥章也闻风而至),再加上母亲的一位表弟(我的表舅范如仲,也是戏迷,那时还住在我们家里),周末时,他们就在客厅里“排演”起来。

如今回想起来,他们的这种周末的“以戏会友”,其实与咱们现在的卡拉OK性质相当,都是以“唱”来松弛紧张的日常生活。孩子们听“大人们”扯着喉咙唱同一个戏码,听多了也就会跟着哼,不是吗?小时候心无杂念,记性就会好一些,这些平剧唱腔就在我脑袋里留了一辈子,挥之不去。

那天晚上,随着剧情之进展,电视机里的“窦尔敦”开始吼出“盗御马”的主调之一;

“窦尔敦,在绿(音“鹿”)林,谁不‧‧景‧‧仰”。

我忍不住接下去低声地跟着哼下一段;

“河间府,为寨主‧‧‧‧”。

蔡将军大概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讶地转头盯着我看,用手指着我问我父亲;“他‧‧是谁教的?”

父亲还没来得及回应,我已开始得意地、大声跟着哼下一段;

“黄三泰,老匹夫‧‧‧‧”。这会儿,连白将军都傻眼啦。

“没人教他,看多了,听多了,是自己模仿的”。父亲笑逐颜开地回答,也显得有点儿得意。这之前,与父亲相处的日子虽然不多,但是这出“盗御马”确实是他最爱听、爱哼的几出戏之一,我小时候可是听得多啦,偶尔跟着他哼个几句,是理所当然的。

蔡将军大概是想知道我到底对平剧了解多少,当着我父亲的面“考”我;

“你以前现场看过这出戏,是吧?那我问你,窦尔敦的脸谱是以什么为主色?”那台黑白电视机是看不出脸谱颜色的。

“蓝色。”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传统平剧中,通常是以红色脸谱代表忠勇(例如关公),蓝色脸谱代表侠义(例如窦尔敦),黑色脸谱代表正直(例如包公),白色脸谱代表奸诈(例如曹操),这是一般平剧观众都具有的基本常识。哦,其实曹操没有那么糟,至少不像毛泽东那般坏到骨子里,呃,纸短“话”长,这儿就不再没完没了地讨论下去。

听到我的回答,父亲可得意啰,还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因为我的这丁点儿的平剧知识,确实是他老人家传授的。

蔡将军与白将军互望一眼,微笑着轻轻地摆头,颇表惊喜之态。因为那时与我同“辈份”的青少年族,喜爱平剧的还真不多。

事隔不到两周,建中开学了,父亲觉得我每晚在电视机前“浪费”了太多时间,对即将来临的“大专联招”肯定有负面影响,所以常把我“赶”回房去念书,经我“强力”抗议,加上与我“相处甚笃”的蔡将军说项,我被允许在新闻报导之外,还可以看“平剧”与歌唱节目的“群星会”,因为它们不像电视剧一样,有可能会让我看得“伤脑筋”。

父亲与蔡将军不同军种,交往之朋友也不一样,两人同时在晚间外出之机遇为零,经我父亲之恳托,晚上他若是有应酬时,就由蔡将军执行“监督”我的任务,而蔡将军也会不茍言笑地严格执行,每当我需要穿越客厅去洗手间时,若是在客厅里“好奇地”停下脚步稍久,他会干咳两声以“示警”。

你可想而知,被关在房里强迫念书,是多无聊透顶的事,所以当父亲出门后,我自然而然地会想换换“口味”。但是高三那年升学压力非常大,我热爱的武侠小说都得“暂停”,只好在父亲的书架上翻出一些“杂书”来看,消磨无聊的时间。

父亲书架上的那本“浮生六记”

父亲的房间里,除了两张床与一桌一椅之外,就是几个大书架,挤得满满的是各类中外兵书、史书,除了资治通鉴,史记,前、后汉书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经典史书与兵学书籍之外,就是一堆国防部发行的战史(由北伐、抗战、剿匪到台海各战役)纪录,这大概是他的“职业所需”吧!

当然,他也有一排“杂书”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西游记等中国传统经典小说放在书架上。至于我在“鞋子所衍生的故事”一文中提到,那本老总统(蒋中正)亲手交给他的基督教灵修书“荒漠甘泉”,则是被放在案头,因为那是他每日必读的“日课”。至于父亲根本不是基督徒,为何要“虔诚”地去读基督教的灵修书,我已在那篇文章中约略提及,以后会专门写一段“补充说明”吧!那段故事也彰显出老总统在那看似严谨的表面下,所自然流出的,对下属之慈祥与关怀的另一面。

我住进来后,房内仅有的一桌一椅就被我给“霸占”啦。其实那也是因为我父亲的坚持,认为下面这九个月的时间对我而言是“前途攸关”的,得要埋头“好好用功念书”才行,当年,若是在大专联招考试中没有考得到高分,不能分发到理想的学校与科系,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呃,“喀差”啦。

父亲晚上出门,多半是去打桥牌,他的搭挡正是他在黄埔军校六期的同学龚愚(字乐愚)将军,他俩不但是黄埔同学,还是留学英国皇家军校的前后期同学(我父亲比龚将军早一年去英国),尤有甚者,他俩曾两度在同一军事单位任正副主管,所以一向情同手足,我母亲常笑他俩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尤其是桥牌搭挡必须灵感一致,默契十足才行。有时候,待我如子的龚伯母周青兰女士会在周末做一桌子“家常菜”,招待我们父子俩大快朵颐。哦,龚伯母是名厨,她老人家做的所谓“家常菜”,可也是精致非凡的。龚伯伯与我父亲饭后一定会摊出扑克牌来复习“叫牌”,耳濡目染之下,我日后也迷上了桥牌。他俩的桥艺在军界颇有名声,常邀他俩打桥牌的居然有俞大维、胡宗南等政、军界闻人。

每逢周末,学校伙房休息,若是父亲也出去应酬,我的“民生”问题还是得要解决的,不过那时他会“宽松地”给我十块零用钱,让我自行作主。

其实解决我的“民生”问题很简单,步出大直三军联大的校门后,在到实践家专的大门之前,有两个眷村(东园、西园)夹在中间,有眷村就有“眷村小吃”店,只要花五块钱就可以吃一大碗麻辣牛肉面,其滋味绝不下于咱们黄埔新村“桥头堡牛肉面馆”的招牌五香牛肉面。

大直的小吃馆旁边就是间租书店,里面充斥着大批武侠小说,我不敢租这些父亲口中的“杂书”,万一被父亲逮到,就得,呃,“吃不完兜着走”。所以,剩下来的钱就常被我买些五香花生米与蜜饯等小零食带回宿舍,还是很“爽”的啦!

回到父亲在三军联大的宿舍后,当然不必“假认真”地读大专联招的参考书,环顾斗室四周,感觉是住在书城中,乃开始浏览架上的书,中国传统经典小说大都已看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兵书,会让我看得一头雾水,所以我就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剿匪”战史上。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对国共内战的“常识”,会略高于一般人,绝不是偶然的,它确是日积月累而来的,别的不提,我现在的藏书中,就有不少这类刊物。

若是有人要问我,那些国共内战中最知名的“孟良崮”、“徐蚌”、“四平街”、“宜川”等关键“剿匪”战役,为何总是以国军惨败为收场,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当年自国防部以降的各军事单位中,充斥着无数共谍,所以连国防部主管军队调度的“作战次长”都是共谍时,国共内战胜负早已定案。

国军在这几场关键战役打了大败仗,对军心、民心之影响都十分钜大,“兵败”后气势一定如“山倒”,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里,不就是充斥了一堆这些令后世读者扼腕叹息的“故事”吗?不过这些都不是我这篇文章要写的主题,就此打住吧!

话说被父亲“放单”几次后,被我“发现”了书架上有一本薄薄的平装书,被不起眼地夹在那些精装版的中国传统经典小说之中,拿出来随便一翻,不得了,里面被父亲用红蓝铅笔密密麻麻地圈点过,还加上他的亲笔眉批,显然与那本放在案头的基督教灵修书“荒漠甘泉”一样,都被他仔细研读过。

喔,你可能要问我那“红蓝铅笔”是啥玩意儿,那是已绝迹的文具之一,一头蓝一头红的铅笔,其功能有如现在我们标“重点”用的Highlighter(多半是淡黄色),在文具店早已“绝迹”啰!

这本被父亲用红蓝铅笔仔细圈点过的书,正是那鼎鼎大名的“浮生六记”。

蔡将军打的“小报告”

我发现这本“浮生六记”的那天晚上,正好电视上要演一出平剧,才翻了没几页,就听到蔡将军在敲我房门,好意地提醒我平剧即将登场,“浮生六记”就被我不经意地带了出来,书也没合拢,就近放在茶几上。

电视广告期间,蔡将军那飞行员特有的好视力,一眼就瞄见那本被红蓝铅笔圈点过的“书”,以为是我的什么参考书,顺手拿起来翻了几页,忍不住问我∶

“咦,大专联招什么时候开始要考起浮生六记来啦?”八成是看到那书上有被“研读”过的圈点。

“不是的,这是我父亲的书,被我闲极无聊地摸出来看。”我据实以告。

“你看得懂吗?”蔡将军显然也看过。

我当时的确在想,不过是表姐(芸娘)藏了几碟小菜给表弟(沈复)当宵夜吃,有必要诉诸于文字,如此这般地昭告于世吗?

“文字看得懂,但这书讲的都是太琐碎的事情,没啥意思。”我心想,那时在中央副刊连载,卧龙生写的武侠小说“玉钗盟”,要比这精彩太多啦!

哦,看倌您不记得啦?“玉钗盟”的主角徐元平潜入少林寺,想要盗取“达摩易筋经”练功时,被正在闭关打坐的慧空大师逮个正着,结果慧空被他“为父复仇”的故事所感动,乃将自己一身功力以“佛门开顶”方式,转移到徐元平身上,让徐元平从此凭空成为“大侠”,日后得报杀父之仇。以我当时之年龄,“玉钗盟”的故事当然要比“浮生六记”精彩得多啦!

“这书很‘费神’的,以你的年纪不适宜看这种书。”蔡将军有点儿不以为然。

父亲回来后,蔡将军显然打了我的“小报告”,所以,这本“浮生六记”数日内就从书架上“失踪”,八成被父亲“藏”在他校本部的办公室里,那儿戒备森严,可不是我能自由进出的。蔡将军把我当子侄看待,所作所为也都是关心我,我现在当然不是在“清算”他,事实上,一甲子后我还怀念与他相处的日子,也感谢他亦师亦友的教诲,他更是我毕生衷心崇拜的真英雄。

父亲若是没有慎重其事地将“浮生六记”藏起来,我也许就不会那么“反叛”,执意要去找这本“禁书”来看,全是好奇心所致也。

重庆南路的书店里读“浮生六记”

在讲我第一次因好奇心驱使下,如何四处寻找“浮生六记”之前,我得要先讲一小段我当年在建中的日子。

老实说,由高雄转到台北来念书,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周遭一切都新奇,尤其是那条以重庆南路为名的“书店街”。

在建中那一年,我每天一大早就得从大直搭第17路公车到台北火车站,然后转0南、3路或是5路公车去位于南海学园的建中校区,放学回家时自然是反其向而行,只是放学的时段公车要排长龙,好不容易上了车,车道也拥塞不堪,那去台北火车站直线距离只有约三、四公里的路,得耗时至少半小时。

我在校门口排队等公车的耐心有限,所以常徒步北上,直接穿越当年所谓的“南海学园”与总统府前广场,沿重庆南路到火车站搭17路公车。

那年头重庆南路的书店栉比鳞次,由总统府前直到火车站,少说也有二、三十家,我自小就爱逛书店,经常进了店就会一头栽进书堆里,无法自拔。这“恶习”都是拜我父亲所赐。他老人家常带我们兄弟俩逛书店,而且在书店一站就是两小时,空手而返的机会几乎是零,家中的杂志与各类丛书,都是他用“私房钱”买的。

哦,父亲每个月的薪水袋都原封不动地交给我母亲作家用,哪儿来的“私房钱”?那是他老人家投稿所赚的稿费,加上偶尔会有“英翻中”的酬劳收入(与外国电影有关)。看过我众多文稿的读者或许会问∶“咦,你父亲不是‘将军’吗?哪儿会‘沦落’到有时间去搞这些‘外务’呢?”抱歉,纸短“故事”长,一不小心又会被我扯出上万个字来,还是以后再写罢。

言归正传,我第一次读完“浮生六记”,是放学返家途中,在重庆南路的书店里看的。“浮生六记”原版是文言文,拜各级学校国文老师与课本之赐,我看懂至少九成以上。不过老实说,我当时也确实是“囫囵吞枣”,年纪太轻自然不可能理解何谓“闺房”之乐(这应该就是当年父亲不让我看的主因),衣食无忧无虑时又何能体会“坎坷”之愁?沈三白与芸娘之间的细腻互动,岂是十八岁的我所能轻易体会的。下意识中没有觉得沈三白是在“唠叨”,或是“无病呻吟”就已不错啦。

“浮生六记”随着我到新大陆

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在台南苦读了四年,终于拿了个电机工程学位,在那四年繁忙的课业中,“浮生六记”早就被我抛诸脑后。直到1968年毕业后,在花莲机场的空军防空炮兵205营服兵役时,有一天在花莲市区闲逛,在一间书店里看到一桌子堆积如山的廉价促销书,被我发现有一本封面已有些破损的“浮生六记”,好像只要不到一碗牛肉面的价钱(五块台币),脑袋里忽然想起,它原是父亲不让我看的“禁书”,乃掏腰包买下,回营后才又仔细地读了一遍,情窦初开之年,终于发现它文字中的“微妙”处,真有些爱不释手,心想,难怪它被父亲用红蓝铅笔圈圈点点过,果然是好书一本。

这本“浮生六记”在1969年元月,随我到了马祖前线,是年八月底去美国时,它也是放在我皮箱中的少数中文书籍之一。

1970年暑期去纽约打工,林语堂大师的两集“无所不谈”,加上语堂大师也热爱的“浮生六记”,都被我随身带着,在长途巴士上消磨时间用。我记得清楚,当我在路上读“坎坷记愁”时,还为沈复之悲惨际遇,难过得湿了眼眶呢!

打完工后,由纽约坐巴士回密西西比州途中,路经亚特兰大转车时,“浮生六记”不幸被我糊里糊涂地遗忘在座前的袋子里,心中懊恼不已。所幸而那两集“无所不谈”至今仍在书架上,陪了我半个多世纪的异域岁月。

事隔约三十年(2002年),因事回到台北市,逛了几间规模不算太小的书店,居然都找不到“浮生六记”啦。有位较热心的经理,建议我去旧书摊找找看,但是台北市的街景早已变了样,西门町的“中华商场”也无影无踪,那儿原本倒是有几间旧书摊的,这会儿人生地不熟,我去那儿找旧书摊?哦,以前专门放映三、四轮电影的西门町“红楼剧场”居然还在,那儿可是我这穷学生当年消磨时间的好去处。

日后在旧金山的老华埠书店闲逛,倒是见到过一本简体字版的“浮生六记”,当时颇有“书”失求诸“野”之感。“浮生六记”在老毛统治的那三十年,肯定是“黑书”一本,被烧毁了不少。好在现在的大陆学生们已不必再“活学活用”那让人笑掉大牙的“毛语录”,这些当年被红卫兵奉命销毁的“黑书”,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地蹦了出来,更凸显出那“小红书”内容之荒诞、恶毒与反人性。

那本简体版的“浮生六记”我没有买,主要是不习惯那“向左翻页”,横向“由左至右”的排版方式。我这食古不化的“老古董”,还是期望哪天能在书店惊喜地找到一本以中华传统方式,直向排版,“往右翻页”的“浮生六记”,了我心愿。

浅谈“浮生六记”

以我的工程师背景,加上国文水准只有高中毕业之程度,那儿有写书评的本事?只能浅谈一些我对“浮生六记”故事的感受。其实几十年后才意识到,它也直接地影响到我现在的写作方式,与在“讲故事”时之布局。

其实说穿了,沈复只是个市井上的小人物,既非“才高八斗”之辈,也无“开天辟地”的创业精神,所以他大半生寄人篱下,这书呆子还又不善理财,导致经常手头拮据,手上偶尔有几两银子时,就来个“今朝有酒今朝醉”,迅速地把它花得个精光,如此这般地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与出生时的小康家世对比,他的晚景确实十分凄凉(见“坎坷记愁”),妻死子亡,家无隔宿之粮,最后“怨天尤人”地郁郁以终。

沈复是中华文化孕育出来的典型儒生,虽无功名,但是读书人具有之基本文采,让他可以把自己的人生起伏,写成了一本细腻而感人至深的“自传”。虽然与“红楼梦”相比,这只是“小品”文,但是经过我一向景仰的林语堂大师之英文传译,它早已成为颇受西方文学界重视,在探讨中华文化时,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我相信沈复(三白)在十八世纪写“浮生六记”之时,应该没想到他这“自传体”的文章居然会流传后世,得到许多文学家的赏识。沈三白在他三白(白发、白眉、白髯)之际,于落魄潦倒的生活中,凭着深植于脑中的记忆,写出他一生与芸娘之间的细腻互动,这款“煮酒赏花”的平凡日子,在他笔下,居然被描述得如此有滋有味。

当然,你也别傻啦,“浮生六记”中所描述的细腻“家庭生活”,基本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首先,像沈三白这样懂得生活情趣,还兼具文采的男人,百中难得其一。至于那温柔婉约,善体君意,与夫君同甘共苦、同舟共济,还又忍辱负重地伺候公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怨无悔的芸娘,即使是在“民智未开”的满清时代,也是百中难得其一的。基本来说,他们两人在心灵上可说是完全契合的。

回归我这退休工程师的本行,让我们来算算沈复“配”芸娘之或然率吧!以“百中得一”与“百中难一”之标准,这“绝配”的机遇岂不就是“一百乘一百”吗?那可是万分之一的机遇率耶。

再者,芸娘居然还是沈复的亲表姐(沈复亲舅舅的女儿,比他年长十个月),两人是青梅竹马,一块儿长大的。古人无知,以为只要姓氏不同,即使是近亲也可以结为连理,对现代之优生遗传学完全没有概念。证之于“浮生六记”中,他俩所出之一对子女好像都有些“弱智”,身体也不好,独子尚未成年即夭折,可能与近亲联姻是有关系的。

其实,这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最近花了一点时间研读“资治通鉴”,赫然发现各朝代自开国之君以降,基于“肥水不落外人田”,近亲通婚简直就是家常便饭,难怪这近亲通婚经过几代以后,产生出皇帝“一代比一代笨”的现象,也就是说愈来愈易出现“覆巢”之昏(或是笨)君,其朝代焉有不亡之理。

回想起来,当年父亲把“浮生六记”藏起来不让我读,是绝对正确的。另一方面,我十八岁那年也确实不可能领会到此书之意境。

再说,我那时若是真的体会到世上有“芸娘”这么可爱的娘子,定会浪费时间,放眼四周去“寻她千百度”,在杂念丛生之下,“大专联考”想不全军覆没也难。

不过“浮生六记”的背景是三百多年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原则上,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其实在那个年头,全世界的女人的社会地位都不高,只是在中国更糟,随便举个例,前清有“缠足”之恶习,没有自幼就缠足的汉族女人(满族女人倒是不兴缠足),会被贴上“出身贫贱”之标签,其社会地位更是低下。

看来,在这男女平权的二十一世纪,男人若是执意要在芸芸众生中找个“芸娘”做终身伴侣,那么他这辈子“打单”的概率,应该是接近百分之一百。

我还有一个想法,沈复写“浮生六记”,有可能是先订出目录才开始写的,他晚年贫病交迫,写完第四记就升天成仙啦。有后人见目录上有“六记”,乃画蛇添足地补上两记。其实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独特之思触或笔调,这后两记与前四记是如此之不同调,伪造之可能性非常大。

有一位西方古典音乐作曲家舒伯特,写了一首后世定名为“未完成”的交响乐,这是他写作的最后一首交响乐(第八首),不知何故,原来应该有四个乐章的交响乐只写了两个乐章后就打住,也从未发表(那时离他的去世尚有六年)。直到他死后三十多年,友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原稿,立即兴奋地公诸于世,广受爱乐人士之喜爱。舒伯特在世时颇不得志,与沈复一样,在贫困中潦倒而逝,更糟的是,他才活了不到四十岁而已。

如同沈复的“浮生六记”,十九世纪末,也曾有某好事音乐家,画蛇添足地补上两乐章,结果招致各界恶评,只得匆匆下架,维持原样。这东、西的两个“未完成”的作品,都各有其“缺陷美”,一点儿都不影响它们受后世推崇之程度。

“浮生六记”这么薄薄的一本“自传”,其文学历史地位虽然不及“红楼梦”等巨著,但因其简单易懂的文体,仅“三言两语”,就将一个可爱的“芸娘”活脱脱地呈现在普罗大众(以别于文学鉴赏家)之眼前,其对传统中国“草地”文学影响之大,绝不下于那些长达百万字的中国经典名著。

后记

时光飞逝,自从我在重庆南路的书店中第一次读“浮生六记”,匆匆已近一甲子,当年与父亲共处一室的日子已是如此地遥远。世事沧海桑田,这些年少时不经意的一堆小事,涓滴入河,汇流成海,不停地在我脑“海”中起伏,担心它们总有一天会消逝在我的人生夕照中,只得仿效沈复之模式(我那儿敢自比沈复,只是借用其模式而已)来个“浮生留纪”,用粗浅的文字来保存我这一生自觉珍贵之回忆。

十年前返台一行,怀旧之情挥之不去,特别到重庆南路逛了一圈,半世纪前的众多书店,只剩下少数几家而已,且全都门可罗雀。看来,在这网路世代,平面出版业的确是比较艰辛的行业。

我是爱书的人,有时候在睡觉之前打开床头灯,躺在床上翻几页想读的文章(直到看得睡意渐浓),还是比正襟危坐地打开电脑,上网找网站、找文章要方便些,也有“自然入睡”的催眠效果,不是吗?

这世上像我一样爱书的人多得很,所以平面出版应该不至于被全盘淘汰,尤其是在教育系统中,与实质性的文化传承上,自有其存在之价值。

有时候我伴同达儿(我的小儿子)在湖畔钓鱼,坐在树荫下,一卷在手,心旷神怡地细赏前人之精华作品(例如林语堂大师的散文集“无所不谈”),也算是人间难得的精神享受之一呢!

谢行昌20207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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