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鞋子”所衍生出来的故事

作者:谢行昌
1953年,本文作者一家四口,在凤山诚正新村(日后改名为黄埔新村)的眷舍前与林丰炳将军夫妇(右一、二)合影留念。(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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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了年纪的人最喜欢看到的,大概就是“充满欢笑的童颜”啦,因为它能让你瞬间忘却心中的忧愁与世间的烦恼,融入了一个纯真与充满希望的境界。咱们老中那句“含饴弄孙”的成语,就含有这意念吧?

前些日子,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一群非洲某国的孩子,欢欣地试穿“新”鞋子,那得意且满足的笑颜,固然让我内心充满温馨,却也勾起一些令我感伤的往事。

那条新闻是报导几间美国基督教会的联合慈善义举,他们募集了数百双旧童鞋,送交非洲某国一个生活艰难的部落。之前,这几家基督教会就已“认养”(Adopt)了这个村落,捐了不少衣着、食物与日用品。当义工们见到部落里的孩子们打着赤脚来领取救济品时,十分心疼他们,所以返美后又再募集了许多旧童鞋送过去。孩子们成长快速,童鞋通常都还相当新的时候就已不合脚,捐出来算是废物利用,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让我想起以前父亲讲给我们兄弟俩听过的,两个与“鞋子”有关的故事。在闽南山区穷乡僻壤成长的父亲,因为家中生计艰辛,经常连隔宿之粮都有问题,遑论其它生活日用品呢。所以他童年时也是长年打着赤脚,与那群非洲孩子没有太多区别的。

父亲去集美师范前的故事

故事就从头讲起吧。话说清末民初时,福建出了一位大善人,就是在南洋经商致富的华侨陈嘉庚先生。他十七岁时去新加坡,在他父亲经营的小米店里帮忙,继承父业后将之扩充,业绩逐渐兴隆。日后他转进马来西亚经营橡胶业,逐渐成为东南亚数一数二的亿万富豪。

致富后,陈嘉庚先生亟思回馈乡里,乃于1918年斥资在福建厦门兴办集美师范学院(他毕生的善举多得数不清,“兴学”只是其中之一)。这不但是间学、杂、住宿膳食费全免的义学,就读之学生还按月发放少许零用金。

不过要考进这家培养师质的学校还真不简单,因为福建全省的每一个县份,最多只收两名学生而已,且宁缺勿滥,考试若是不过关,该县份一个都不收。所以当年能够考入集美师范的学子,就有如科举时代中了举,在福建当地是件十分光荣的事。我的父亲谢肇齐,就是集美师范第一届招生时,在武平县录取的两名学生之一。

集美师范学制有如台湾当年之“五专”制,应考生之基本资格是至少初中肄业或是毕业生。父亲(1905年生)小学毕业后,因家贫而辍学务农一年,原本是无力升学的,幸亏有位仁厚的地主(这地主在早期红军盘踞赣南搞土改时被恶斗,不幸全家遇害,让我父亲日后报恩无门),见到他佃农之子聪慧优秀,怜惜之际决意栽培,乃出资供我父亲去与邻近的福建省上杭县城升学,就读于县立上杭中学初中一年级(住校)。集美师范招生时,我父亲是以初一的学历应考的,居然就考取了,在乡里算是件殊荣,一时举家欢庆,贺客盈门。

武平县城里有位员外(富商),家中子弟没有考上集美师范,乃托人到谢家说项,希望以两百银元之价,让他的孩子顶替,用我父亲之名入学。两百银元对贫苦的谢家而言,是梦寐以求的钜款,可以买到几分薄田,让他守寡的母亲(我祖父去南洋打工时染病,返乡后不治亡故)成为自耕农,能立即改善家中的经济状况。

父亲的童年经常是有一餐没一餐的过着,即使有饭吃时,也只是稀粥配野菜,所以因营养不良而体型瘦小。当得知有人愿出价顶替学籍时,兴奋异常,愿意牺牲这入学机会,心想大不了明年换名再考,至少家里人暂时不会再饿肚子啦。我的祖母廖氏,也经不起这两百银元之诱惑,再加上我父亲毫无异议,乃初步答应了这项“交易”。她老人家是文盲,也没有“受教育”的观念,自然怪不得她。

幸亏父亲的三叔(懋恭公,是我祖父承恭公之三弟)出面,力排众议,坚持要他去厦门念书,三叔公在谢家算是属于“少数”见过世面的读书人,家人决定尊重他的意见。懋恭公了解教育之重要性,也知道他这位聪慧的侄儿,是眼前光大谢家门楣的唯一希望。

集美师范虽然是学、杂、住宿膳食费全免的义学,但父亲赶路去厦门入学,沿途还是要有花费的,家无分文不说,欠债也不少。所以在我父亲未被告知的情况下,比他小七岁的妹妹(就是我那与民国同寿的淑庄姑)被卖到邻村王家做童养媳,换得的少许银两除还债外,剩余几文就是我父亲去厦门的路费了。

父亲的祖母何氏(自然就是我的曾祖母)是平日最疼他的长辈,在他动身去厦门念书之前,亲手为他缝制了一双新布鞋,根据父亲日后追忆,那双布鞋之鞋底是双料的,慈母(祖母)手中线,游子“脚上鞋”,对他而言,意义非常重大。

哦,这双鞋子的故事才刚开始,它的下落是我现在都还可以感受到的,父亲那锥心之痛。即使事过几十年,每当他讲到那双鞋子的下落时,都还会热泪盈眶,这份自然流露的亲情,偶一念及,也会毫无遮拦地触动我心灵中最脆弱的那一环。

我的第一个“鞋子的故事”

话说那日父亲穿着祖母替他缝制的新布鞋,挑起行囊动身去厦门,举家老小都站在祠堂门口,目送这还不满十五岁的孩子启程,可以想见当时双方依依不舍之情。父亲走到第一个山丘上,挥手向送行亲友告别后转身上路。一旦离开众人视线,就赶紧脱下鞋子,放进包袱里收好,下面的两百多里山路,他居然是打着赤脚走完全程的。

父亲没料到的是,离家的当天下午,平日与他兄妹情深的淑庄姑就被邻村(二十余里外)的王家接走,成为童养媳,为了怕我父亲行前闹情绪,全家都瞒着他们兄妹俩,可以想见谢家当时的心酸,与还不到八岁的淑庄姑流着泪被带离家门时的吃惊与无奈。我问过父亲,他是何时得知此事时,他说是两年后第一次返乡,找不到妹妹时,才知晓部分“卖妹妹”的钱,是他去厦门的盘缠。父亲红着眼告诉我们,当时他“大恸”。就因为他咬文嚼字地用了“大恸”这个字眼(还当场写了给我看,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还不到十岁),也让我一辈子牢牢记得这桩惨事。

还记得我当年在成功岭受军训时(预备军官十七期),全连官兵在结训之前,曾奉命著全副武装,往大肚山方向急行军二十公里,当时学员们顶着钢盔,手持三零步枪,背负一个约十公斤重的实背包(有别于日后做样子用的空心背包,因为就在那一次行军时,有位受训学员当场体力不支,倒毙在台中的大肚溪桥上),加上水壶与干粮等。即使是脚穿胶鞋,每个人脚底板都还是走起了好几个大小不一的水泡。

闽南山峦起伏,虽非崇山峻岭,但是去厦门得翻越许多大大小小的山丘(有高逾数百公尺者),没有捷径,所以我问过父亲,全程没搭舟车(为省钱),又舍不得磨坏祖母亲手缝制的布鞋,打着赤脚走两百多里山路,难道没有走起水泡?

父亲的回答是,他从小打赤脚,脚底早就磨起一层厚茧,几乎有鞋子的“功能”,即使如此,七天后他走到厦门时,脚底还是起了水泡的。

开学后,集美师范规定学生在课堂里得衣着整齐,当然也得要穿上鞋子,他们是学习将来如何“为人师表”,这项要求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父亲只有这“101双鞋子”,又是奶奶亲手缝制的,所以把它当宝,除了在进课堂里才穿上外,课余时间都穿双木屐,脚下“格支格支”地,成为同学们取笑的对象。

暂且先撇开“鞋子”不谈,父亲还告诉过我们兄弟俩,他在校时曾经历的另一个故事,那是与“吃肉”有关的。

话说集美师范开学的第一天,创校的陈嘉庚先生不但亲自莅临主持典礼,并发给厨房一笔额外加菜金,所以当天学生餐厅的晚餐相当丰盛,大概不乏鸡鸭鱼肉之类的菜肴。

我父亲是贫农子弟,以前从未见过如此丰盛的大餐,大快朵颐之际,竟然分不出肉的种类,用筷子夹起一块带皮的肥肉放进嘴里;

“这……这是什么肉?”父亲吃得津津有味,没有心机地问起邻座来。

“呃,这是猪蹄膀肉。咦?难道你以前没吃过?连这都不知道?”

“我以前是没什么机会吃肉的。”父亲那时才十四、五岁而已,农家子弟嘛,有话直说。

好啦!这下子“潘朵拉的盒子”给打开了,全班同学(那时候集美师范只有他们这一班几十名学生而已)都知道这武平县来的穷小子以前没吃过肉,我父亲成了班上调皮同学在餐厅作弄的对象,一旦厨房加菜,桌子上有大块肉时,几个捣蛋鬼就故意停下筷子,直盯着看我父亲吃肉时的“满足”表情,然后鼓掌喧嚣:

“嗨!大家快来看武平人吃肉啊。”

父亲讲这往事给我听的时候,不愠不火,反而是我听得大怒。

“爸,那时候社会上显然是‘笑贫不笑娼’,可恶!”

“我就故意作出‘津津有味’的吃相给他们看,让他们看到烦为止。这样搞了几次以后,他们也就觉得自讨没趣啦。”

父亲就是这么平和的一个人,大概古圣先贤的书读得多,为人处事就是会不一样,他这辈子受到过不少的委屈,都惯以“忍气吞声”来应对。有好几次连他的一些好友都看不下去了,日后曾数度在台湾出版的报章杂志上为他仗义执言,不过这已超出本文之范围,以后再说罢。

我八成就是因为古籍没读够,所以“涵养”远不及父亲,遇到这款委屈时,是绝对不会忍气吞声的。对我而言,这已经算是接近于“霸凌”了,但是接下去的“鞋子的故事”,才真是不折不扣的“霸凌”哪!

前面提过,我父亲珍惜这双布鞋,不但因为这是他唯一的一双鞋子,也因为这是奶奶亲手缝制的,有浓厚的亲情在内,是父亲这异乡学子的精神寄托之一。

有一天上体育课,老师把同学们分成两队踢足球,大家轮番上阵,轮到我父亲上阵时,他像以往一样,舍不得穿着布鞋踢球,把它脱下放在球场边,打着赤脚上场踢球。

打完球回到场边,我父亲发现他的布鞋不翼而飞,遍寻不着,急得当场大哭,虽然有些好心同学出面帮忙四处张望,也不见其踪影,这是一双已没有什么实质价值的旧鞋,我父亲已穿了好几个月,拿走鞋子的人明显地是在恶作剧,知道这双鞋是我父亲的“宝贝”,故意整他的。

父亲日后回想事件发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有些同学妒嫉他年纪虽小,成绩却是名列前茅。记不记得我上面讲过,曾经有富家子弟出价想要顶替他入学的吗?谁能担保他的同班同学之中没有人是用这方式混进来的?集美师范是当时福建省的顶尖学府之一,毕业生将来是得要为人师表的,所以学业要求十分严格,如果有什么人真是这样混进来的,最后想不被淘汰也难。

当时操场上只有他们那一班同学,父亲心里有数,认定就是平日最爱拿他恶作剧的那几个同学干的好事,但是苦无证据,只得万分沮丧地打着赤脚走回宿舍,一路上还冀望有奇迹出现,说不定那双布鞋就被恶作剧者摆在他床前。

但是奇迹没有出现,所以当晚父亲焦虑得睡不着,因为进教室是必须穿着鞋子的,此时他只剩那双木屐,走进教室“格支格支”地,必成为同学们讪笑的对象。所以天尚未大亮,父亲就穿着木屐先进入教室,夹着腿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这样折腾了一整天,回到宿舍后父亲又忧心地痛哭一场,因为虽然鞋子可以在市场买到,但离周日还有两天,集美师范有门禁,学生们是不准在非周日出校门的。

好在父亲在学校结交了一位终生挚友,也是他的同班同学林丰炳(福建长汀人),两人家乡都是在闽西(长汀是武平之邻县),客语也是他俩的共同母语。林丰炳日后与我父亲同时投笔从戎,结伴徒步去黄埔岛,成为黄埔六期骑兵科的学生。林将军是抗日名将,战功“丰炳”一如其名。1950年代初期,国府还在风雨飘摇的危局中挣扎时,负责卫戍老总统官邸的陆军劲旅,是远近驰名、装备精良且骁勇善战的第十一师,而当时统率该师的师长,正是林丰炳将军。

这是1953年我们一家四口在凤山诚正新村(日后改名为黄埔新村)的眷舍前与林丰炳将军夫妇(右一、二)合影留念。当时林将军任第十一师的师长,我父亲则在步兵学校任教育长。(作者提供)

林丰炳平日见自己客家老乡被人欺负时,心中就已有气,此时他挺身而出,借给我父亲一双鞋子(他在长汀家乡属小康之户),虽然不太合脚,但已暂解燃眉之急,下一个周日,林丰炳就陪我父亲上街挑选,买了一双旧鞋子(父亲舍不得花钱买新鞋)先应付一下。

可是这“鞋子事件”并未就此落幕,数日后有人在校园内发现一只被剪成一半的布鞋(另一只与另一半不知去向),拿来给我父亲看,他一眼就认出这是他的老鞋子,少不得又是一场痛哭。

这半截布鞋就被他收藏在箱底作纪念,直到1919年去英国皇家军校留学之前返乡省亲时,他将二等船票(两人一舱)换为三等(十人一舱),节余了一百二十几个银元,将全部款项亲手交给我的老奶奶,那半截布鞋大概就留在老家了。只是父亲完全没有料到,这竟然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返乡,兵荒马乱的年代,身为军人不是那么行动自由的,再加上武平县处于福建省最偏远的山区,对外交通十分不便,不是动念“想家”,就能立刻启程回去的。

父亲于1995年去世,这么一算,他足足有七十六年没再踏进过家门,难为他一生写了那么多思乡的诗句。诸如这首押著客语韵的诗忆昔从戎远别时依依欲语竟无词阿娘含泪频相嘱除夕团圝归末迟,就生动地描述出他离家从军时,与母亲依依不舍的景象。

唉,写着、写着,我怎么好端端地湿了眼眶。

再回头继续讲这鞋子的故事罢。话说此事被班上导师得知后,立刻气急败坏地召集全班同学训斥,但已无济于事,割鞋的“凶手”仍无法现形,徒然增加我父亲的心理负担。有好几个月,他不敢再让鞋子离开视线,甚至于踢足球时,肩上还斜背着一个袋子,把鞋子放在袋里,自然又被那几个瞧不起穷孩子的同学捉弄、讪笑。

父亲的“报仇”之道就是用心向学、读书,以优等成绩来抵销遭无端“霸凌”的耻辱,不旦赢得同学们的尊重,也得到师长之同情与关怀。父亲的努力没有白费,在集美师范念书的五年中,除成绩优秀之外,还逐步升为校刊的编辑与主笔。

我父亲日后之所以会投笔从戎,在集美念书时就有迹可循,那是因为他在校时偷读过一本名为“三民主义”的“禁书”,从此成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经常在校刊(星火周刊)上为文颂扬“孙文学说”,而那本他读过的“三民主义”还只是一份手抄本而已,因为当时掌理福建的军阀是不容许印刷厂印行“异端邪说”的,违者会遭“串通革命党”之罪名严惩。

我父亲在集美的头两年没有返乡省过亲,过年也是在厦门过的,一方面是家中长辈不放心他年纪太小,能不冒险上路就别冒险。另一方面是路上需花费,不是他能够负担的。

上完二年级的那个暑假,我父亲终于得到家中许可,第一次翻山越岭返乡。学校发放的每个月几角子零用钱,在他平日的“超级节约”下,居然足以换成两个“袁大头”(银元),他把银元缝在衣服里后,兴奋地踏上归乡路。

长途跋涉数日后,父亲踏进久违的家门,立刻得意地掏出那两块银元给我奶奶,见她无喜反悲,才意识到家中景况必有大变,首先是发现最受他钟爱的小妹妹(我的淑庄姑),已被卖给邻村的王家做童养媳,而且是两年前他离家去厦门那一天就被王家带走了的,登时父亲想必是“仰天狂号,心中大忿”。

其实,父亲从未清楚告诉过我,他当场所感受的打击有多大,这“仰天狂号”是我自己猜想的。父亲一向是性情中人,我承继了他的血脉,也常会有相似的激进情绪反应,所以我相信我对这件事之感受(仰天狂号),是与父亲雷同的。

其次,父亲得知最疼爱他的祖母(我的曾祖母何氏),已于年前“无病”遽逝,死得突然,想必是心脏病或是脑溢血之类的急症,家人知道祖孙情深,怕他会辍学回乡奔丧,就一直瞒着他。想起祖母给他的唯一纪念品,那双她老人家亲手缝制的布鞋,现在只剩下半截,不禁悲从中来,立即赶去谢氏位于“太平岭”的祖坟区。想来,父亲在奶奶何氏与亡父坟前,必然又是“呼天抢地”的大哭一场以发泄情绪。

父亲后来告诉我,返乡省亲本该是件欢喜团圆的好事,但是因为这双重打击,他有好几天目光呆滞,几乎不吃不喝,神情非常沮丧。直到在王家做小媳妇儿的淑庄姑得知哥哥返乡,经婆家允许后,赶回老家来与他相拥痛哭,悲情发泄后,他才逐渐恢复正常。

由于我祖母每天得下田耕作,所以淑庄姑在两岁之前,是被绑在长她七岁哥哥(我父亲)的背上,一早就同去替人放牛的。因为家里穷,淑庄姑没戴尿片,我父亲每次去放牛(每天赚一个铜板),经常是带着一背妹妹的屎尿回家,兄妹俩都得要先到小溪旁清洗干净才行,他俩相依相存的感情极为深厚,我父亲于1995年临终时对我兄弟俩的交待之一,就是要求我们返乡去看望淑庄姑。

我的淑庄姑在王家连生了四个壮丁,以年龄论,他们全是我的表哥,我的大表哥王香文长我十好几岁,受了一些教育,是位小学老师。而且“外甥似舅”,我这四位表哥的容貌,都神似我父亲。

2002年我回武平寻根,有幸在淑庄姑辞世的前一个月,见到了她老人家,只可惜那时她已病重,不仅丧失记忆,也完全无法言语,如今忆及,仍觉万分遗憾。

最近我翻阅谢氏族谱时,发现淑庄姑在族谱上列名“淑樟”,但是记得我自幼就听父亲称她为“淑庄”,想是因父亲用的客语发音导致我的误会。我已在众多的文稿中都用了“淑庄”之名,就还是将错就错罢,姑姑应该会一笑置之的。

我的第二个“鞋子的故事”

我这第二个鞋子的故事,就是1949年,父亲如何逃离已沦陷的广州城,到九龙与我们母子三人会合的离奇经过。或许有人要问,这故事会与“鞋子”有关吗?

有的!父亲的鞋子里藏有玄机,他之所以能够顺利逃抵九龙,就是在与家人失散之前,已预料到自己前程难卜,在自己鞋子内割了一个小口,塞入了一只被扳直了的金戒指,以备急需。

在“手表的故事”中,我已经将父亲(时任陆军第七十军副军长)如何与军部失联,以致短暂地遭红军主力部队俘虏,又得以幸运地脱逃的经过作过说明。

但是在找寻刘安祺将军(父亲之挚友兼战友,日后在台湾曾担任过陆军总司令)的兵团总部之路上,父亲偶尔读到一份几天前的旧报纸,误以为广九铁路停驶,担心我们母子三人没有逃离已沦陷的广州城,只得告别同行的部属(一位高姓团长),只身重入虎穴救自己的家眷。

父母亲原先在广州城的约定是,我们母子三人先乘火车去九龙,投靠我的姨外婆范新琼(她曾在法国习画,是中国名画家徐悲鸿与蒋碧薇的同班同学,也是台北荣总前院长彭芳谷医师的母亲),父亲则因军令在身,负责安排将七十军眷属撤到海南岛后必须归队。我们母子三人本来也是应该随其他眷属同赴海南岛的,但母亲对时局非常悲观,坚持要去九龙依亲,且已购妥火车票,预定在父亲出发去粤西后十二小时之内,登上南行火车赴港,因为此刻红军已集结广州城外,次日即将进城。国军为避免有百万以上人口之主要城市中无辜居民,可能在激战中遭殃,所以防守的七十军未放一弹,已先行撤离广州城。

1949年10月,我们母子三人打扮妥当,临赴广州火车站前,在租屋之二楼阳台上,与手捧新生儿的房东张程超之夫人合影。我们住在九龙牛池湾时,好心的张先生寄来此照片给我们留念。(作者提供)

回榕城的路上已有大批难民,都是与我父亲逆向而行的,人家是逃离战祸,他则是一心一意想要回去救我们母子三人,沿路倒是没有再遇到共军主力部队,约三十六小时后的傍晚时分,顺利抵达广州市郊,共军进城后立即实施宵禁,为防自己身份暴露,父亲没敢硬闯宵禁关口,也没有住进旅馆,就夹杂在难民潮中席地而卧,休息了一夜。

次日清晨,天尚未全亮,我父亲见岗哨已撤,心中挂记母子三人之安危,急忙摸黑进了城,在微微晨曦中,找到了那条当地居民称之为“银楼街”的路(我们在一间银楼的二楼租屋),但是因为每家门面都已被商家钉上木板(防暴民趁乱打劫),仅留下进出之小门,以致景观大变,连门牌号码都遮住了,所以我父亲在那家银楼前徘徊了一阵子,不敢立刻上前敲门。

眼见天即将大亮,担心无藏身之地,我父亲终于鼓勇上前举手敲门,突然那门开了一条缝,有人在门后偷窥,然后迅速伸出一只手,将他一把拖进门里,此人正是银楼店主张程超先生,也是我家原来的房东。

“你好大胆,怎么还敢摸回广州来?你的家眷早在五天前就离开啦!”张先生气急败坏地问。

“咦,广九铁路不是停驶了么?”父亲如释重负,好奇地追问。

“没错,但只停驶了一天而已,第二天就又通车啦!”

“那好,我这就走,到九龙去与他们会合。”父亲不好意思多打扰他。

“等一下,让我看看。”张先生打开门缝,左右观察了一下,突然脸色大变。

“糟糕!街角好像有人在盯梢。”

“怎么可能。”父亲显然想不到他的行踪可能会暴露。

“昨天已经有穿军装的人来检查过啦,说是有人密告,国民党高阶军官在这儿进出过,我老实告诉他们,是你的家眷曾在这儿租过房间,但已离开,不知去向。”

“既然已经被搜查过,怎么还要继续盯梢?”

“你的家眷走得匆忙,留下不少衣物家当,他们认为你可能还会回来取,嘿,还真被他们给猜中啦。”

父亲快步上楼,进入房间查看,果然我母亲留下不少衣物,包括几册相簿在内。父亲迅速在留下的衣物中挑选一套较为干净的便装换上,虽然痛心我们家中的几百张早期照片即将永远散失,但逃命要紧,这都已不重要啦。正待离开,张先生迅速塞了几张港纸在我父亲口袋中,诧异之下,父亲问道:

“你这是……?”

“噢,你家眷走得匆忙,忘记拿走押金。”张先生说。

其实母亲离广州时已拿回押金,这是张先生担心我父亲身无分文无法上路,特意想要帮忙他脱逃的,只是我父亲当时不知道这是张先生古道热肠的善意,只以为他是位老实的商人而已。

这位张程超先生与我父亲年龄相若,多年以后,每当父母亲提起他时都非常感念,担心他可能在三反五反的年代,就已遭迫害了。

话说父亲收拾了一个小布包正待离开,机警的张先生把门打开一条缝往外窥视,只见街角那个疑似盯梢的人,居然目光炯炯的还对着这边看,吓得立即关门上栓。

“糟啦!他还在那儿。”

“那怎么办?”

“看样子八成马上就要有人来逮你啦,据我看,昨天他们来这儿检查之前,你的底细必定已经被人泄露,不然怎么会直接上我这儿来找?相信通风报信抓到你的人,必定有赏的。”

这下子我父亲终于想通了,约四、五天前,他带领两名随扈,徒步去粤西寻找已失散的七十军部队主力,在路上巧遇属下的高姓团长,两人乃结伴而行,不料遭红军某部在路检时扣留。好在当时两人身份并未暴露,当晚他俩借口去河边挑水,一起泅到对岸脱逃。留下的两名随扈显然泄了底,不然怎么连我们在广州租屋的地址都搞得一清二楚。

“那我走后门就是啦。”父亲也急。

“我家没有后门,你现在一出前门就会被跟监,不过我有办法让你摆脱他。”

张先生乃带领我父亲到三楼后面的阳台,指点他如何由自家二楼阳台,翻越约五、六座邻居的屋顶后,跳进一个巷弄,其出口是一条与“银楼街”垂直的路,可以避开盯梢的人。显然这是张先生的“老地盘”,他可能就是在那儿长大的,所以才会如此熟悉地况,我父亲此时已无它策,只得依照吩咐,小心翼翼地“飞檐走壁”,回到广州市的街上后,赶紧快步离开“银楼街”。

不久天色已明,街道上行人渐增,父亲一身洁净的打扮,走在路上与其他的城市居民相当,不至于立即惹人注目,但是在出城的路上都设有共军路检关口,盘查之际,难免会有些刁难的问话需要作答。

父亲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已暴露,虽然共军暂时不知道他回到了广州,但是情况已不容许他像以往一样,乔扮成家乡的武平中学老师,别的行业他又无从扮起,只好为自己编了一个新的身份,成了广东梅县中学的职员,但是梅县位于粤东,他如果往南出城直奔九龙,不就不能自圆其说了吗?所以只得由东边出城,广州市内共军耳目太多,心想先出了城,离开共军的势力范围再说罢。

父亲讲一口标准梅县口音客语,所以路检时只要告诉他们是回梅县去的,都未被特别刁难。此时(约1949年10月下旬)共军主力虽已进入广东,但大部分粤东的乡下地区尚未完全赤化,而且乡下的路检也没有那么严,尤其他是东行,比较没有引起注意。

但离广州市东郊约五十里后,父亲必须转向南行,欲经惠阳(好像就是现在地图上的惠州市之一部分)往九龙方向走,惠阳附近是客家人在粤南的聚居处,语言虽与两百多里外客族中心的梅县有别,但差别极小,对父亲而言,较容易隐藏身份。

共军为防止大逃亡潮,在往南的路上增强路检不说,过程也严格许多。父亲未雨绸缪,在经过离惠阳北边约百多里的某农村时,就以身上穿的洁净衣着,再加上几张港纸(港币),换来一身农民装束。父亲本来就是贫农出身,面容黝黑,现在配以破旧的农服,一顶斗笠,再加上在困顿路途上的餐风宿露(担心临检而不敢投宿旅舍),搞得头发零乱,满面胡须,所以还确实扮得有模有样。

不过此时我父亲还有另外一个极难克服的困境,那就是当他领陆军三十二师经过赣南时,不幸感染了疟疾,当时已有一些“金鸡纳霜”(奎宁)之类的治疟药物,但那是治标不治本,暂时解困用的,这俗称“打摆子”的传染病,发作时身体会忽冷忽热,够煎熬人的。

逃难途中,父亲的疟疾不时会复发,一旦发病时,浑身虚弱,寸步难行,担心身份可能会暴露,不敢投医,就地躺下休养。在去惠阳的路上,疟疾发作得十分严重。当时已有不少来自中国各省份,形形色色的难民过境粤南,想必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全是意图在边界尚未完全封锁之前,经惠阳逃往港九的,父亲以农民装束夹杂在难民群中,形象潦倒,病态十足,并未惹人注目。

但是当“疟疾”发作,打起“摆子”来时,身子冷热交加,“金鸡纳霜”之类的成药虽然可以暂时压住病情,但是患者在赶路劳顿、身体疲惫之时,病毒又会趁势窜出来作怪。惠阳离九龙仅百余里,若是没有路检阻扰,以我父亲的体力(那时他才不过四十六岁左右),只要到达惠阳后,再花两、三天时间就可以走到九龙。但是这会儿病魔缠身,他担心在体力复元之前若是冒然上路,说不定就成为乱世常见的道旁枯骨,所以父亲在往惠阳的路上,时走时停,拖了约半个月之久。

父亲在惠阳的脱险记

当时惠阳以北已是人烟稠密的地方,虽然尚未有共军正规军进驻,但那些当地的地痞流氓出身,为虎作伥、耀武扬威的“土八路”还真不少,他们藉由临检机会,明目张胆地搜括或敲诈难民的钱财。被欺凌的难民们都敢怒不敢言,若是因反抗而遭“土八路”一枪毙命,恐怕连诉冤都无门。

为了购药治疟疾,父亲将藏在鞋缝里那只板直了的金戒指取出,换了一些港币,将其中两张较大面额的钞票,仍然藏回鞋缝中,身上只带着些零钞与零角子,这当然是在他亲眼见到一些难民被“土八路”拦路抢劫后,不得已而用的老点子。但是因为他衣衫褴褛,形容枯槁,还又一身是病,倒卧路旁装成乞丐的样子,反而没引起“土八路”们的注意。

这段期间,父亲即使疟疾发作时,都还是露宿街头。他也不敢每晚都露宿在同一个地方,还好惠阳城方圆几十里,露宿点的“选择性”很多。

一日傍晚,行经一间教堂,只见堂外墙上大书“神爱世人……”(下面还有二十六个字,所有基督徒都会背诵的),父亲始终没搞清楚那是天主教堂还是基督教堂,不过依我的看法,那应该是间基督教堂。

眼见教堂附近打扫得颇为干净,父亲心想,单独在这儿“打尖”绝对比去龙蛇杂处的难民堆中要安全些,乃靠墙角坐下,预备当晚就在墙角过夜。

坐下才不过五分钟左右,教堂门忽然大开,里面冲出来一个穿着整齐的外国人,想来是该堂的教士,对我父亲大声吆喝道:

“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们,不许在这儿停留吗?”教士讲的是洋腔极重的普通话。

“为什么不可以,不是“神爱世人”吗?我又没有进入你的教堂。”父亲指著墙上那段圣经上著名的“金句”当场反驳。

“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Get out!”教士凶得很。

“这是公共道路,你没有权利赶我走。”听到教士最后那句是英文,父亲顶回去的这句话是用有英国口音的流利英语说的。

教士愣在当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叫花子”居然会讲英语!?

“那你是……你是香港来的?”港九的教育系统受英国影响很深,懂英语的居民不少,教士自然会如此假设。以下的对话全是用英语。

“不是的,我曾经在英国念过书。”或许在父亲的潜意识中,认为与教士交谈不用担心,所以讲了实话。

“那所学校?”

“桑赫斯特军校,1932年班。”父亲确实是1932年在这所英国皇家军校毕业的。

“啊,你是军人?”教士又大吃一惊。

“是,在军队中担任翻译官。”父亲突然警觉起来,不敢再继续泄底。

桑赫斯特军校毕业的只是任军中翻译官?教士显然不信。众所周知,这所皇家军校是英国培育陆军将才的最高学府,连二战时期的丘吉尔首相与蒙哥马利元帅都是那儿毕业的。

“回到中国后,无用武之地。”父亲知道自己的话讲溜了嘴,这一下子无法再自圆其说,只得瞎扯。

“好吧,那你今晚就进到教堂里打地铺,一切明天再说。”教士沉思片刻,突然改变主意。

“谢谢,那我现在就先去对面街角买点干粮再过来。”父亲对教士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有些诧异,也注意到他神色有异,但是还没想到这是出卖他的第一步。

父亲在约五十公尺外的饭店外排队买干粮时,眼角突然瞥见有一个仆役模样的中国人由教堂走出,教士探头出来似乎交待他几句后,那仆役向父亲的方向望了一眼,立刻半走半跑地往市区方向快步而去。

这会儿父亲开始起疑啦,拿到干粮后就先朝与教堂的反方向走,躲在距离教堂百余公尺处的一栋房屋后面,一面吃干粮,一面不时地探头往教堂方向张望。

果然一如父亲所料,没有多久,就见那仆役带了几个人回来,而且众人立即奔向那间饭馆,显然是要来搜捕他的。

父亲机警地朝与教堂街道的垂直的反方向快步走开,想先脱离追捕者的视线再说。他不敢奔跑,怕反而会引起注意,好在街上行人不少,且以难民居多,衣着相似,父亲混杂其中,确实让人难以区别,加上此时天色渐暗,让他得以顺利脱身。

父亲虽然因疟疾不时发作,身体虚弱,但他知道身份已暴露,不能久留,乃拖着虚弱的身躯,咬紧牙关,沿着南向的道路走向惠阳,路上难民不少,许多都是趁著夜色赶路,一方面是因为夜间比较凉快,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晚上“土八路”的关卡较少,而且也稍微松些,只要趁著夜色收些“买路钱”,连话都懒得问,父亲一直走到筋疲力尽,倒头在路旁就地躺下,呼呼大睡。

次晨,天尚未明,父亲耳闻人声嘈杂,起身睁眼四望,才发现昨夜自己是躺在离一座寺庙不远处,寺庙规模相当大,嘈杂的人声是一群难民在寺前排队等寺僧施粥。父亲起身时,感觉疟疾一付又要复发的样子,但还是摇摇晃晃地前去排队,心想喝一碗热粥或许可以减轻身体之不适。

轮到父亲领粥时,寺僧好像一眼就看出他“病态十足”,伸手探过额头后,立刻要他到寺庙内院坐下来,父亲的那碗粥尚未喝完,另一位寺僧就走了过来,拉起他的手腕把了一下脉,问道:

“你在……打摆子?”寺僧一脸祥和,开口就是讲客家话。

“是‧是的。”父亲知道他遇到懂医术的僧人啦。

“吃过什么药吗?”

“就是这个。”父亲自怀中掏出“金鸡纳霜”给他看。

“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你知道吗?”

“是,我知道。”

“有药就好,体力衰竭时,疟疾容易复发,你在这儿先休息几天再上路吧。”

没有任何一位寺僧质问过父亲的背景,就让他在寺中“挂单”。父亲在两天之中,遇到两个不同的宗教团体,得到的对待方式截然不同,如果是你,心中的感受又如何呢?

数日后临离开寺庙时,父亲将鞋子里藏的两张较大面额的港币取出,悄悄地将其中一张塞入庙中的“善款箱”中。父亲日后讲这故事给我听时,很遗憾当时没有将两张港纸全都捐出来,他惭愧地告诉我:“寺僧们救我时毫无私心,而我却还是有私心的。”

父亲在一周后就穿越防守松懈的边界,在九龙牛池湾找到我们母子三人,那劫后余生的欢喜团聚,是父母亲一生都津津乐道的。父亲事后分析,听口音,那位基督教的牧师应该是个英国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也得自保,向共军举报我父亲之身份可疑,是他“邀功保命”的方式,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他应该早已被踢出中国大陆啦,无神论的共产党哪儿会容得下他。

父亲终生笃信“阿弥陀佛”,但是日后并没有因这件事而仇视基督教,至于他为何会在情感上兼容基督教,那你得要看我下面这段“荒漠甘泉”的故事。

我们一家四口临离开九龙牛池湾难民营,即将乘船赴台湾之前所摄,背景中的房子不是我们住的那个铁皮屋,大概当时父母亲觉得它“不堪入镜”吧。(作者提供)

兼谈“荒漠甘泉”与老总统的宗教信仰

我得先把“荒漠甘泉”的来龙去脉讲一下,“荒漠甘泉”是一本基督教徒的灵修兼励志书籍,原名是 Stream in the Desert,作者是考曼(Charles Cowman)夫妇,于1920年英文初版后不久,就快速地以各种不同的译本风行全球。“荒漠甘泉”的内容是以一整年的“日记”方式写的,若是你全盘依照考曼夫妇的安排,每天只阅读当日指定的那一段,得要一年的时间才能读完。

如果我告诉你,这本“荒漠甘泉”的中译本原稿,是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写”的,你或许不相信是不是?众所周知,蒋夫人的英文优于中文,哪儿可能“写”得出书来呢?事实上,中译本原稿是根据蒋夫人的“口译”,由在旁的秘书记录下来的。

原来,蒋夫人是基督教家庭出身,“荒漠甘泉”英文版原本就是她的灵修书,蒋、宋联姻后,蒋夫人为了导引夫婿蒋委员长皈依为虔诚基督徒,每天按书中的固定进度,口译给夫婿听,秘书则当场以中文写笔记,誊清后呈给蒋委员长过目并保存。一年后,这本“荒漠甘泉”就被“口译”完毕。终蒋委员长一生,无论他每天有多忙,都会按照原书之进度,翻阅出以前的“口译”纪录温习一遍,即使抗日战事打得如火如荼,读这“荒漠甘泉”中译手抄本仍然是蒋委员长的每日必做的功课,从未间断。

在蒋夫人的敦促下,中文版“荒漠甘泉”于1942年在重庆印行。而日后在台湾流行的版本,是1959年,担任总统府秘书的王家棫(后曾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将抗战时期的蒋夫人版本加以润饰,以更流畅的笔调重写,把一些较为深奥的宗教文字,化为通俗之话语,让非基督徒读者也能领会其涵义。

读“荒漠甘泉”,是老总统﹝蒋委员长﹞数十年来的“日课”,在慈湖梓棺中,那本被他亲手圈圈点点过的“荒漠甘泉”,正是他极少数的陪葬品之一。我想或许是受到“荒漠甘泉”内涵之深刻影响,老总统平日的行事准则是遵循标准的基督徒模式。但老总统不是很“刻板”的一个人,虽然身为三军统帅,自有其严肃、威武的一面,但他也有那轻松、诙谐、与厚道、谦恭的另一面(我用了“谦恭”二字,以别于某人在就职时所标榜的“谦卑、谦卑、再谦卑”)。我父亲曾在老总统身旁任“参军”一职近两年,耳闻亦亲见老总统的一些“谦恭”举动。嗯,这故事太长,以后我会写出来的。

在此顺便澄清一下,总统府的“参军长”不是如“战略顾问”般的闲职,他可是每天都得要上下班的。参军长属下的近十位“参军”,就等于是老总统的高阶参谋,基本上都有许多战场经历,在部队里曾担任过军长或以上职务的带兵官,他们不但必须轮值总统府的总值星官(值星时必须在总统府中过夜),偶尔还得要“陪老总统聊天”,有时候聊得兴起,甚至会当场摆出“沙盘”来推演。

喔,你要问我什么是“陪老总统聊天”?就长话短说罢,老总统于1960年代初期曾亲自参与研究,然后颁发给各部队奉行的“三角型战术战斗群”战略方针,一部分就是在与众参军们研讨几十年来所经历之各“战役”时,所“聊”出来的。我可没在这儿瞎扯,蒋纬国将军日后曾为文证实过此事。

也就是在那1959年的某日,我父亲获老总统当面赠书一册,正是当年那本在台湾新出版的“荒漠甘泉”。至于老总统如何会突然兴起,想到要介绍我父亲读这本书的呢,这里又有着另外一段故事,不过讲它的前因后果又嫌长了一点。除此之外,我脑袋里还有不少老总统的轶事,大都是父亲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兄弟俩听的,也全是十分正面的,以后找机会再一并写吧。

1963年九月,我由高雄中学转到台北建国中学读高三,就在父亲那狭小的三军联合参谋大学宿舍中多搭了一张行军床住下(父亲担任该校之教育长,而当时我们的眷舍是在高雄县凤山镇),我那时就注意到,父亲每晚除了研读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外(他需要以之编讲义与授课),临睡前还必读一段“荒漠甘泉”上指定的日课,而且整本书已明显地被他看过好几遍,几乎每一页都有眉批,可见他读得非常仔细,但是这与“灵修”不同,父亲读“荒漠甘泉”显然是以“励志”为目的,并未因此而成为基督徒,“阿弥陀佛”仍一直在他的心中。

记得有一次当我与父亲谈及宗教信仰时,他并未贬抑基督教,只淡淡地告诉我,“无论是哪种宗教信仰,在危难时,有信仰的人总是会比较容易面对困境”。    我相信,心胸宽怀,又读了好几遍“荒漠甘泉”的父亲,应该早已不再执着地怀恨那几乎陷害了他的西洋教士啦。

父亲笃信“阿弥陀佛”也还是有其它原因的。在我写“猫狗雨的故事”里,曾经告诉过你那件他年幼时,几乎在一座荒废的庙宇中遇险的往事。他自武平家乡长途跋涉去厦门就学的路上,某日近晚时分,眼看风雨将至,急促间见路上有间已荒废的破庙,乃就近在竹林中采了一把枝叶作扫帚,在庙内清理出一个角落,预备在那儿过夜躲风雨。那间已无神座的破庙里,倒是有个“门神”,被画在一扇布满蜘蛛网与灰尘的边门上,父亲见其蒙尘,就顺便将之擦拭干净。不料正待躺下歇息时,突然闯入一个面相凶恶的壮汉,喝令我父亲让位给他。我父亲那时还不满十五岁,体型又瘦小,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只得搬到庙后面的一栋茅草房里去避风雨。

次晨,父亲发现那间破庙经不住狂风暴雨而完全坍塌,抢他位置的壮汉竟遭砖瓦当场压死,我父亲当时虽也被倒塌的茅屋顶压住,但幸无大碍。日后追忆此事,父亲倾向于相信这是“阿弥陀佛”在庇佑,认为那壮汉是被“门神”附身,将他赶出破庙趋吉避凶,不然怎会如此地凑巧。

一首民歌“爸爸的草鞋”给我的启示

第三个“鞋子的故事”,其背景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爸爸的草鞋”。

这是台湾一位知名的词曲作家兼民谣歌手叶佳修,在1980年左右的创作,与他在同时期写的另一首脍炙人口,红遍两岸三地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其内涵都是讲叶佳修的挚友,民歌手潘安邦(已故)之家族故事,也都理所当然地由潘安邦以感性的歌喉来诠释这两首歌。

且将“爸爸的草鞋”歌词全文抄录于下:

        爸爸的草鞋

        独白)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台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 仿佛注视着茫茫大海里的一艘船。忽然一颗眼泪滴到鞋上,映出了这段故事,很长,很长……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奶奶的叮咛载满仓。
        满怀少年十七的梦想,
        充满希望的启航、启航!


        船儿行到黄河岸,
        厚厚的黄土堆上船。
        夜来停泊青纱帐,
        天明遥遥山海关!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奶奶的叮咛载满仓。
        一股离乡的惆怅噎满腔,
        蓦然回首又要启航、启航!


        一路跋涉到江南,
        洞庭风景无暇看。
        峨嵋山下好荒凉,
        不堪回首泪暗弹!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故国的叮咛不敢忘。
        强忍无奈小别的悲怆,
        信誓旦旦又要启航、启航!

        船儿行到澎湖湾,
        多了妈妈来操桨。
        深情款款撑起疲惫的帆,
        又冲破了许多风浪。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远远的故乡在召唤。
        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
        倦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

        倦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

潘安邦的父亲是潘时骅将军(祖籍浙江永嘉),曾经在1990年代,担任过总统府的会计长。传说当第一次听到儿子唱这首歌曲给他听时,非常激动地当场潸然泪下,不能自已。

潘安邦来自军人世家,他的爷爷潘国纲,曾是段祺瑞北洋军政府时期的陆军上将。他还有位名气向亮的姑姑,就是笔名“琦君”的名作家潘希真,她的作品如“橘子红了”,“琴心”与“钱塘江畔”等,都是畅销一时的名著。

根据歌词所说,潘时骅将军十七岁时就离乡背井,在国共内战时期从军,约二十岁左右辗转随军到了澎湖,结识了当地的姑娘(潘安邦的母亲),潘安邦就是1954年在澎湖的眷村里出生与成长的。他陪柱著杖的外婆在沙滩上散步的足迹,成就了“外婆的澎湖湾”歌中最感人的那句“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不过这两首叶佳修在同时期创作的歌曲中,最让我感触良深的,还是那首“爸爸的草鞋”,描述潘时骅将军当年投笔从戎,随着国军部队千里跋涉,最后抵达澎湖岛的艰辛过程。在潘将军以十七之龄,穿着草鞋从军的三十年以前,我的父亲以不满十五岁稚龄,赤足走了两百多里山路去厦门求学。虽然相隔了三十年,但他们离乡背井的原因与所受之苦难是相当的,都是身不由己地处身于那个华夏历史上的“大时代”里。潘时骅将军离家时,歌词中所写的“奶奶的叮咛载满仓”与“一股离乡的惆怅噎满腔”,加上那“不堪回首泪暗弹”,不就相当于我父亲在记载他离家情景的(客语)诗句阿娘含泪频相嘱除夕团圝归末迟一般,讲的都是非常普遍地,那“大时代”中生离死别的凄沧情景。

我父亲的那一代,各阶层的知识分子们,肩负着要让中国脱离“次殖民地”的重责,打着赤脚也好,穿着草鞋也好,趿著布鞋也罢,他们都无私地为革命而献身,勇敢地为御侮而战斗,其所代表的,就是在艰困环境下,华夏子民那份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与之相比,现在这一代在台湾长大的青少年,食饱衣暖、无忧无虑地成长,他们之中迷失方向,视“服兵役”为畏途的不在少数,甚至于有好几位现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竟以能够装病逃避兵役而沾沾自喜,甚至得意地到处宣扬,显然完全忘记了那“大时代”的先民们,为他们“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所作的牺牲,不但不能体会这歌词中含蕴的悲壮意识,甚至于不了解国民“服兵役”是保家卫国最重要的环节。思之念之,怎能不让人摇头兴叹呢。

后记

我父亲逃离共区安抵九龙后,因为是从“敌后”逃出的,并未立即获准去台湾归队,得经过保安单位之严格审核。好在他当年的一些直属长官们(包括何应钦将军,有“中国装甲兵之父”美誉的徐庭瑶将军,与陆军副总司令沈发藻将军),都提供了书面担保,我们一家四口才得以在1950年十月乘船抵达基隆港。

1968年到1969年,我大学毕业后在马祖列岛服一年预备军官役时,是驻防在一个面积仅约两平方公里的东犬岛上。那年头台海两岸不太宁静,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那蕞尔小岛,老共要是强行打登陆战,我们那一个混合团级的千余守军(三军都包括在内)无险可守,大概最多只能撑个两、三天而已。所以我也曾效法父亲,在鞋子里割了一个小口,塞进了一只被我扳直了的金戒指以防万一。这故事我在“服兵役的那一年”一文中详细讲过,在此就不赘言啦。

美国民间认养穷困非洲部落之义举,也让我想起在台湾成长接受基础教育时,在朝会时必须背诵的“青年十二守则”中之第十则“助人为快乐之本”。但愿这“青年守则”仍然存在于现在的台湾教育系统中,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蒋委员长颁令全国遵循的,为当时“新生活运动”之一部分,是根据咱们老祖宗的四维八德与“智仁勇”三达德而制定的,更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基础,也正是让那些信奉毛式共产,瞎搞阶级斗争,以“小红书”治国的徒众,望之而“心惊胆跳”的。不过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居然扬弃了那本“小红书”,又回过头来尊孔,还在全球遍设以“孔子学院”为名的“孔家店”,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

林丰炳将军与我父亲在集美师范同窗五年,毕业后两人服完教书义务,结伴徒步到黄埔岛投笔从戎,在黄埔六期又同连队、同寝室(通铺)达三载之久,情同手足。

林将军逝世后,林夫人马利女士遵其遗言,将大部分遗产捐赠给缅北国军遗孤,因为这些遗孤们的先人之中,有许多都是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曾追随过林丰炳将军,共同出生入死,立下彪炳战功的好汉们。这是“好人好事”,特此一记。

父亲在家人全都离台赴美后,还坚持不愿移民,想是一心以为台湾离他的闽南家乡近,将来要“回家”时比较方便些。哪知岁月匆匆,在台湾一过就是四十多年,家乡亲友们音信渺茫,生死未卜,父亲无奈地留下一些如心香默祷萱犹茂白发倚闾待我归。”等思乡、思亲的诗句,徒然让谢氏后人阅之感叹不已。

1992年,父亲因年迈,生活已无法自理,以八十八高龄移居美国,不过仅三年后就辞世了。

旅居旧金山时,父亲曾写过一首题为“客况”的诗:

       客况知何似

       闲闲日月长

       心安睡喜足

       齿健食常香

 

       教奕弄孙乐

       偶吟押韵忙

       老怀差自适

       第惜滞它乡

或许是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所以在餐桌上“食常香”,而且还经常“见肉心喜”,尤其是那美味的“红烧肘子”,更是常会让他眉开眼笑。在美国期间,他又一如往常,见到“大块肉”时就特别开怀,我母亲则经常在一旁“扯”住他,不准他吃太多肉,强要他“少肉食、多蔬菜”。

大约是2002年某日,我去旧金山探亲,兄弟俩陪着母亲去中国城吃饭,当我们点的红烧肉端上桌时,母亲突然想到她当年限制我父亲吃肥肉的往事,幽幽地叹道∶

“早知道你父亲在美国只活了三年,我就不会拦阻,让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思亲情切,又想到他“客况”诗中的“第惜滞它乡”,感受到他这辈子有解不开、放不下的浓浓乡愁,那顿晚饭我们母子三人都有“食不下咽”之感。

十年之后的2012年,我母亲也走了。

嗯,别难过,我在这儿自我安慰;凡尘不过数十寒暑,草鞋、布鞋、与它踩踏在人世间艰辛路途上时,所经历之风风雨雨,都将化作“滚滚长江东逝水”,终究都要被“浪花”给“淘尽”的,“是非成败”且置一旁,只要有幸留得“青山在”,黄昏之际(晚年),心平气和地细赏那灿烂多彩的“夕阳红”,就都该心满意足啦!

君不见,彤阳落山时,那场景经常是一天之中的最美时刻。

谢行昌20188月于美国德州】  #

责任编辑: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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