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鞋子”所衍生出来的故事

作者：谢行昌

1953年，本文作者一家四口，在凤山诚正新村（日后改名为黄埔新村）的眷舍前与林丰炳将军夫妇（右一、二）合影留念。（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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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18-11-23 11:20 PM 标签: 鞋子, 父亲, 谢行昌

前言

上了年纪的人最喜欢看到的，大概就是“充满欢笑的童颜”啦，因为它能让你瞬间忘却心中的忧愁与世间的烦恼，融入了一个纯真与充满希望的境界。咱们老中那句“含饴弄孙”的成语，就含有这意念吧？

前些日子，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一群非洲某国的孩子，欢欣地试穿“新”鞋子，那得意且满足的笑颜，固然让我内心充满温馨，却也勾起一些令我感伤的往事。

那条新闻是报导几间美国基督教会的联合慈善义举，他们募集了数百双旧童鞋，送交非洲某国一个生活艰难的部落。之前，这几家基督教会就已“认养”（Adopt）了这个村落，捐了不少衣着、食物与日用品。当义工们见到部落里的孩子们打着赤脚来领取救济品时，十分心疼他们，所以返美后又再募集了许多旧童鞋送过去。孩子们成长快速，童鞋通常都还相当新的时候就已不合脚，捐出来算是废物利用，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让我想起以前父亲讲给我们兄弟俩听过的，两个与“鞋子”有关的故事。在闽南山区穷乡僻壤成长的父亲，因为家中生计艰辛，经常连隔宿之粮都有问题，遑论其它生活日用品呢。所以他童年时也是长年打着赤脚，与那群非洲孩子没有太多区别的。

父亲去集美师范前的故事

故事就从头讲起吧。话说清末民初时，福建出了一位大善人，就是在南洋经商致富的华侨陈嘉庚先生。他十七岁时去新加坡，在他父亲经营的小米店里帮忙，继承父业后将之扩充，业绩逐渐兴隆。日后他转进马来西亚经营橡胶业，逐渐成为东南亚数一数二的亿万富豪。

致富后，陈嘉庚先生亟思回馈乡里，乃于1918年斥资在福建厦门兴办集美师范学院（他毕生的善举多得数不清，“兴学”只是其中之一）。这不但是间学、杂、住宿膳食费全免的义学，就读之学生还按月发放少许零用金。

不过要考进这家培养师质的学校还真不简单，因为福建全省的每一个县份，最多只收两名学生而已，且宁缺勿滥，考试若是不过关，该县份一个都不收。所以当年能够考入集美师范的学子，就有如科举时代中了举，在福建当地是件十分光荣的事。我的父亲谢肇齐，就是集美师范第一届招生时，在武平县录取的两名学生之一。

集美师范学制有如台湾当年之“五专”制，应考生之基本资格是至少初中肄业或是毕业生。父亲（1905年生）小学毕业后，因家贫而辍学务农一年，原本是无力升学的，幸亏有位仁厚的地主（这地主在早期红军盘踞赣南搞土改时被恶斗，不幸全家遇害，让我父亲日后报恩无门），见到他佃农之子聪慧优秀，怜惜之际决意栽培，乃出资供我父亲去与邻近的福建省上杭县城升学，就读于县立上杭中学初中一年级（住校）。集美师范招生时，我父亲是以初一的学历应考的，居然就考取了，在乡里算是件殊荣，一时举家欢庆，贺客盈门。

武平县城里有位员外（富商），家中子弟没有考上集美师范，乃托人到谢家说项，希望以两百银元之价，让他的孩子顶替，用我父亲之名入学。两百银元对贫苦的谢家而言，是梦寐以求的钜款，可以买到几分薄田，让他守寡的母亲（我祖父去南洋打工时染病，返乡后不治亡故）成为自耕农，能立即改善家中的经济状况。

父亲的童年经常是有一餐没一餐的过着，即使有饭吃时，也只是稀粥配野菜，所以因营养不良而体型瘦小。当得知有人愿出价顶替学籍时，兴奋异常，愿意牺牲这入学机会，心想大不了明年换名再考，至少家里人暂时不会再饿肚子啦。我的祖母廖氏，也经不起这两百银元之诱惑，再加上我父亲毫无异议，乃初步答应了这项“交易”。她老人家是文盲，也没有“受教育”的观念，自然怪不得她。

幸亏父亲的三叔（懋恭公，是我祖父承恭公之三弟）出面，力排众议，坚持要他去厦门念书，三叔公在谢家算是属于“少数”见过世面的读书人，家人决定尊重他的意见。懋恭公了解教育之重要性，也知道他这位聪慧的侄儿，是眼前光大谢家门楣的唯一希望。

集美师范虽然是学、杂、住宿膳食费全免的义学，但父亲赶路去厦门入学，沿途还是要有花费的，家无分文不说，欠债也不少。所以在我父亲未被告知的情况下，比他小七岁的妹妹（就是我那与民国同寿的淑庄姑）被卖到邻村王家做童养媳，换得的少许银两除还债外，剩余几文就是我父亲去厦门的路费了。

父亲的祖母何氏（自然就是我的曾祖母）是平日最疼他的长辈，在他动身去厦门念书之前，亲手为他缝制了一双新布鞋，根据父亲日后追忆，那双布鞋之鞋底是双料的，慈母（祖母）手中线，游子“脚上鞋”，对他而言，意义非常重大。

哦，这双鞋子的故事才刚开始，它的下落是我现在都还可以感受到的，父亲那锥心之痛。即使事过几十年，每当他讲到那双鞋子的下落时，都还会热泪盈眶，这份自然流露的亲情，偶一念及，也会毫无遮拦地触动我心灵中最脆弱的那一环。

我的第一个“鞋子的故事”

话说那日父亲穿着祖母替他缝制的新布鞋，挑起行囊动身去厦门，举家老小都站在祠堂门口，目送这还不满十五岁的孩子启程，可以想见当时双方依依不舍之情。父亲走到第一个山丘上，挥手向送行亲友告别后转身上路。一旦离开众人视线，就赶紧脱下鞋子，放进包袱里收好，下面的两百多里山路，他居然是打着赤脚走完全程的。

父亲没料到的是，离家的当天下午，平日与他兄妹情深的淑庄姑就被邻村（二十余里外）的王家接走，成为童养媳，为了怕我父亲行前闹情绪，全家都瞒着他们兄妹俩，可以想见谢家当时的心酸，与还不到八岁的淑庄姑流着泪被带离家门时的吃惊与无奈。我问过父亲，他是何时得知此事时，他说是两年后第一次返乡，找不到妹妹时，才知晓部分“卖妹妹”的钱，是他去厦门的盘缠。父亲红着眼告诉我们，当时他“大恸”。就因为他咬文嚼字地用了“大恸”这个字眼（还当场写了给我看，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还不到十岁），也让我一辈子牢牢记得这桩惨事。

还记得我当年在成功岭受军训时（预备军官十七期），全连官兵在结训之前，曾奉命着全副武装，往大肚山方向急行军二十公里，当时学员们顶着钢盔，手持三零步枪，背负一个约十公斤重的实背包（有别于日后做样子用的空心背包，因为就在那一次行军时，有位受训学员当场体力不支，倒毙在台中的大肚溪桥上），加上水壶与干粮等。即使是脚穿胶鞋，每个人脚底板都还是走起了好几个大小不一的水泡。

闽南山峦起伏，虽非崇山峻岭，但是去厦门得翻越许多大大小小的山丘（有高逾数百公尺者），没有捷径，所以我问过父亲，全程没搭舟车（为省钱），又舍不得磨坏祖母亲手缝制的布鞋，打着赤脚走两百多里山路，难道没有走起水泡？

父亲的回答是，他从小打赤脚，脚底早就磨起一层厚茧，几乎有鞋子的“功能”，即使如此，七天后他走到厦门时，脚底还是起了水泡的。

开学后，集美师范规定学生在课堂里得衣着整齐，当然也得要穿上鞋子，他们是学习将来如何“为人师表”，这项要求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父亲只有这“101双鞋子”，又是奶奶亲手缝制的，所以把它当宝，除了在进课堂里才穿上外，课余时间都穿双木屐，脚下“格支格支”地，成为同学们取笑的对象。

暂且先撇开“鞋子”不谈，父亲还告诉过我们兄弟俩，他在校时曾经历的另一个故事，那是与“吃肉”有关的。

话说集美师范开学的第一天，创校的陈嘉庚先生不但亲自莅临主持典礼，并发给厨房一笔额外加菜金，所以当天学生餐厅的晚餐相当丰盛，大概不乏鸡鸭鱼肉之类的菜肴。

我父亲是贫农子弟，以前从未见过如此丰盛的大餐，大快朵颐之际，竟然分不出肉的种类，用筷子夹起一块带皮的肥肉放进嘴里；

“这……这是什么肉？”父亲吃得津津有味，没有心机地问起邻座来。

“呃，这是猪蹄膀肉。咦？难道你以前没吃过？连这都不知道？”

“我以前是没什么机会吃肉的。”父亲那时才十四、五岁而已，农家子弟嘛，有话直说。

好啦！这下子“潘朵拉的盒子”给打开了，全班同学（那时候集美师范只有他们这一班几十名学生而已）都知道这武平县来的穷小子以前没吃过肉，我父亲成了班上调皮同学在餐厅作弄的对象，一旦厨房加菜，桌子上有大块肉时，几个捣蛋鬼就故意停下筷子，直盯着看我父亲吃肉时的“满足”表情，然后鼓掌喧嚣：

“嗨！大家快来看武平人吃肉啊。”

父亲讲这往事给我听的时候，不愠不火，反而是我听得大怒。

“爸，那时候社会上显然是‘笑贫不笑娼’，可恶！”

“我就故意作出‘津津有味’的吃相给他们看，让他们看到烦为止。这样搞了几次以后，他们也就觉得自讨没趣啦。”

父亲就是这么平和的一个人，大概古圣先贤的书读得多，为人处事就是会不一样，他这辈子受到过不少的委屈，都惯以“忍气吞声”来应对。有好几次连他的一些好友都看不下去了，日后曾数度在台湾出版的报章杂志上为他仗义执言，不过这已超出本文之范围，以后再说罢。

我八成就是因为古籍没读够，所以“涵养”远不及父亲，遇到这款委屈时，是绝对不会忍气吞声的。对我而言，这已经算是接近于“霸凌”了，但是接下去的“鞋子的故事”，才真是不折不扣的“霸凌”哪！

前面提过，我父亲珍惜这双布鞋，不但因为这是他唯一的一双鞋子，也因为这是奶奶亲手缝制的，有浓厚的亲情在内，是父亲这异乡学子的精神寄托之一。

有一天上体育课，老师把同学们分成两队踢足球，大家轮番上阵，轮到我父亲上阵时，他像以往一样，舍不得穿着布鞋踢球，把它脱下放在球场边，打着赤脚上场踢球。

打完球回到场边，我父亲发现他的布鞋不翼而飞，遍寻不着，急得当场大哭，虽然有些好心同学出面帮忙四处张望，也不见其踪影，这是一双已没有什么实质价值的旧鞋，我父亲已穿了好几个月，拿走鞋子的人明显地是在恶作剧，知道这双鞋是我父亲的“宝贝”，故意整他的。

父亲日后回想事件发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有些同学妒嫉他年纪虽小，成绩却是名列前茅。记不记得我上面讲过，曾经有富家子弟出价想要顶替他入学的吗？谁能担保他的同班同学之中没有人是用这方式混进来的？集美师范是当时福建省的顶尖学府之一，毕业生将来是得要为人师表的，所以学业要求十分严格，如果有什么人真是这样混进来的，最后想不被淘汰也难。

当时操场上只有他们那一班同学，父亲心里有数，认定就是平日最爱拿他恶作剧的那几个同学干的好事，但是苦无证据，只得万分沮丧地打着赤脚走回宿舍，一路上还冀望有奇迹出现，说不定那双布鞋就被恶作剧者摆在他床前。

但是奇迹没有出现，所以当晚父亲焦虑得睡不着，因为进教室是必须穿着鞋子的，此时他只剩那双木屐，走进教室“格支格支”地，必成为同学们讪笑的对象。所以天尚未大亮，父亲就穿着木屐先进入教室，夹着腿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这样折腾了一整天，回到宿舍后父亲又忧心地痛哭一场，因为虽然鞋子可以在市场买到，但离周日还有两天，集美师范有门禁，学生们是不准在非周日出校门的。

好在父亲在学校结交了一位终生挚友，也是他的同班同学林丰炳（福建长汀人），两人家乡都是在闽西（长汀是武平之邻县），客语也是他俩的共同母语。林丰炳日后与我父亲同时投笔从戎，结伴徒步去黄埔岛，成为黄埔六期骑兵科的学生。林将军是抗日名将，战功“丰炳”一如其名。1950年代初期，国府还在风雨飘摇的危局中挣扎时，负责卫戍老总统官邸的陆军劲旅，是远近驰名、装备精良且骁勇善战的第十一师，而当时统率该师的师长，正是林丰炳将军。

这是1953年我们一家四口在凤山诚正新村（日后改名为黄埔新村）的眷舍前与林丰炳将军夫妇（右一、二）合影留念。当时林将军任第十一师的师长，我父亲则在步兵学校任教育长。（作者提供）

林丰炳平日见自己客家老乡被人欺负时，心中就已有气，此时他挺身而出，借给我父亲一双鞋子（他在长汀家乡属小康之户），虽然不太合脚，但已暂解燃眉之急，下一个周日，林丰炳就陪我父亲上街挑选，买了一双旧鞋子（父亲舍不得花钱买新鞋）先应付一下。

可是这“鞋子事件”并未就此落幕，数日后有人在校园内发现一只被剪成一半的布鞋（另一只与另一半不知去向），拿来给我父亲看，他一眼就认出这是他的老鞋子，少不得又是一场痛哭。

这半截布鞋就被他收藏在箱底作纪念，直到1919年去英国皇家军校留学之前返乡省亲时，他将二等船票（两人一舱）换为三等（十人一舱），节余了一百二十几个银元，将全部款项亲手交给我的老奶奶，那半截布鞋大概就留在老家了。只是父亲完全没有料到，这竟然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返乡，兵荒马乱的年代，身为军人不是那么行动自由的，再加上武平县处于福建省最偏远的山区，对外交通十分不便，不是动念“想家”，就能立刻启程回去的。

父亲于1995年去世，这么一算，他足足有七十六年没再踏进过家门，难为他一生写了那么多思乡的诗句。诸如这首押着客语韵的诗“忆昔从戎远别时，依依欲语竟无词，阿娘含泪频相嘱，除夕团圝归末迟”，就生动地描述出他离家从军时，与母亲依依不舍的景象。

唉，写着、写着，我怎么好端端地湿了眼眶。

再回头继续讲这鞋子的故事罢。话说此事被班上导师得知后，立刻气急败坏地召集全班同学训斥，但已无济于事，割鞋的“凶手”仍无法现形，徒然增加我父亲的心理负担。有好几个月，他不敢再让鞋子离开视线，甚至于踢足球时，肩上还斜背着一个袋子，把鞋子放在袋里，自然又被那几个瞧不起穷孩子的同学捉弄、讪笑。

父亲的“报仇”之道就是用心向学、读书，以优等成绩来抵销遭无端“霸凌”的耻辱，不旦赢得同学们的尊重，也得到师长之同情与关怀。父亲的努力没有白费，在集美师范念书的五年中，除成绩优秀之外，还逐步升为校刊的编辑与主笔。

我父亲日后之所以会投笔从戎，在集美念书时就有迹可循，那是因为他在校时偷读过一本名为“三民主义”的“禁书”，从此成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经常在校刊（星火周刊）上为文颂扬“孙文学说”，而那本他读过的“三民主义”还只是一份手抄本而已，因为当时掌理福建的军阀是不容许印刷厂印行“异端邪说”的，违者会遭“串通革命党”之罪名严惩。

我父亲在集美的头两年没有返乡省过亲，过年也是在厦门过的，一方面是家中长辈不放心他年纪太小，能不冒险上路就别冒险。另一方面是路上需花费，不是他能够负担的。

上完二年级的那个暑假，我父亲终于得到家中许可，第一次翻山越岭返乡。学校发放的每个月几角子零用钱，在他平日的“超级节约”下，居然足以换成两个“袁大头”（银元），他把银元缝在衣服里后，兴奋地踏上归乡路。

长途跋涉数日后，父亲踏进久违的家门，立刻得意地掏出那两块银元给我奶奶，见她无喜反悲，才意识到家中景况必有大变，首先是发现最受他钟爱的小妹妹（我的淑庄姑），已被卖给邻村的王家做童养媳，而且是两年前他离家去厦门那一天就被王家带走了的，登时父亲想必是“仰天狂号，心中大忿”。

其实，父亲从未清楚告诉过我，他当场所感受的打击有多大，这“仰天狂号”是我自己猜想的。父亲一向是性情中人，我承继了他的血脉，也常会有相似的激进情绪反应，所以我相信我对这件事之感受（仰天狂号），是与父亲雷同的。

其次，父亲得知最疼爱他的祖母（我的曾祖母何氏），已于年前“无病”遽逝，死得突然，想必是心脏病或是脑溢血之类的急症，家人知道祖孙情深，怕他会辍学回乡奔丧，就一直瞒着他。想起祖母给他的唯一纪念品，那双她老人家亲手缝制的布鞋，现在只剩下半截，不禁悲从中来，立即赶去谢氏位于“太平岭”的祖坟区。想来，父亲在奶奶何氏与亡父坟前，必然又是“呼天抢地”的大哭一场以发泄情绪。

父亲后来告诉我，返乡省亲本该是件欢喜团圆的好事，但是因为这双重打击，他有好几天目光呆滞，几乎不吃不喝，神情非常沮丧。直到在王家做小媳妇儿的淑庄姑得知哥哥返乡，经婆家允许后，赶回老家来与他相拥痛哭，悲情发泄后，他才逐渐恢复正常。

由于我祖母每天得下田耕作，所以淑庄姑在两岁之前，是被绑在长她七岁哥哥（我父亲）的背上，一早就同去替人放牛的。因为家里穷，淑庄姑没戴尿片，我父亲每次去放牛（每天赚一个铜板），经常是带着一背妹妹的屎尿回家，兄妹俩都得要先到小溪旁清洗干净才行，他俩相依相存的感情极为深厚，我父亲于1995年临终时对我兄弟俩的交待之一，就是要求我们返乡去看望淑庄姑。

我的淑庄姑在王家连生了四个壮丁，以年龄论，他们全是我的表哥，我的大表哥王香文长我十好几岁，受了一些教育，是位小学老师。而且“外甥似舅”，我这四位表哥的容貌，都神似我父亲。

2002年我回武平寻根，有幸在淑庄姑辞世的前一个月，见到了她老人家，只可惜那时她已病重，不仅丧失记忆，也完全无法言语，如今忆及，仍觉万分遗憾。

最近我翻阅谢氏族谱时，发现淑庄姑在族谱上列名“淑樟”，但是记得我自幼就听父亲称她为“淑庄”，想是因父亲用的客语发音导致我的误会。我已在众多的文稿中都用了“淑庄”之名，就还是将错就错罢，姑姑应该会一笑置之的。

我的第二个“鞋子的故事”

我这第二个鞋子的故事，就是1949年，父亲如何逃离已沦陷的广州城，到九龙与我们母子三人会合的离奇经过。或许有人要问，这故事会与“鞋子”有关吗？

有的！父亲的鞋子里藏有玄机，他之所以能够顺利逃抵九龙，就是在与家人失散之前，已预料到自己前程难卜，在自己鞋子内割了一个小口，塞入了一只被扳直了的金戒指，以备急需。

在“手表的故事”中，我已经将父亲（时任陆军第七十军副军长）如何与军部失联，以致短暂地遭红军主力部队俘虏，又得以幸运地脱逃的经过作过说明。

但是在找寻刘安祺将军（父亲之挚友兼战友，日后在台湾曾担任过陆军总司令）的兵团总部之路上，父亲偶尔读到一份几天前的旧报纸，误以为广九铁路停驶，担心我们母子三人没有逃离已沦陷的广州城，只得告别同行的部属（一位高姓团长），只身重入虎穴救自己的家眷。

父母亲原先在广州城的约定是，我们母子三人先乘火车去九龙，投靠我的姨外婆范新琼（她曾在法国习画，是中国名画家徐悲鸿与蒋碧薇的同班同学，也是台北荣总前院长彭芳谷医师的母亲），父亲则因军令在身，负责安排将七十军眷属撤到海南岛后必须归队。我们母子三人本来也是应该随其他眷属同赴海南岛的，但母亲对时局非常悲观，坚持要去九龙依亲，且已购妥火车票，预定在父亲出发去粤西后十二小时之内，登上南行火车赴港，因为此刻红军已集结广州城外，次日即将进城。国军为避免有百万以上人口之主要城市中无辜居民，可能在激战中遭殃，所以防守的七十军未放一弹，已先行撤离广州城。

1949年10月，我们母子三人打扮妥当，临赴广州火车站前，在租屋之二楼阳台上，与手捧新生儿的房东张程超之夫人合影。我们住在九龙牛池湾时，好心的张先生寄来此照片给我们留念。（作者提供）

回榕城的路上已有大批难民，都是与我父亲逆向而行的，人家是逃离战祸，他则是一心一意想要回去救我们母子三人，沿路倒是没有再遇到共军主力部队，约三十六小时后的傍晚时分，顺利抵达广州市郊，共军进城后立即实施宵禁，为防自己身份暴露，父亲没敢硬闯宵禁关口，也没有住进旅馆，就夹杂在难民潮中席地而卧，休息了一夜。

次日清晨，天尚未全亮，我父亲见岗哨已撤，心中挂记母子三人之安危，急忙摸黑进了城，在微微晨曦中，找到了那条当地居民称之为“银楼街”的路（我们在一间银楼的二楼租屋），但是因为每家门面都已被商家钉上木板（防暴民趁乱打劫），仅留下进出之小门，以致景观大变，连门牌号码都遮住了，所以我父亲在那家银楼前徘徊了一阵子，不敢立刻上前敲门。

眼见天即将大亮，担心无藏身之地，我父亲终于鼓勇上前举手敲门，突然那门开了一条缝，有人在门后偷窥，然后迅速伸出一只手，将他一把拖进门里，此人正是银楼店主张程超先生，也是我家原来的房东。

“你好大胆，怎么还敢摸回广州来？你的家眷早在五天前就离开啦！”张先生气急败坏地问。

“咦，广九铁路不是停驶了么？”父亲如释重负，好奇地追问。

“没错，但只停驶了一天而已，第二天就又通车啦！”

“那好，我这就走，到九龙去与他们会合。”父亲不好意思多打扰他。

“等一下，让我看看。”张先生打开门缝，左右观察了一下，突然脸色大变。

“糟糕！街角好像有人在盯梢。”

“怎么可能。”父亲显然想不到他的行踪可能会暴露。

“昨天已经有穿军装的人来检查过啦，说是有人密告，国民党高阶军官在这儿进出过，我老实告诉他们，是你的家眷曾在这儿租过房间，但已离开，不知去向。”

“既然已经被搜查过，怎么还要继续盯梢？”

“你的家眷走得匆忙，留下不少衣物家当，他们认为你可能还会回来取，嘿，还真被他们给猜中啦。”

父亲快步上楼，进入房间查看，果然我母亲留下不少衣物，包括几册相簿在内。父亲迅速在留下的衣物中挑选一套较为干净的便装换上，虽然痛心我们家中的几百张早期照片即将永远散失，但逃命要紧，这都已不重要啦。正待离开，张先生迅速塞了几张港纸在我父亲口袋中，诧异之下，父亲问道：

“你这是……？”

“噢，你家眷走得匆忙，忘记拿走押金。”张先生说。

其实母亲离广州时已拿回押金，这是张先生担心我父亲身无分文无法上路，特意想要帮忙他脱逃的，只是我父亲当时不知道这是张先生古道热肠的善意，只以为他是位老实的商人而已。

这位张程超先生与我父亲年龄相若，多年以后，每当父母亲提起他时都非常感念，担心他可能在三反五反的年代，就已遭迫害了。

话说父亲收拾了一个小布包正待离开，机警的张先生把门打开一条缝往外窥视，只见街角那个疑似盯梢的人，居然目光炯炯的还对着这边看，吓得立即关门上栓。

“糟啦！他还在那儿。”

“那怎么办？”

“看样子八成马上就要有人来逮你啦，据我看，昨天他们来这儿检查之前，你的底细必定已经被人泄露，不然怎么会直接上我这儿来找？相信通风报信抓到你的人，必定有赏的。”

这下子我父亲终于想通了，约四、五天前，他带领两名随扈，徒步去粤西寻找已失散的七十军部队主力，在路上巧遇属下的高姓团长，两人乃结伴而行，不料遭红军某部在路检时扣留。好在当时两人身份并未暴露，当晚他俩借口去河边挑水，一起泅到对岸脱逃。留下的两名随扈显然泄了底，不然怎么连我们在广州租屋的地址都搞得一清二楚。

“那我走后门就是啦。”父亲也急。

“我家没有后门，你现在一出前门就会被跟监，不过我有办法让你摆脱他。”

张先生乃带领我父亲到三楼后面的阳台，指点他如何由自家二楼阳台，翻越约五、六座邻居的屋顶后，跳进一个巷弄，其出口是一条与“银楼街”垂直的路，可以避开盯梢的人。显然这是张先生的“老地盘”，他可能就是在那儿长大的，所以才会如此熟悉地况，我父亲此时已无它策，只得依照吩咐，小心翼翼地“飞檐走壁”，回到广州市的街上后，赶紧快步离开“银楼街”。

不久天色已明，街道上行人渐增，父亲一身洁净的打扮，走在路上与其他的城市居民相当，不至于立即惹人注目，但是在出城的路上都设有共军路检关口，盘查之际，难免会有些刁难的问话需要作答。

父亲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已暴露，虽然共军暂时不知道他回到了广州，但是情况已不容许他像以往一样，乔扮成家乡的武平中学老师，别的行业他又无从扮起，只好为自己编了一个新的身份，成了广东梅县中学的职员，但是梅县位于粤东，他如果往南出城直奔九龙，不就不能自圆其说了吗？所以只得由东边出城，广州市内共军耳目太多，心想先出了城，离开共军的势力范围再说罢。

父亲讲一口标准梅县口音客语，所以路检时只要告诉他们是回梅县去的，都未被特别刁难。此时（约1949年10月下旬）共军主力虽已进入广东，但大部分粤东的乡下地区尚未完全赤化，而且乡下的路检也没有那么严，尤其他是东行，比较没有引起注意。

但离广州市东郊约五十里后，父亲必须转向南行，欲经惠阳（好像就是现在地图上的惠州市之一部分）往九龙方向走，惠阳附近是客家人在粤南的聚居处，语言虽与两百多里外客族中心的梅县有别，但差别极小，对父亲而言，较容易隐藏身份。

共军为防止大逃亡潮，在往南的路上增强路检不说，过程也严格许多。父亲未雨绸缪，在经过离惠阳北边约百多里的某农村时，就以身上穿的洁净衣着，再加上几张港纸（港币），换来一身农民装束。父亲本来就是贫农出身，面容黝黑，现在配以破旧的农服，一顶斗笠，再加上在困顿路途上的餐风宿露（担心临检而不敢投宿旅舍），搞得头发零乱，满面胡须，所以还确实扮得有模有样。

不过此时我父亲还有另外一个极难克服的困境，那就是当他领陆军三十二师经过赣南时，不幸感染了疟疾，当时已有一些“金鸡纳霜”（奎宁）之类的治疟药物，但那是治标不治本，暂时解困用的，这俗称“打摆子”的传染病，发作时身体会忽冷忽热，够煎熬人的。

逃难途中，父亲的疟疾不时会复发，一旦发病时，浑身虚弱，寸步难行，担心身份可能会暴露，不敢投医，就地躺下休养。在去惠阳的路上，疟疾发作得十分严重。当时已有不少来自中国各省份，形形色色的难民过境粤南，想必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全是意图在边界尚未完全封锁之前，经惠阳逃往港九的，父亲以农民装束夹杂在难民群中，形象潦倒，病态十足，并未惹人注目。

但是当“疟疾”发作，打起“摆子”来时，身子冷热交加，“金鸡纳霜”之类的成药虽然可以暂时压住病情，但是患者在赶路劳顿、身体疲惫之时，病毒又会趁势窜出来作怪。惠阳离九龙仅百余里，若是没有路检阻扰，以我父亲的体力（那时他才不过四十六岁左右），只要到达惠阳后，再花两、三天时间就可以走到九龙。但是这会儿病魔缠身，他担心在体力复元之前若是冒然上路，说不定就成为乱世常见的道旁枯骨，所以父亲在往惠阳的路上，时走时停，拖了约半个月之久。

父亲在惠阳的脱险记

当时惠阳以北已是人烟稠密的地方，虽然尚未有共军正规军进驻，但那些当地的地痞流氓出身，为虎作伥、耀武扬威的“土八路”还真不少，他们藉由临检机会，明目张胆地搜括或敲诈难民的钱财。被欺凌的难民们都敢怒不敢言，若是因反抗而遭“土八路”一枪毙命，恐怕连诉冤都无门。

为了购药治疟疾，父亲将藏在鞋缝里那只板直了的金戒指取出，换了一些港币，将其中两张较大面额的钞票，仍然藏回鞋缝中，身上只带着些零钞与零角子，这当然是在他亲眼见到一些难民被“土八路”拦路抢劫后，不得已而用的老点子。但是因为他衣衫褴褛，形容枯槁，还又一身是病，倒卧路旁装成乞丐的样子，反而没引起“土八路”们的注意。

这段期间，父亲即使疟疾发作时，都还是露宿街头。他也不敢每晚都露宿在同一个地方，还好惠阳城方圆几十里，露宿点的“选择性”很多。

一日傍晚，行经一间教堂，只见堂外墙上大书“神爱世人……”（下面还有二十六个字，所有基督徒都会背诵的），父亲始终没搞清楚那是天主教堂还是基督教堂，不过依我的看法，那应该是间基督教堂。

眼见教堂附近打扫得颇为干净，父亲心想，单独在这儿“打尖”绝对比去龙蛇杂处的难民堆中要安全些，乃靠墙角坐下，预备当晚就在墙角过夜。

坐下才不过五分钟左右，教堂门忽然大开，里面冲出来一个穿着整齐的外国人，想来是该堂的教士，对我父亲大声吆喝道：

“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们，不许在这儿停留吗？”教士讲的是洋腔极重的普通话。

“为什么不可以，不是“神爱世人”吗？我又没有进入你的教堂。”父亲指着墙上那段圣经上著名的“金句”当场反驳。

“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Get out！”教士凶得很。

“这是公共道路，你没有权利赶我走。”听到教士最后那句是英文，父亲顶回去的这句话是用有英国口音的流利英语说的。

教士愣在当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叫花子”居然会讲英语！？

“那你是……你是香港来的？”港九的教育系统受英国影响很深，懂英语的居民不少，教士自然会如此假设。以下的对话全是用英语。

“不是的，我曾经在英国念过书。”或许在父亲的潜意识中，认为与教士交谈不用担心，所以讲了实话。

“那所学校？”

“桑赫斯特军校，1932年班。”父亲确实是1932年在这所英国皇家军校毕业的。

“啊，你是军人？”教士又大吃一惊。

“是，在军队中担任翻译官。”父亲突然警觉起来，不敢再继续泄底。

桑赫斯特军校毕业的只是任军中翻译官？教士显然不信。众所周知，这所皇家军校是英国培育陆军将才的最高学府，连二战时期的丘吉尔首相与蒙哥马利元帅都是那儿毕业的。

“回到中国后，无用武之地。”父亲知道自己的话讲溜了嘴，这一下子无法再自圆其说，只得瞎扯。

“好吧，那你今晚就进到教堂里打地铺，一切明天再说。”教士沉思片刻，突然改变主意。

“谢谢，那我现在就先去对面街角买点干粮再过来。”父亲对教士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有些诧异，也注意到他神色有异，但是还没想到这是出卖他的第一步。

父亲在约五十公尺外的饭店外排队买干粮时，眼角突然瞥见有一个仆役模样的中国人由教堂走出，教士探头出来似乎交待他几句后，那仆役向父亲的方向望了一眼，立刻半走半跑地往市区方向快步而去。

这会儿父亲开始起疑啦，拿到干粮后就先朝与教堂的反方向走，躲在距离教堂百余公尺处的一栋房屋后面，一面吃干粮，一面不时地探头往教堂方向张望。

果然一如父亲所料，没有多久，就见那仆役带了几个人回来，而且众人立即奔向那间饭馆，显然是要来搜捕他的。

父亲机警地朝与教堂街道的垂直的反方向快步走开，想先脱离追捕者的视线再说。他不敢奔跑，怕反而会引起注意，好在街上行人不少，且以难民居多，衣着相似，父亲混杂其中，确实让人难以区别，加上此时天色渐暗，让他得以顺利脱身。

父亲虽然因疟疾不时发作，身体虚弱，但他知道身份已暴露，不能久留，乃拖着虚弱的身躯，咬紧牙关，沿着南向的道路走向惠阳，路上难民不少，许多都是趁着夜色赶路，一方面是因为夜间比较凉快，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晚上“土八路”的关卡较少，而且也稍微松些，只要趁着夜色收些“买路钱”，连话都懒得问，父亲一直走到筋疲力尽，倒头在路旁就地躺下，呼呼大睡。

次晨，天尚未明，父亲耳闻人声嘈杂，起身睁眼四望，才发现昨夜自己是躺在离一座寺庙不远处，寺庙规模相当大，嘈杂的人声是一群难民在寺前排队等寺僧施粥。父亲起身时，感觉疟疾一付又要复发的样子，但还是摇摇晃晃地前去排队，心想喝一碗热粥或许可以减轻身体之不适。

轮到父亲领粥时，寺僧好像一眼就看出他“病态十足”，伸手探过额头后，立刻要他到寺庙内院坐下来，父亲的那碗粥尚未喝完，另一位寺僧就走了过来，拉起他的手腕把了一下脉，问道：

“你在……打摆子？”寺僧一脸祥和，开口就是讲客家话。

“是‧是的。”父亲知道他遇到懂医术的僧人啦。

“吃过什么药吗？”

“就是这个。”父亲自怀中掏出“金鸡纳霜”给他看。

“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你知道吗？”

“是，我知道。”

“有药就好，体力衰竭时，疟疾容易复发，你在这儿先休息几天再上路吧。”

没有任何一位寺僧质问过父亲的背景，就让他在寺中“挂单”。父亲在两天之中，遇到两个不同的宗教团体，得到的对待方式截然不同，如果是你，心中的感受又如何呢？

数日后临离开寺庙时，父亲将鞋子里藏的两张较大面额的港币取出，悄悄地将其中一张塞入庙中的“善款箱”中。父亲日后讲这故事给我听时，很遗憾当时没有将两张港纸全都捐出来，他惭愧地告诉我：“寺僧们救我时毫无私心，而我却还是有私心的。”

父亲在一周后就穿越防守松懈的边界，在九龙牛池湾找到我们母子三人，那劫后余生的欢喜团聚，是父母亲一生都津津乐道的。父亲事后分析，听口音，那位基督教的牧师应该是个英国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也得自保，向共军举报我父亲之身份可疑，是他“邀功保命”的方式，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他应该早已被踢出中国大陆啦，无神论的共产党哪儿会容得下他。

父亲终生笃信“阿弥陀佛”，但是日后并没有因这件事而仇视基督教，至于他为何会在情感上兼容基督教，那你得要看我下面这段“荒漠甘泉”的故事。

我们一家四口临离开九龙牛池湾难民营，即将乘船赴台湾之前所摄，背景中的房子不是我们住的那个铁皮屋，大概当时父母亲觉得它“不堪入镜”吧。（作者提供）

兼谈“荒漠甘泉”与老总统的宗教信仰

我得先把“荒漠甘泉”的来龙去脉讲一下，“荒漠甘泉”是一本基督教徒的灵修兼励志书籍，原名是 Stream in the Desert，作者是考曼（Charles Cowman）夫妇，于1920年英文初版后不久，就快速地以各种不同的译本风行全球。“荒漠甘泉”的内容是以一整年的“日记”方式写的，若是你全盘依照考曼夫妇的安排，每天只阅读当日指定的那一段，得要一年的时间才能读完。

如果我告诉你，这本“荒漠甘泉”的中译本原稿，是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写”的，你或许不相信是不是？众所周知，蒋夫人的英文优于中文，哪儿可能“写”得出书来呢？事实上，中译本原稿是根据蒋夫人的“口译”，由在旁的秘书记录下来的。

原来，蒋夫人是基督教家庭出身，“荒漠甘泉”英文版原本就是她的灵修书，蒋、宋联姻后，蒋夫人为了导引夫婿蒋委员长皈依为虔诚基督徒，每天按书中的固定进度，口译给夫婿听，秘书则当场以中文写笔记，誊清后呈给蒋委员长过目并保存。一年后，这本“荒漠甘泉”就被“口译”完毕。终蒋委员长一生，无论他每天有多忙，都会按照原书之进度，翻阅出以前的“口译”纪录温习一遍，即使抗日战事打得如火如荼，读这“荒漠甘泉”中译手抄本仍然是蒋委员长的每日必做的功课，从未间断。

在蒋夫人的敦促下，中文版“荒漠甘泉”于1942年在重庆印行。而日后在台湾流行的版本，是1959年，担任总统府秘书的王家棫（后曾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将抗战时期的蒋夫人版本加以润饰，以更流畅的笔调重写，把一些较为深奥的宗教文字，化为通俗之话语，让非基督徒读者也能领会其涵义。

读“荒漠甘泉”，是老总统﹝蒋委员长﹞数十年来的“日课”，在慈湖梓棺中，那本被他亲手圈圈点点过的“荒漠甘泉”，正是他极少数的陪葬品之一。我想或许是受到“荒漠甘泉”内涵之深刻影响，老总统平日的行事准则是遵循标准的基督徒模式。但老总统不是很“刻板”的一个人，虽然身为三军统帅，自有其严肃、威武的一面，但他也有那轻松、诙谐、与厚道、谦恭的另一面（我用了“谦恭”二字，以别于某人在就职时所标榜的“谦卑、谦卑、再谦卑”）。我父亲曾在老总统身旁任“参军”一职近两年，耳闻亦亲见老总统的一些“谦恭”举动。嗯，这故事太长，以后我会写出来的。

在此顺便澄清一下，总统府的“参军长”不是如“战略顾问”般的闲职，他可是每天都得要上下班的。参军长属下的近十位“参军”，就等于是老总统的高阶参谋，基本上都有许多战场经历，在部队里曾担任过军长或以上职务的带兵官，他们不但必须轮值总统府的总值星官（值星时必须在总统府中过夜），偶尔还得要“陪老总统聊天”，有时候聊得兴起，甚至会当场摆出“沙盘”来推演。

喔，你要问我什么是“陪老总统聊天”？就长话短说罢，老总统于1960年代初期曾亲自参与研究，然后颁发给各部队奉行的“三角型战术战斗群”战略方针，一部分就是在与众参军们研讨几十年来所经历之各“战役”时，所“聊”出来的。我可没在这儿瞎扯，蒋纬国将军日后曾为文证实过此事。

也就是在那1959年的某日，我父亲获老总统当面赠书一册，正是当年那本在台湾新出版的“荒漠甘泉”。至于老总统如何会突然兴起，想到要介绍我父亲读这本书的呢，这里又有着另外一段故事，不过讲它的前因后果又嫌长了一点。除此之外，我脑袋里还有不少老总统的轶事，大都是父亲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兄弟俩听的，也全是十分正面的，以后找机会再一并写吧。

1963年九月，我由高雄中学转到台北建国中学读高三，就在父亲那狭小的三军联合参谋大学宿舍中多搭了一张行军床住下（父亲担任该校之教育长，而当时我们的眷舍是在高雄县凤山镇），我那时就注意到，父亲每晚除了研读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外（他需要以之编讲义与授课），临睡前还必读一段“荒漠甘泉”上指定的日课，而且整本书已明显地被他看过好几遍，几乎每一页都有眉批，可见他读得非常仔细，但是这与“灵修”不同，父亲读“荒漠甘泉”显然是以“励志”为目的，并未因此而成为基督徒，“阿弥陀佛”仍一直在他的心中。

记得有一次当我与父亲谈及宗教信仰时，他并未贬抑基督教，只淡淡地告诉我，“无论是哪种宗教信仰，在危难时，有信仰的人总是会比较容易面对困境”。我相信，心胸宽怀，又读了好几遍“荒漠甘泉”的父亲，应该早已不再执着地怀恨那几乎陷害了他的西洋教士啦。

父亲笃信“阿弥陀佛”也还是有其它原因的。在我写“猫狗雨的故事”里，曾经告诉过你那件他年幼时，几乎在一座荒废的庙宇中遇险的往事。他自武平家乡长途跋涉去厦门就学的路上，某日近晚时分，眼看风雨将至，急促间见路上有间已荒废的破庙，乃就近在竹林中采了一把枝叶作扫帚，在庙内清理出一个角落，预备在那儿过夜躲风雨。那间已无神座的破庙里，倒是有个“门神”，被画在一扇布满蜘蛛网与灰尘的边门上，父亲见其蒙尘，就顺便将之擦拭干净。不料正待躺下歇息时，突然闯入一个面相凶恶的壮汉，喝令我父亲让位给他。我父亲那时还不满十五岁，体型又瘦小，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只得搬到庙后面的一栋茅草房里去避风雨。

次晨，父亲发现那间破庙经不住狂风暴雨而完全坍塌，抢他位置的壮汉竟遭砖瓦当场压死，我父亲当时虽也被倒塌的茅屋顶压住，但幸无大碍。日后追忆此事，父亲倾向于相信这是“阿弥陀佛”在庇佑，认为那壮汉是被“门神”附身，将他赶出破庙趋吉避凶，不然怎会如此地凑巧。

一首民歌“爸爸的草鞋”给我的启示

第三个“鞋子的故事”，其背景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爸爸的草鞋”。

这是台湾一位知名的词曲作家兼民谣歌手叶佳修，在1980年左右的创作，与他在同时期写的另一首脍炙人口，红遍两岸三地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其内涵都是讲叶佳修的挚友，民歌手潘安邦（已故）之家族故事，也都理所当然地由潘安邦以感性的歌喉来诠释这两首歌。

且将“爸爸的草鞋”歌词全文抄录于下：

爸爸的草鞋

（独白）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台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大海里的一艘船。忽然一颗眼泪滴到鞋上，映出了这段故事，很长，很长……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奶奶的叮咛载满仓。
        满怀少年十七的梦想，
        充满希望的启航、启航！

        船儿行到黄河岸，
        厚厚的黄土堆上船。
        夜来停泊青纱帐，
        天明遥遥山海关！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奶奶的叮咛载满仓。
        一股离乡的惆怅噎满腔，
        蓦然回首又要启航、启航！

        一路跋涉到江南，
        洞庭风景无暇看。
        峨嵋山下好荒凉，
        不堪回首泪暗弹！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故国的叮咛不敢忘。
        强忍无奈小别的悲怆，
        信誓旦旦又要启航、启航！
        船儿行到澎湖湾，
        多了妈妈来操桨。
        深情款款撑起疲惫的帆，
        又冲破了许多风浪。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远远的故乡在召唤。
        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
        倦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

倦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

潘安邦的父亲是潘时骅将军（祖籍浙江永嘉），曾经在1990年代，担任过总统府的会计长。传说当第一次听到儿子唱这首歌曲给他听时，非常激动地当场潸然泪下，不能自已。

潘安邦来自军人世家，他的爷爷潘国纲，曾是段祺瑞北洋军政府时期的陆军上将。他还有位名气向亮的姑姑，就是笔名“琦君”的名作家潘希真，她的作品如“橘子红了”，“琴心”与“钱塘江畔”等，都是畅销一时的名著。

根据歌词所说，潘时骅将军十七岁时就离乡背井，在国共内战时期从军，约二十岁左右辗转随军到了澎湖，结识了当地的姑娘（潘安邦的母亲），潘安邦就是1954年在澎湖的眷村里出生与成长的。他陪柱着杖的外婆在沙滩上散步的足迹，成就了“外婆的澎湖湾”歌中最感人的那句“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不过这两首叶佳修在同时期创作的歌曲中，最让我感触良深的，还是那首“爸爸的草鞋”，描述潘时骅将军当年投笔从戎，随着国军部队千里跋涉，最后抵达澎湖岛的艰辛过程。在潘将军以十七之龄，穿着草鞋从军的三十年以前，我的父亲以不满十五岁稚龄，赤足走了两百多里山路去厦门求学。虽然相隔了三十年，但他们离乡背井的原因与所受之苦难是相当的，都是身不由己地处身于那个华夏历史上的“大时代”里。潘时骅将军离家时，歌词中所写的“奶奶的叮咛载满仓”与“一股离乡的惆怅噎满腔”，加上那“不堪回首泪暗弹”，不就相当于我父亲在记载他离家情景的（客语）诗句“阿娘含泪频相嘱，除夕团圝归末迟”一般，讲的都是非常普遍地，那“大时代”中生离死别的凄沧情景。

我父亲的那一代，各阶层的知识分子们，肩负着要让中国脱离“次殖民地”的重责，打着赤脚也好，穿着草鞋也好，趿着布鞋也罢，他们都无私地为革命而献身，勇敢地为御侮而战斗，其所代表的，就是在艰困环境下，华夏子民那份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与之相比，现在这一代在台湾长大的青少年，食饱衣暖、无忧无虑地成长，他们之中迷失方向，视“服兵役”为畏途的不在少数，甚至于有好几位现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竟以能够装病逃避兵役而沾沾自喜，甚至得意地到处宣扬，显然完全忘记了那“大时代”的先民们，为他们“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所作的牺牲，不但不能体会这歌词中含蕴的悲壮意识，甚至于不了解国民“服兵役”是保家卫国最重要的环节。思之念之，怎能不让人摇头兴叹呢。

后记

我父亲逃离共区安抵九龙后，因为是从“敌后”逃出的，并未立即获准去台湾归队，得经过保安单位之严格审核。好在他当年的一些直属长官们（包括何应钦将军，有“中国装甲兵之父”美誉的徐庭瑶将军，与陆军副总司令沈发藻将军），都提供了书面担保，我们一家四口才得以在1950年十月乘船抵达基隆港。

1968年到1969年，我大学毕业后在马祖列岛服一年预备军官役时，是驻防在一个面积仅约两平方公里的东犬岛上。那年头台海两岸不太宁静，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那蕞尔小岛，老共要是强行打登陆战，我们那一个混合团级的千余守军（三军都包括在内）无险可守，大概最多只能撑个两、三天而已。所以我也曾效法父亲，在鞋子里割了一个小口，塞进了一只被我扳直了的金戒指以防万一。这故事我在“服兵役的那一年”一文中详细讲过，在此就不赘言啦。

美国民间认养穷困非洲部落之义举，也让我想起在台湾成长接受基础教育时，在朝会时必须背诵的“青年十二守则”中之第十则“助人为快乐之本”。但愿这“青年守则”仍然存在于现在的台湾教育系统中，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蒋委员长颁令全国遵循的，为当时“新生活运动”之一部分，是根据咱们老祖宗的四维八德与“智仁勇”三达德而制定的，更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基础，也正是让那些信奉毛式共产，瞎搞阶级斗争，以“小红书”治国的徒众，望之而“心惊胆跳”的。不过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居然扬弃了那本“小红书”，又回过头来尊孔，还在全球遍设以“孔子学院”为名的“孔家店”，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

林丰炳将军与我父亲在集美师范同窗五年，毕业后两人服完教书义务，结伴徒步到黄埔岛投笔从戎，在黄埔六期又同连队、同寝室（通铺）达三载之久，情同手足。

林将军逝世后，林夫人马利女士遵其遗言，将大部分遗产捐赠给缅北国军遗孤，因为这些遗孤们的先人之中，有许多都是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曾追随过林丰炳将军，共同出生入死，立下彪炳战功的好汉们。这是“好人好事”，特此一记。

父亲在家人全都离台赴美后，还坚持不愿移民，想是一心以为台湾离他的闽南家乡近，将来要“回家”时比较方便些。哪知岁月匆匆，在台湾一过就是四十多年，家乡亲友们音信渺茫，生死未卜，父亲无奈地留下一些如“心香默祷萱犹茂，白发倚闾待我归。”等思乡、思亲的诗句，徒然让谢氏后人阅之感叹不已。

1992年，父亲因年迈，生活已无法自理，以八十八高龄移居美国，不过仅三年后就辞世了。

旅居旧金山时，父亲曾写过一首题为“客况”的诗：

客况知何似

闲闲日月长

心安睡喜足

齿健食常香

教奕弄孙乐

偶吟押韵忙

老怀差自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