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9日讯 2 桃花源里可耕田
上草村只是农业社的一个生产队。我们在这个生产队落户，有点像后来的‘知青上山下乡’。我们带着自己的户口和粮食定额到这里来，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参加评工记分，一样领取工分票。不同的一点是我们的身份是国家干部，工资关系转到县委组织部，按当地的级别工资标准，每人比原来的工资额都少了一级。
别人怎么想我不大在意，我是下了决心，准备在乡下当一辈子农民的。不过，我事先并不知道，会来到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我用荒凉二字来形容，绝无贬意，更无厌意，只是我生活上一点感受。相反，我喜欢这里接近‘原始社会’的生活环境，甚至有《桃花源记》的某些情调。我离开广州火车站的时候，，妻子余健抱着才两岁的儿子来送行，她教着小儿子扬起小手，高兴地说﹕‘爸爸，下放。’小儿子说完，竟格格地笑着，一头扎在妈妈怀里。我和妻子已经约好，我先去探路，安排好了，马上就来接她母子。
火车往北走了八个多小时，到达乐昌县与湖南省交界的坪石镇。这是粤汉路上一 个很小也很出名的地方，镇后一峰独立，名叫金鸡岭。一块巨石，形状极像一只大母鸡，头朝北向着湖南，尾朝南向着广东，民间传说﹕金鸡吃湖南的谷子，在 广东下蛋。太平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带着她的广东‘妹仔军’，曾退守金鸡岭，据险抗拒清兵的围剿，最后从岭上升天，据说岭上还残存一些鹿砦遗迹。
我在坪石镇一家小客栈住了一晚，天刚亮就转乘长途汽车，在莽莽群山中朝西进发。中午，在连县车站休息一个半小时。这是广东省西北边界有名的‘三连’（连县、连南、连山）之首，抗战期间，广州沦陷，省政府搬到曲江（韶关），后来日军打通粤汉铁路，省政府部分机关再次迁往连县。这里虽属大山区，但地势 较为平缓，农田阡陌，山林葱郁，是贫穷山区中的首富大县。
午饭后，汽车继续西进，很快就上了盘山公路，而且，一路向云端爬去。三小时后，汽车又在连南瑶族自治县县城（三江口）车站休息，客货上落。两年前的深秋季节，我和十几位作家、艺术家来过这里，由县委办公室一位干部当向导，爬了七个小时山路，从鹿鸣关到深山里的火烧排，住了三天，观摩当地瑶族同胞盛大传统节日‘耍歌堂’。
汽车继续向西边更险峻的高山爬行，我没有搭乘过飞机，从车窗外望，峰峦连绵不断，山谷深不见底，薄如棉絮的云片，抹过车窗玻璃，留下一层雾气，仿彿就同搭乘飞机在天上飞行一般。不同的是，高山公路十分颠簸，汽车呜呜直喘气，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口气上不来，失去动力，就有可能坠落深渊，一了百了。
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汽车叹了一口气，终于在连山瑶族壮族自治县县城永和镇的路口停了下来。下得车来，举目四望，只见青山不见人。我忽然有被抛弃，落到一个荒凉世界的感觉，心情格外落寞。连山瑶族苗族壮族自治县，顾名思义，居住人口不是瑶族同胞、苗族同胞，就是壮族同胞。
全县五万人，据说瑶人和苗人很少，全住在大瑶山上。大瑶山延伸到广西、湖南境内，要分清他们的归属，恐非易事。大瑶山下，住的是多数壮人和少数汉人。县城永和镇，最显着的建筑物，就是一排红瓦白墙的两层楼，中国共产党县委会和政府机关，全在这里办公兼住宿。隔着广场和公路，有一间简陋平房，窗口挂一块写着‘售票处’的小木牌，是全县唯一的汽车站。再有几家小杂货店，两三家小饭馆，三五户人家，就是县城的居民区。平日里人影稀微，十天一次的趁墟日，山上山下的民众都挑着自己的物品，聚集于此，进行相当原始的传统交易。这时，瑶人、苗人很容易从服装上识别出来，壮人和汉人大多会说广府话，面孔和衣服大致相同，根本无法识别。
这里的最高领导人是党的县委书记，一位姓白的转业军人。听他的东北口音，我猜想他是随着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华南，再转业到山旮旯里来当父母官的。白书记给我们介绍了全县的基本情况，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壮族同胞，有一种很特殊的风俗，用当地话叫‘打老表’。不论男女，不论已婚未婚，只要两人自愿，随时随地都可以找个僻静的去处，心安理得地‘打老表’。这种陋习使男女关系十分混乱，也十分随便，导致性病流行，很难控制，甚至医院里的一些女护士，血液里也发现梅毒。一九五三年《婚姻法》颁布以来，党委大力宣传，屡禁不止。现在，发现一个，罚劳役三天。罚归罚，‘老表’依旧照‘打’。
离开永和镇，向西步行二十里，就到了我们落户的上草村。住下来以后，我慢慢发现，这里附近几个小自然村，都有很别致的名称，如湘洞、仙根、根子等，如果将上草、永和、福田等地连起来看，倒也很像一串日本地名。历史上这里几乎与外界隔绝，与日本更无任何瓜葛，为何有许多如此特别的地名，百思不得其解。
不管如何，我还真喜欢上草这个小小的山村。尤其是村前那条山涧，流水晶莹剔透，几寸长的竹叶鱼，银箭一般，在小鹅卵石间闪动，富有生气。村旁修起一个小水圳，引来一股劲流，推动一部木轮水车，架设起竹筒子，家里就有自来水﹔架起踏板，还可以磨谷子、碓糙米。我们之中有一位姓崔的同伴，原是文化局电影科的科员，有些电的实用知识，他在勘察了小水圳和木轮水车等原始设施之后，提出了一个‘山村电气化’的计划，不仅得到我们‘全家人’的支持，还得到县委白书记的鼓励。老崔热情分外高涨，立即返回广州，弄来一台小型发电机，还有电线、电灯泡等物品。然后，在木轮水车近旁的一间旧房子里，安装上发电机，利用大木轮水车，带动小发电机。一试，小发电机果然转动起来，电灯泡立即发出耀眼的光芒。
全村男女老少，围在电灯泡下，无不啧啧称奇。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附近（少说也有几十里外）一些农业社的党支书或社主任，也特地跑来看个究竟。白书记更在全县干部大会上，热烈地表扬我们‘下放干部’，不仅在人力物力上支援农业，更带来科学文化知识，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下放干部，固然感到脸上十分光彩，全县的干部、群众，至少是我们上草农业社的干部和群众，都觉得苏联的集体农庄，很快就能在这里实现。
我还发现，村外靠近山涧的一片荒滩，是养鸡的好地方。只要在荒滩上挖一些浅坑，垫上一些茏箕杂草，泼上一些洗米水，用沙土掩盖，十天半月后扒开，坑里孳生的虫蚁，就是营养极丰富的天然鸡饲料。我注意到，本地一种矮脚黄鸡，是肉蛋兼备的优良品种，就向农民买了十几个鸡蛋，寄在农民家里孵出小鸡，养成雏鸡后，就在荒滩上放养，效果极佳。我在心里盘算，我的儿子刚满两岁，妻子又怀孕了，我准备把她母子接来，在农村生活，当一辈子农民。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妻子生育后要哺养两个孩子，需要足够的营养，才能保障母子身体健康。在乡下，只有鸡和蛋，是营养品的可靠来源。
当年三月下旬，春耕接近尾声，我用一个星期时间，就把妻子和儿子接到上草来。在广州逗留期间，虽然妻子的一些同事曾劝她，是不是等肚子里的孩子生了下来，再考虑一起‘下放’农村。我和妻子早已下了决心，更何况我在上草大致上作好了安排，所以，非常干脆把一些多余的用品家俱处置掉，一些贵重的书籍，暂时寄放在朋友家。妻子辞去保姆，用一条广东棉布背带，把小儿子紧紧捆在背上，我带着三只大皮箱、一只木柜子，还有一些零散物品扎成包裹，就匆匆上了火车。
一路上，青山绿水，春意盎然。我过去常常单独一人因公出差，旅途未免孤寂。这一次，与妻子一起，带着小儿子第一次出远门，既无公务负担，又有‘桃花源’的憧憬，心情十分舒畅。我们的座位紧靠车窗，经过清远飞来峰、曲江南华寺，我都尽自己所知，一一向妻子介绍，说得高兴，难免也会添油加醋。经过乐昌县境内的‘九龙十八滩’，是个十分奇特的地貌。火车贴着岸边飞行，车轮下面的险滩，溅起湍急的白浪，车轮与钢轨有节奏的撞击声中，还有一股气势磅礡的涛声。数十公里的险滩，九道湾，十八级大小不等湍流，火车像一条摇头摆尾的巨龙，向南岭的峰巅飞腾。我一时兴起，也胡诌了几句打油。抒情尽管抒情，车过英德、韶关大站停车，我没有忘记到站台上，买两盒有名的烧鹅饭和一些点心。
第二天中午，汽车在连县休息并午饭时，我告诉妻子﹕前面这条江就是连江，自西向东流，到坪石附近突然折向南，下去的一大段急流，就是九龙十八滩。连江上有渡船，对岸有一家医院，等秋天你的产期临近，我会送你到这里来，生完孩子，再接你回上草去。妻子知道我早有安排，当然十分放心。傍晚车到终点站连山县永和镇，我和妻子带着小儿子，直接住进县委招待所。两天的旅途，相当劳累，妻子和小儿子早早就入睡了。深山老林，夜静风薰，听着妻子和小儿子熟睡的呼吸声，均匀和谐，我也像喝了一杯老酒，找周公去了。
清晨，我们在啾啁鸟鸣声中醒来。我按照预先的安排，把两只大皮箱存放在附近城乡政府的保管室，剩下的一只大皮箱和一只木柜子，估计七八十斤，我一担可以挑走。妻子又用背带将小儿子背上，手挽着包裹，我们又上路了。我挑着担子，只能用小快步走路，妻子背着一个，肚子里还有一个，手里又挽着包裹，自然得慢慢走。所以，我走了一段路就停下来等她，有时还回头帮她提包裹。这样走走停停，二十多里山路，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们虽然走得挺辛苦，兴致却很高。走着走着，我忽然想起‘天仙配’的故事，黄梅调的唱词，像山涧流泉，在耳边叮咚响起﹕‘夫妻双双把家还’。也许，我比董永更幸福，董永和七仙女‘双双把家还’的时候，爱情尚未有结晶，我和妻子，已有了一个儿子，今年秋天，还将有一个小妹妹（我期盼是小妹妹）降临。
妻子的到来，无疑给我们这个家，增添了温馨喜悦的气氛。我一家四口(包括妻子肚子里将要出生的孩子) 能在这‘桃花源’般的上草村落户安家，喜形于色，自不必说了。就是原来这个六男二女的八口之家，如今又增添了一位专司灶君王爷职务的主妇，外带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家的色彩就更加浓烈了。
尤其是两位大姑娘，李明和梁雪冰，简直乐癫了。李明和我的妻子余健，原来都是华南歌舞团舞蹈队的演员，又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津津乐道的事，是有一次在中山纪念堂演出，李明和余健一起出场表演的女子舞蹈，是匈牙利民间舞蹈《瓶舞》。这个舞蹈的特点，是每位演员头上，都顶着一只特制的细脖子玻璃瓶，瓶子里灌满清水。脚下穿着类似中国南方木屐的高跟舞鞋。主要的动作是扭腰、踢踏脚和旋转。
出场的时候，余健领头李明压尾，她们踏着舞步在舞台前面排成一列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两手插腰，原地转身的动作。就在旋身一转的刹那间，余健头顶上的玻璃瓶突然滑落，她不自觉地尖叫一声，同时出手在空中抓住玻璃瓶，立即放回头顶。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余健完美无缺地处理了一场可能使大家都难堪的意外。全场发出一片惊呼声，很多观众看不出破绽，还以为是特技表演呢。
在一次机关周末晚会上，我和一位姓杨的男同志表演了一出双人芭蕾舞﹕《猎人与小鸟》。我扮猎人，杨同志扮小鸟，这个芭蕾舞的导演，就是李明。她当然知道我和杨同志都没有学过芭蕾，所以，在排练过程中，脚尖舞一律改成踮脚舞，最后的一个‘托举’，我也无法将杨同志举起来，就改成‘反背’。表演的时候，一出场，光是老杨一身男扮女装的芭蕾裙，已令大家笑倒。最后，小鸟负伤，奄奄一息，猎人应当将小鸟举在空中。我无法举起老杨，只好将他背起，引来全场 一片笑声。
我和梁雪冰也是很熟悉的同事，她的手艺特精特快，参加周末晚会回来，她必将自己身上的连衣裙拆开，等到下次晚会之前，又急急忙忙拼凑出一件款式新颖的连衣裙来，令人眼睛一亮。有一次我和她因公出差去合浦（当时合浦是广东省最西的一个专区），《合浦珠还》是极有名的一个民间故事。乘长途汽车需要两天，梁雪冰一路上几乎不吃饭，只要汽车一停，她即下车，在小食摊上买一角钱的鸡头鸡脚或鸡翅膀，回到车上就啃，啃完了就打磕睡。一打磕睡，脖子就像装了弹簧一般，脑袋磕个不停，一天下来，少说也要磕上几百回，至少有一半，就磕在我的肩膀上。到了合浦，我觉得右肩膀非常酸疼，几乎抬不起来，好像患了五十肩一般。
现在我们这个家，六男三女，一名小孩，共十口人，是当地农村极其罕见的‘大家庭’。按农业社社员的标准，每人可以分到五分自留地，十个人加起来就有五亩地之多。城里人（包括干部和知识界人士）也许听说过‘自留地’这个新名词，恐怕未必都能了解它的实质内涵，以及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掀起之时，以大批判大辩论开路，不论‘社会主义’觉悟高低，全部土地都得折股加入农业合作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再属于私人所有，而变成农业社‘集体所有’。农民历来有随时令流转，在田边地角点豆种瓜的习惯，收成的瓜果蔬菜，自用有余，还可拿到墟场上交易。现在土地都入了社，再不可以在田边地角种豆种瓜，不但农民的收入减少，连正常的自用蔬菜也没了着落。因此，在《农业合作社章程》中规定，在土地入社之前，农民可以自留少量土地，自种自收。至于自留多少，视各地实际情况而定。
我的家乡潮汕地区，人多地少，自留地都限定在几釐（釐，一亩的百分之一）以下。连山自治县人少地多，平均每个劳动力，要负担种植十二亩水稻田，旱地在外。我们估量自己虽是十口之家，能下地劳动的只有八人，要不了五亩‘自留地’。我从前在家乡也种过地，只要按家乡‘深耕细作’的办法，有一亩自留地，十个人的吃菜，应当不成问题。公社化以后，自留地和公社‘集体地’争工争时争肥，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激烈，最后变成农村‘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自留地就成为农民割之不断的资本主义尾巴，弄得家家户户，鸡犬不宁。此是后话。
我们到上草还不到一个月，因体力劳动大增，饭量也跟着大增，原来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三十斤，就不够吃了。没办法，向县委办公室申请补贴，碍于‘全国性粮食政策’，县委无权给我们增加定额，最后允许配给我们每人每月莲藕干三斤。我们将莲藕干羼在米饭里吃，别有风味，且能填满肚子。我们还发现，这里出产的莲藕，淀粉含量特别高，放两个咸鱼头一起熬汤，吃饱喝足，那种满足感，非言语能够表达。
妻子来了以后，有时在熬莲藕汤时，加上一把小红豆，或者半只八爪鱼干，那味道简直无以匹敌。我们还自己腌制咸鸭蛋，蛋白如玉，蛋黄如膏，可惜不慎让雨水漏入，好端端一缸咸鸭蛋，变成臭蛋。不料，臭咸蛋正合大姑娘李明的口味，别人避之三舍，她却津津有味。
3/26/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