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第一课，就是学唱国歌。老师把简谱和歌词用粉笔抄写在黑板上，字体端正美观，便有一种引吭高歌的欲望；老师拿教杖指着，逐字逐句地教，我和小同学们跟着逐字逐句地唱：“哆哆─咪咪─嗦嗦─咪唻─”，居然很快就朗朗上口，心里一高兴，课堂上高声唱，下课独自哼唱，放学回家路上，更是忘情高唱。不出一星期，在全校纪念周会上，我已能吞吐自如。加上我的童音比较清亮圆润，赢得老师同学赞许的目光，心里未免有些翘翘然。凡上音乐课，我特别起劲，特别投缘。
那时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连我们乡下人都在骂白鼻头将军张学良。小学校里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所有的功课，都或多或少加入一些抗日的内容。也就在这样的气氛下，国文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满清政府更是腐败无能，向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弄得国弱民贫，中国大好河山，任人蹂躏。有一年，清政府中堂大人李鸿章，屈辱低眉，亲自到英国停泊于中国港口的战舰上，签订和约。仪式一开始，英国代表即率领全舰官兵，升国旗，唱国歌。大清皇朝只有黄龙旗，没有国旗，更没有国歌。中堂大人李鸿章一时情急，想起随从官兵大多是安徽乡亲，立即将众官兵集合起来，唱了一段黄梅调《天仙配》，总算瞒天过海，保住一点大清皇朝的面子。
老师讲得唾沫横飞，动情处竟热泪盈眶。我虽然有一些地方听不懂，但老师的情绪感染了我，不由也偷偷掉泪。从此，我更加喜欢听有关国父孙中山先生“唤醒民众，驱除鞑靼，兴吾中华”的革命故事。也因此希望进一步追求对国歌歌词的理解。歌词都是四字句，十二句共四十八字：“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虽是文言文，但没有之乎也者。少数若干词句经老师讲解，全篇通畅，理明义显。
后来才知道，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亲笔所撰。那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亲临主持，恳切训勉，并颁布这篇言简意赅的训词。后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开征求配曲，在一百三十九位竞选者中，程懋筠的作品中选，并开始在全国中、小学生中教唱，至一九三七年正式定为国歌。
中国历史上似乎从未有过国歌。国倒是不少，歌却阙如。当时的诸国领导人，只要有丁点儿“国”的觉悟，说不定“易水寒”和“离骚”，都有可能成为燕、楚的国歌。千古一帝秦始皇，忽然当上第一任皇帝，忙得不可开交，又是修筑长城，又是焚书坑儒，偏偏就把“国歌”这档子事儿给忘了。历代皇帝都得了同样的病，只认君主，不太在意国与家。两千多年来，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没有实质性的变动。毛泽东登上大宝之后曾说过：“百代都行秦政制”﹝见毛泽东诗〈七律 读《封建论》──呈郭老〉﹞，这句话基本上是说对了。李鸿章遇到的麻烦，就实质而言，是秦始皇以来的最高领导人从未遇到过的，可以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所谓新问题，无非是西方夷人，那些红毛绿眼高鼻子，身穿道袍，在沿海各地穿街过巷，劝人行善积德，信奉洋玉皇大帝耶稣。继而，洋商人纷纷漂洋过海，来华做生意。商人本来就唯利是图，土洋差异太大，言语不通，鸡同鸭讲，商场上的纠纷自然不可避免。洋商人背后都有各自的政府，外交官就是政府的代表兼耳目，一旦有什么冬瓜豆腐，以致奇难杂症，一般都会遵循外交途径，向天朝的“洋务”衙门办交涉，寻求解决之道，尽可能避免或减少本国利益的损害。到了嘉庆年间，西方列强已经对天朝的虚实了若指掌，上下衙门的胃口也已相当掌握，于是，借一场鸦片战争的飓风，撕开清皇朝的锦绣衣冠，腐败之相毕露。随着而来的是，西方强势文明对两千年不变的古文明的挑战、冲击和压迫，使秦始皇创建的君主核心专政制度，逐渐衰败。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动荡和地震式变革，已经形成，中国从此进入灾难深重的漫漫长夜。
国歌，就是在这场社会变革中较早出现的新文化。国歌新文化有别于旧文化，不仅在主旨上宣扬民权，不再颂扬君权，形式上也在宫、商、角、征、羽五音的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文化许多原素，洋为中用，并在小学的音乐课上由老师教唱；在纪念周上全体师生集合唱国歌，也成为国民教育的惯例。
鄙人生正逢时，堂堂正正中华民国一位国民，不是大清皇朝的子民，虽然从小听到的是乡间传统的“何、士、上、乙、五”，但是一上小学，老师就教简谱“哆〈1〉、唻〈2〉、咪〈3〉、发〈4〉、嗦〈5〉、啦〈6〉、唏〈7〉”，加上风琴明亮和谐的伴奏，很容易就学会唱国歌。“七‧七”事变以后，全民抗日情绪高涨，老师又教唱了许多“抗战歌曲”，像《打倒东洋》、《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等。唱了七年国歌，别的不说，起码知道三民主义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也是立国之本。我更窃喜，有国歌可唱，就不必担心会遇到李鸿章的麻烦。
不料，刚上初中二年级，就发生了一场大灾难。
那一年冬初，一队日军开进鲤湖镇，驻扎在镇中心的老营盘里。半夜，镇里枪声大作，其间还传出震天动地的爆炸声。方圆十余里数十个村寨的民众，开始有些惊慌。但很快就得知：钱家寨的抗日杀敌队，袭击了鲤湖镇里的日本仔。消息一传开，四乡六里的民众，纷纷操起锄头镰刀，把个鲤湖镇团团围住，高声呼叫：活捉日本仔！
原来，钱家寨是粤东揭阳县最有名的林姓大乡，四周山峦起伏，钱江自西向东穿山而过，方圆二十多里一片盆地，青山秀水，两万居民安居乐业。该乡民性强悍而又极重教育，民间拥有千余支长枪短火，又办起两间完全小学和一间初级中学，成为方圆数十里治安的稳定力量和教育中心。揭阳县城沦陷以后，县长林先立将县政府迁入钱家寨，并在乡绅支持下，动员全乡人力物力财力，成立了一支民间抗日杀敌队。因而，当地各界人士抗日活动更加活跃，升国旗，唱国歌，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双十节灯火游行，非常热闹。学校老师还带着我们演习防空、防毒、防细菌等课外活动，大家十分起劲。
当时民众中有许多真真假假的传闻，其中两项传闻最为民众所信服：其一，日本仔偷袭珍珠港，如同老虎鼻头上打苍蝇，激怒了美国，正式向日宣战，日军战线拉得太长，兵员、军需不足，像秋后蚱蜢，折腾不了多久了。其二，日军从“九一八”占领东北三省起，直打到华南，占领潮州各县，掠夺了无数财宝，每个日本兵身上，都有金银珠宝，只要捉到一个日本兵，就可发一笔横财。两个传闻都在发酵，鲤湖镇传出的夜半枪声，更撩拨着周围民众的发财梦。不需号召，不需带领，天色微明时刻，成千上万的民众，早把鲤湖镇围个水泄不通。
这一役，日军丢下三十多具尸体，其余的且战且走，向三十里外的流沙镇退去。杀敌队立即布防，警惕日军前来报复。一月后，日军果然偷袭成功。那天清晨，我还在睡懒觉，母亲一把将我拉了起来，一边给我穿上羊毛衫，一边惊慌地轻声说：“日本仔来了！”我感觉得到母亲的双手发抖，羊毛衫几次没法穿上。一听说日本仔来了，像当头浇下一盆冰水，我打了个冷颤，立即清醒过来，背起早已准备好的小包袱，出门朝西边方向逃去。这时我刚满十四岁，赤足走路是家常便饭，现在逃命，更是快步如飞。
等我跑出七八里，来到江边竹林下，忽见一群人从西边往回跑，气喘吁吁直嚷：“日本仔──从西──杀、杀、杀下来了！”我一听也吓懵了，不及细想，即随大家翻过土堤，穿过竹林，跑过沙滩，蹚过齐腰深的江水，再爬上二十几尺高的堤岸。乒乒乓乓‧‧‧！突然背后枪声大作，我急回头一看，只见沙滩上和江水里，有人倒下，有人挣扎，有人继续逃跑。对岸竹林边一阵轻机关枪直扫过来，我旁边有两三个人直栽下江里去。我一猫腰，翻过堤顶，连滚带爬溜下堤去。还未定神，又有一人从堤上滚了下来，压在我身上。我翻身爬了起来，见那人是邻居二龙，年纪和我差不多，但他爬不起来，右脚跟的大筋被子弹打断了。
家乡不幸沦陷，学校变成日寇军营，不能继续读书，不能继续唱国歌，第一回尝到亡国奴的滋味。我连《最后一课》都没上，心中痛楚，莫以名状。直熬到抗战胜利，学校复课，第一个纪念周升国旗，唱国歌，唱着唱着，我和同学们竟声泪俱下，以致最后一句“贯彻始终”，唱成戏台上的“活五”哭腔，惹来哄堂大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北京城头易帜，但无国歌可唱，不大习惯。大会小会必唱的《国际歌》，连渣带汁都是舶来货，屈齿螯牙，不易上口，尤其最后一句“英特奈雄那尔就一定要实现”，一直闹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五十年过去了，“一定要实现”啥子？没人说得清楚。毛、朱、刘、周、邓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已作古，连《国际歌》的词曲作者也已或鬼或神，死无对证，去哪里招魂？
后来，又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但唱得非常勉强。因为毛主席正高歌“到处莺歌燕舞”，又来唱“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好像又是国难当头，和眼下大肆宣传的“社会主义好，就是好，就是好！”实在不搭调。
不可否认，《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日期间很流行，当年唱着，热泪纵横，热血沸腾。词作者田汉和曲作者聂耳，极有才华，用简洁的白话诗和明快的旋律，发出中华民族奋起救亡的吼声！这首进行曲和当年许多流行曲一样，作为珍贵的抗战文化，载入史册，传之后世。
谁料，由君主派野心家操纵的红卫兵运动兴起，继续厉行秦始皇的“焚坑”事业，大陆知识份子，无一漏网。尤其是包括田汉在内的文化界名家，非死则伤，惨烈之状，史所未见。田汉竟然尸骨无存，现在八宝山骨灰盒里，仅有他生前用过的一副黑框眼镜。他作词的那首代国歌，也从宪法中除去。至此，连聊以妆点门面的“代”国歌也不要了。取而代之，只有那个“不落的太阳”。人类不可没有太阳，也不可没有月亮。一个“不落的太阳”，对地球上万物的毁灭性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海峡两岸各唱各的歌，半个世纪下来，一方继续高唱“民权”，人民越来越富裕、自由、民主；一方则翻翻覆覆，老调重弹，地大人多，温饱尤悬。新世纪将哺育出新的一代、两代，振兴中华，大有指望。
2001年4月17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