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命运多舛的时代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十六)

(1911年─1945年)
心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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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5日讯】中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假抗战真扩张

由中共策划的、并原本打算杀掉蒋介石的西安军事政变发生后,中共在苏联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被迫释放了蒋介石,以和平方式解决,并提出了四项保证。同时,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局势,同意政府军停止剿共。政府军收编红军,同时要求:红军停止暴动;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政府特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国、共合作抗日,国民政府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全面抗日。中共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和合法的存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全面侵华。国民党开始了全线抗战,并以弱势之师打破了日本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梦。无数的国民党将官和士兵在抗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高喊着抗日的中共却龟缩在一角,借机发展自身力量。诚如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庐山会议上亲口所说: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军民,促使日本多多占领中国土地。中共阴险的用心昭然若揭。中共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中国共产革命”新阶段。

那么,在这八年的抗战中,中共到底在做什么?是否如其被重复了一千次一万次的所谓的“历史的真实”所说的那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可是,真象不会永远被掩盖。真实的历史的告诉我们的却是中共再次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抵抗日军的英勇行为不同的是,中共一方面对外高喊着抗日,标榜着抗日,高喊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承认蒋介石和中华国民政府,接受其军事指挥;但另一方面,中共始终没有忘记“借抗日之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图谋”,并尽可能的反蒋,削弱其力量,其一切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而运作。

首先,在军事上,中共下令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中心任务;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其主要任务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根本任务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裁政权”。正是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中共军队的主要活动基本局限在日本占领区,正面战场仅参加了太原会战(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而且也并不是主动参与。与国民党战死200多名高级将领相比,中共无一高级将领死于与日军的交战中;而在中国毙命的129名日军高级将领中,死于中共之手的只有3人。当大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时,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却于1939年开始对内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而且,毛泽东在同年10月自豪的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

我们先来看看中共一直引以为傲的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

1937年,为了阻止日军迅速南下,国民党组织了太原会战。这场战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消灭了敌阪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主力,对振奋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陕西的中共也接到了蒋介石伏击日军的命令,但是八路军某部却是在局部抵制了毛泽东连续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这一场战斗,而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极不情愿的“配合”作战,伏击了敌人的辎重、即补给部队而已。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学者就已经在“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第二十一旅团主力”的论文中,论证了八路军伏击的“只是日军预备队一千余人和辎重”,即一支补给部队。中共党史专家们也曾指出,“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型关战斗意义很大,但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至于党中央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方针”,我们完全可以想见。

而百团大战,也绝非象中共吹嘘的那样是一场如何重要的战役,更不是一场大型的战役或大型的会战。台湾198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称:潜入敌后的共军,常分股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号称“百团大战”,广事宣传。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党史专家认为它基本是“游击战中的运动战,防御战中的进攻战。”而且“百团大战违背了党中央规定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超过了战略防御的限度。”

虽然根据中共的统计,百团大战“战果辉煌”,但奇怪的是,却没有伤亡数位的事实。如果诚如中共宣传的那样,我们不得不对其战果的真实性打个折扣。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说过“中共军队夸大战果、以掩盖准备内战”的话,值得深思。而中共一贯撒谎的做事风格也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怀疑。

至于说“百团大战违背了党中央规定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我们自然可以明白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军人的荣誉感和爱国热情,使其组织了一系列对日寇的小规模袭击;另一方面,毛的坚决不准对日寇打大仗、硬仗、运动战,以保存实力的战略方针使其无法真正的行使一个军人的职责。彭为此而具有了历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过一再的批判和斗争,直至含冤而死。说穿了,毛和中共批判甚至斗争彭德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中共已经得以扩张的军事实力,从而给中共带来了继续实行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困难。

彭德怀虽然为他的百团大战遭受了难以想像的漫长痛苦,但是中共却对外将百团大战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此后,毛和他的中共,在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抗战中,再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而毛在他的《选集》里记载的所有作战指示和作战方针全是打内战,而不是打外战,都是打国民党,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没有一个高级将领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位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

正是在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大加招兵买马,只求“打”影响以争取群众,只为保存实力便游而不击,只为给自己抢粮、抢物资、抢武器而小规模的袭击日伪、主要是伪军,只因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战。1939年,自称已经在敌后发展到五十万大军的中共,虽然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却从不曾包围过日寇所占领的任何城市。还是那个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富拉基米若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中写道:“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的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当然,中共对侵略者也消极应付,并不排除有一些战斗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还击而已,显然同八路军的实战能力是不相称的。提供给外界的有关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的资料,蓄意夸大了战果,这样,就把准备内战的事实掩盖起来了。”中共上述种种的“抗日”表现,自然对日军没有任何的牵制力量,自然使日军毫无顾忌的继续南攻,从而将几乎全部主力用于对付国民党军队方面。

为了夺取更广大的空间,毛和中共坚持对日作战中的游击战,即在日寇武力达不到的地方,或日寇占领区的无数空隙地带,去占地盘、抢地盘,发展中共武装力量,建立中共农村独裁政权。这样,当抗战胜利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竟拥有了如此之大的“解放区”,而打败了日寇、赢得了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中华民国政府,反而会落到山河破碎、政权分裂的凄凉境地。

其次,在政治上,中共采取无赖加流氓的做法,颠倒黑白,并在舆论上攻击国民党。第一,中共打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号,一方面对外发表支援和歌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抗战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对内开始逐步推行所谓的独立自主原则,推行所谓的革命统一战线(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刻不忘记与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进行斗争,而抗战只不过是中共发展的幌子。在这期间,毛泽东的政治手段更是运用得炉火纯青。虽然一部分中共将领期望抗日,虽然1937年从苏联归来的王明带来了苏共要求中共真统战抗日的指示,但是随着毛在党内地位的确立,随着中共扩张的初步成功,曾经还需要遮遮掩掩的“假抗日假统战的独立自主原则”逐步得到了中共全党的认同,并随着中共武装力量的壮大,而逐渐公开化,甚至敢明目张胆袭击国民党军队,而非日军。毛在此时对党内所做的指示,还有他写下的所谓“光辉著作”,如“共产党员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均表现了中共反蒋而要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统一战线,根本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统一战线了。这无疑是对中共在西安事变后所做的所有承诺和保证的公然背叛和绝妙的讽刺。这自然是由中共撒谎、狡诈的本性决定的。

第二,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的政治丑闻在重庆传开时,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的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国民政府也气愤的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正忙于抗战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了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但是为时已晚。

此时实力大增的中共为了避免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悲剧”重演,毛设计了一整套包括理论、策略和种种手段继续扩张和公然扩张的办法,并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下,采取明暗两手,以反击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对他们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卖国路线的揭露、反对和限制。

毛公开指责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为此,毛提出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指出了顽固派的两种不同类型,一是投降派,二是抗日派,并且“即便是抗日派,将来也要去投降,现在他们反共就是为了将来的投降”。实际上是要将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也定性成为投降派。但历史的事实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在当时不曾投降,而且在后来更没有投降。同时,他们不仅领导全民族抗战有功,而且因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贡献,而使中国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和领袖国。所以,毛泽东指骂他们是正在投降和必将投降的顽固派,便是彻底的栽赃。

再次,在经济上,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中共在陕北广泛种上了鸦片,并冠以“大生产运动”的美名。那位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中共的这一恶行:“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的生产鸦片 ──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堿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援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还愤怒的记载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的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而此时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为了提高国民素质抗战,提倡并推广了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此举曾深招日本的忌恨。然而,中共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买武器来对付国民党和准备内战,竟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竟将鸦片源源不断的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坑害同胞,事后又将鸦片生产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这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只能堪称是“绝唱”。可以说,中共为了达到夺权的目地,可谓是不择手段。

最后,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泽东苦心竭虑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主要是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中共的种种卑鄙行径找到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份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由毛泽东再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是继三十年代初中共肃反运动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后文再详细阐述)

通过以上史实,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假抗日以便夺取中华民国的天下的阴谋,实在是暴露无遗。无怪有史家认为:中共的江山非得自于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略。确实如此。

而中共罔顾民族大义,一心只想扩张夺权的阴谋抗战“策略”,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永远所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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