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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诗的王者
他站在这儿。孤立如星球。他的领土就是他的诗歌，他的灵魂遥远而丰饶的大陆。
他张开嘴。水量丰富的大河从他的胸腔中夺路而出。他的浊重的喉音的波浪翻滚太平洋的歌声，搅动整个世界寂静的深潭。
他出现在地球上，开拓他的王国的疆域。
轰击阴影和沉闷。
用强音灌注和征服每一双人类的耳朵……”
翔正站在屋子的中央趁着酒性，激情澎湃、手舞足蹈地为我们朗诵刚完成的诗篇《聂鲁达》。
他面前的听众只有几个人。我，翔的学生青年诗人王强，王强的老乡、诗写得不错的小伙子龙俊，翔的弟弟黄杰、还有水城的青年朋友吕晋德，他是专程来接黄翔的，他说中央马上要召开“十三大”了，反“自由化”运动又还在进行，风声很紧，听说要抓很多人，他担心黄老师的安全，怕他被波及，影响创作，因为他消息灵通，早听说中央发话给贵州省委，对原来去北京搞过“启蒙运动”的黄翔又率人上京去高等院校搞“‘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文学大爆炸”一事很不满，省委的头目很惊慌，认为“天体星团”是“启蒙社”的延续和再生，一些人想把“天体星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况且年初“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参与者诗人哑默和王强都被公安机关秘密关押审讯一星期，目的均是对准黄翔。虽然事隔十个月，一点动静也没有，谁知道他们打的什么算盘？故晋德赶来力劝他最敬仰的诗人黄翔出去避避风头。他说，他要在威宁自然保护区——草海给黄翔秘密搞间房子写作，那儿有大片大片的草和大片大片的水，还有大片大片的黑头鸥，风景美极了，一生都充满苦难的诗人黄翔可以在那里好好休息和写作，享受一下美好的人生。当他说出这个主意时，大家都异常高兴，力劝黄翔离开贵阳，到草海去。早在夏天，就曾经有朋友来劝他出去避避风头。可是，黄翔说：“尽管中国这么大，然而，不管你躲在何处，要抓你照样抓得到你。况且，我又没犯罪，‘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是文学社团，‘文学大爆炸’是学术活动，一切都光明磊落，用不着躲躲藏藏。也许我一直就受到监视，到其它地方去还得连累别人。”这次晋德来接他去草海，他还是这番话，不管大家怎么劝，他就是不肯同意马上走，并且强调现在正在写一个组诗，情绪不能中断，要晋德等“风平浪静”之后再来接他，那时，这组诗也写完了。其实，那个美丽的环境对他非常具有诱惑力，他非常想去。听他这样说，大家也就作罢，仍然有说有笑。酒至半酣，谈得尽兴，翔取出手稿为我们朗诵起来……
茶几上的酒菜已经不多了。傍晚的余辉照得每个人的脸红亮亮的。翔朗诵得是那么投入，并不在意他的面前只有几个听众，仍然象他以往的每一次朗诵一样，人与诗交融在一起，浑身卷起一阵阵情绪的旋风。
你似乎从他挥动的手臂的线条中看见狂舞的情感大河；
你似乎从他颤抖着的嘴唇上看见冲撞不已、奔腾不息的语言大瀑布……
而他仿佛面对的不再是区区数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群和一个强大的社会，他在用一种混和着钟声、雷声和涛声的精神强音轰击人类社会中的阴影与沉闷。他的朗诵，投入了全部生命和激情，他常常说：我每朗诵一次，就要死去一次。所以，我既喜欢听他朗诵，又怕他朗诵，我真担心他的生命在他充满雷霆和闪电的朗诵中炸得粉碎，化为灰烬。
只要是知道黄翔生平的人和了解中国七八年那场著名的民主运动的人，谁也忘不了他的朗诵和与他的朗诵有着密切联系的传奇故事。
海外一篇严肃文章曾经这样谈论那些往事：
民族的灾难和个人的厄动把一个追寻美丽梦想的浪漫诗人，推上了政治抒情诗的艰险道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从一个困境到另一个困境，黄翔一直没有离开诗，在劳累中、流浪中和禁闭中，他都不断地写，虽无从发表，却是对一颗受伤的年轻的心的最好慰藉。现在，疯狂的文革加深了他的理性思维，他看到“一个伟大民族的全部文明倒在废墟中”，他要用诗去揭露对毛泽东的现代迷信，“无论政治怎样强奸艺术，我必须保卫自己的社会思想，保卫诗歌的纯洁。”
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间，他创作了《火神交响诗》，这是由六首诗合成的一组政治抒情诗。原稿曾长期收藏在蜡烛之中，他多次在朋友们的秘密聚会中，点燃蜡烛，取出诗稿，热泪盈眶地朗诵，引起深深的共鸣。这些诗有力地揭露了个人崇拜和文化革命的荒谬实质，热情地呼唤民主和人权。一九七八年，是中国大转折的一年。七六年毛逝世，四人帮被捕，但文革精神还在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口号中继续着，邓小平为首的实践派在七八年春，以真理标准的讨论展开了和凡是派的斗争，他们也如毛的做法那样，需要借助于群众的力量，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显示，这股力量是可以借用的。激进的青年民主派的勇士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把大字报贴上街头并创办各种刊物，邓小平在七八年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接见外宾时，两次表示支持群众贴大字报。著名的民刊如魏京生的探索，徐文立、刘青的《四五论坛》等都创办在邓表态之后的十二月或七九年一月，但黄翔主办的民刊《启蒙》却早在七八年十月十一日出了第一期。有利的形势促使黄翔和他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下决心去北京表达他们对国家大事的见解。他们知道言论的影响力，北京和贵州是有天渊之别的，他打趣地说：在天安门“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个屁也是惊雷”。
黄翔和他的战友是七八年十月十日到达北京的，十一日他们就在《人民日报》附近的巷口贴出了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大字报是在贵州写好的)，一边贴一边被群众围观，以至交通为之阻塞。在观众热情的要求下，他激动地朗诵了交响诗，最后他高声问道：“现代偶像崇拜应不应该否定?”人们齐声回答：“应该!”“精神的长城应不应该折除?”“应该!”
事后他骄傲地回忆这次经历“胜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朗诵于民族广场”﹗
一个月后，黄翔再次从贵阳来到北京，在北京这个难忘的冬天他做了三件“惊天动地”的事：
一、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天安门前刷了两条巨幅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
二、十一月二十四日和贵州朋友一道建立了第一个民间社团：“启蒙社”。
三、七九年一月初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了长达一百多页的《致卡特总统》的大字报，宣称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平等地谈谈人权问题，中国人权应受到世界关注。
黄翔在另一份题为《狂饮不醉的兽形》的自述中，曾回忆过在天安门写大标语的情景：
“我墨汁淋漓地在天安门刷出了两条巨幅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这强烈地震动了中外。当时，我记得我身后一片嗡嗡如涛的低沉的阔大的声音：‘好大的胆子!’猛回头，天安门广场上如山如海的人。我突然感觉，我的脑袋不在了。我神经质地摸一摸，它还安然在我的脖子上。”
两条标语一封信(致卡特总统)确是犹如两颗巨型炸弹，震惊了中外。各国驻京记者纷纷发出电讯：中国公开批毛了。邓小平三日后，在接见北美记者时也迅速作了表态：“毛主席比三七开要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这可能是黄翔一生中最光荣的日子。他如此大手笔，出于什么?“我从来没有政治投机的想法。我只是一个自自然然表达自己的诗人。”……
在新闻封锁非常厉害的中国，以上是我看到的第一篇海外关于黄翔及其经历的报导文章中的几段文字，这也是黄翔看到的第一篇关于自己的报导文章。它是一篇特稿，刊在香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的《争鸣》杂志上，它的标题为《黄翔——被遗忘的民运诗人》，我们是在八五年底读到这篇文章的，对于住在既偏远又闭塞的内地省份的人来说，看到这类文章是极不容易的。
这篇文章指出黄翔被“遗忘”，这两个字的后面含着一种很深的悲剧。因为，在民主墙时期出现的众多民刊，其中纯文学刊物《今天》的诗人们由于得到官方的容忍，已经以朦胧诗人的形象在文坛走红，受到世界的关注；另一些政治性较强的重要刊物的著名人物，如《探索》的魏京生、《四五论坛》的刘青、徐文立、《人权同盟》的任畹町等等，尽管遭到残酷打击，由于他们处在首都北京或有名的大城市，他们的命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世界的关注。而黄翔作为一个在民主墙时期以卓越的诗歌、文论和社会活动震惊中外，对当代的文学、思想和政治都作出很大贡献的诗人和作家，由于他所处的地理位置极其封闭，加之他彻底叛逆的姿态为官方所不容，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得翻身，更不用说发表和出版作品了。他当然会被世界遗忘，他所承受的苦难和写出的作品都得不到世界应有的关注。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遗忘呀﹗
然而，黄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置这种无情的遗忘和残酷的高压于度外，在几乎是终生绝路的情况下，默默地、执着地、顽强地、迷狂地、无私地为人类世界进行有价值的精神创造。和许多人一样，我无数次在想象的屏幕上倾听黄翔那“胜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朗诵于民族广场”的著名朗诵，目睹他的那些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不幸的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日子”是以他身陷囹圄告终的。正如这篇文章里写到的：
热血青年们把大字报变成刊物，流传更广，思考也在不断深化，《探索》、《中国人权》等刊物的反体制政见越走越远。三中全会的胜利和民刊倾向偏离原先可以利用的范围，使邓小平不能容忍了，当他完成访美之行和结束惩越战事之后，便于七九年三月中出面指责民运“太过分”，对有人致函卡特要求注意中国人权大为不满。三月底各地先后发出禁止出版物反对“四个坚持”的通告，旋即逮捕民运活跃分子。
四月七日《贵州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揭批“害群之马”的文章(暗指黄翔)。同时，《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章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资产阶级人权”，强调四个坚持。中宣部文件点名启蒙社为“反动组织”。四月十五日凌晨两点，黄翔被几条大汉搜家逮捕，审迅通宵后，送收容所单独监禁。“我同我的思想，我的诗一起被‘收容’了……从此，启蒙社和各地民刊民社一样自行解体，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那是诗人黄翔一生中第三次进监狱。
这三次中不包括他童年因为一条小鱼被无辜关押的那次，那是在共产党推翻民党建立红色政权以后，已经从国民党将军的小少爷变成“狗崽子”的他在井边捞条小鱼，被经过那里的农协主席充满阶级仇恨地一把抓住扔进黑牢，说他企图“毒死贫下中农”，幸而井水经过化验无毒一个小小的生命才幸免于难。他第一次被判刑坐牢是在十七岁的时候，一个响应祖国号召，决心把青春献给大西北，到雪山、草原去追寻诗歌与梦想的少年诗人，被诬企图偷越国境就这样进了监狱；第二次被监禁是文革时期，他被成了“反革命”，当他给我讲述他被专政人员吊在房梁上毒打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对受尽磨难的他心痛无比；第三次坐牢是为民主运动，尽管他从不为之后悔，然而代价确实惨烈，作为一个作家，他在这个国家被排除在文坛之外，注定要被活埋，因为他被官方认定是“害群之马”，拴起来，不准影响别的“马群”，使它们学会“不听话”。
可是，这“匹”令官方十分头痛并且仇恨的“害群之马”，由于没有象魏京生等人那样被判十几年徒刑，从监狱出来以后仍然“死不悔改”、“顽固不化”。官方的原意是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自生自灭，可这绳索加身的“害群之马”就是不老实、不驯服，就是不听管教。八○年，黄翔又参与贵州大学生创办的民刊《崛起的一代》，由大学生出面，他只是成为主要撰稿人，贵州大学78级中文系的学生张嘉彦任主编，黄翔的老友、贵州诗人哑默也是参与者，原启蒙社个别成员也投了稿。当时，全国范围内都有大学生刊物存在，所以这份刊物还存在了一些时间，办了几期，也许一开始官方还没反应过来。许多年以后，诗人钟鸣在他已发表的《回顾，南方诗歌的传奇性》一文中这样评述：
“贵州大学中文系《崛起的一代》的诗人们，1981年他们就因为要挖艾青这棵‘老根’在全国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人不知道，后来的‘朦胧’之争，其实就是从南方的‘挖根与护根’之争发展而来的。我和他们的主编张嘉彦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信。而在《崛起的一代》之前，贵州又有1978年在天安门广场威震中外的‘启蒙社’……”，“贵州新一代诗人们，做了两件无论在当时在现在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事。一件就是，他们向当时诗坛泰斗艾青挑战。那是1980年，后来在文学史上被称作‘崛起的一代’。而最早的几篇文章都出自黄翔之手。其中一篇是《致中国当代诗坛泰斗艾青》，另一篇是《致中国当代诗坛的公开信》。从而掀起了现代诗歌的第一场论战。黄翔的看法是公正而客观的。他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向艾青挑战是深刻的，否定艾青是浅薄的。’因为艾青毕竟在他们那一代人中，也确实写过许多还算不错的诗……”，“黄翔虽然是向以艾青为代表的老一代诗人进行挑战的第一人，但他对艾青本人还是非常尊重的。”
当时，《崛起的一代》和黄翔的文章惹得官方甚为恼怒，刊物被禁办，主编张嘉彦由于和“危险人物”黄翔关系密切被穿“小鞋”，毕业分配受影响，可是，从那以后，他却成了黄翔及其作品的研究者和亲密朋友， 由于这种关系，他一度受连累，八七年初，因为“文学大爆炸”一事，他被公安机关从北京大学押回贵州住地，关于黄翔的研究资料全部被抄走，遭此严重打击，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万念俱灰，只想安安静静地躲在家中过日子。
我对黄翔的爱在心中萌芽，是从张嘉彦朗诵黄翔早期的一首短诗《野兽》开始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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