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墙的监狱 (8)

——中国生存现状白皮书
夏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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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物的统治

在走上“共产极权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的中国,人民没有选择地,牲口般地被一步步诱导为忠诚的消费者。单向度的人。在他们所能扮演的社会角色里,“见义勇为者”、“反叛者”、“信仰者”、“持异议者”、“投票者”、“结社者”、“反对者”,“社会运动者”,甚至传统的角色如“侠客”、“刺客”、“狂人”或归隐山林市井的“隐者”都被一刀斩断。更确切地说,人们扮演这些角色的空间和意志力一起被从根斩断。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人民经历了期盼,苦闷,压抑,绝望几个明显的心理断层。行走在这些人民中间,就好似行走在一头意志力从内部被销毁的巨人身体内部。现代中国是一个意志力崩毁的巨人。说谎的丰盛物资下再也隐藏不了的,是“我们都是乞丐”这个一语道破的真相。人人都是乞丐,人人都是狱卒与囚徒。在建设发展、神五神六的表像下,是一整个民族的紧急生存状态。

在一种扭曲的游戏规则长期制约下,当人民不断被迫做出台面下的各种利益交换行为,沉默与谎言等同,成为与金钱一样,可以进行兑换的币值 – 这也就是说,当全体人民都是行贿和受贿者时,对人民进行的最大贿赂是把生命代换为伪生活。代换为一种非道德的生存状态。在波涛汹涌的上半个世纪里,我们经历了一个诡异的交叉镜像:从在大跃进伪造的数据下所掩盖的饿殍遍野、与猪抢糠而食的大饥荒,到九十年代至今,在欢乐和麻木的商品极权掩盖下的,一种真正致命的精神上的大饥荒。这场大饥荒在国土四处蔓延,一场没有解药的瘟疫。当SARS在谎言的遮盖下在中国的领土上悄悄滋生,人人戴上死亡面具般的口罩陷入沉默的极度恐惧中,难道仅仅是纯属偶然的事件?

从物质上的大饥荒到精神上的大饥荒,这可以说是一个极为彻底的交叉转换。在大跃进、文革时期以恐怖统治和伪造资料来文饰一切的极权手段,到了市场经济化的今天,蜕变成以说谎的物质及被人们内化了的,共谋式的意识形态全方位运作的后极权机制。我们不得不承认,后者对人民反抗驱动力的缴械无疑是以一种无形,因此更难抵抗的威力而青出于蓝的。它诱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对部分的自己 – 对那具有天生反骨的精神,行使了自我否决权。诱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自我的对立面,成为了陌生,缺乏明确面孔的“非我”。这样的自我阉割和君主时期底层人民为了入宫而自宫的行为隔着千年时间的深渊遥相呼应,而今天这自我阉割的集体化、自动化迫使我们不得不深思中国的“现代化”把人们携带到了哪一个诡异的地方?

如何描述我们的伪生活?那充满了丰富多采的细节,为各种物质高高撑起来的伪生活。不可低估那些貌似无辜的细节不可抗拒的摧毁性 – 在货币经济化的社会,它们成为了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载体。如何驯服这些淳良的老百姓?给他们一件墨绿色灯心绒牛仔裤,一辆黑色桑塔那,一个带轮子的猩红色旅行箱。给他们必胜客和麦当劳,烤全鹅、全羊,给他们一张一旦坐下去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的,天鹅绒垫子铺就的沙发。最后,给他们一个会唱歌、会说话的黑盒子。

要记得,这是一个在十五年前全国几乎没有一个胖子的国家,一个直到现在有些乡镇上马、骡、驴子,各种新式、旧式、改良的二轮、三轮、四轮车辆并肩走在大马路上的国家。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国家。一个背上沉沉一箩筐还没完全成熟的绿柑桔、几块路上充饥的馍馍、几张破旧的,远远不足路费的钞票,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去探女儿的农民的国家。一个怀里抱着一头作为礼物,自家养大的母鸡登上飞机的国家。给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一辆宝蓝色电瓶车,一顿从桂花鱼到海豚一应俱全的江鲜大餐,一件鲜丽贴身的时髦洋装(或是一个穿上这件鲜丽洋装的时髦女人) ,你想,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由于生命内部的关闭,身体只能从外部去发挥自己,证实自己。对于感官和激情的追求成为一种必然:无论是物质、权力的合法获取或非法猎夺,成为人们证实自己还活着的重要渠道,成为人们发挥生命能量的主要动力。与此平行而至的,是两种并不相互排斥的可能:个性的扭曲或平庸化。我们或许变成内心幽暗,有犯罪倾向的人,或者变成乏味的,单向度的人,依靠时尚来掩盖的个性的阙如。一种在各省发达的城市里四处可见的,相互感染的集体庸俗化、平面化正在悄悄蔓延。与它一起蔓延毫不逊色的,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胆的“坏份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从瘦瘠的身子上燃烧着一丛黑色稻草,瘦瘠的身子内燃烧着饥饿的、炙烈的对未知的渴望的人,成了鲁迅投下不信任票的,带有暴力倾向,没有面孔的“众数”。

和物的统治齐头而驾的是一种虚假的乐观主义。必须寄生在这消费社会情绪的膺品之上,商品极权才能维系自己的命脉。透过由日渐精致化的广告和堆满了华丽的脸孔、情节、景物的电影以及泥沙俱下的网路,欲望的输送带源源不断地向人们运送刺激与满足(无论多么虚假,短暂)欲望的物件。在后极权统治的世界,为了弥补真实生活的空缺,没有脸孔的物的统治者戴上这虚假的乐观的面具,不时朝我们咧嘴狂笑,以确保自身。这两者一齐驾驭着我们的生活,缺一不可,朝悬崖举蹄狂奔。坐在驾驶座上挥鞭子的是谁?是一个没有面孔的人。再仔细看:是我们所有的人。

黑盒子里的新意识形态

让我们讨论在这物的统治里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商品极权一天天走马灯转般急速变化着,说谎的物质逐渐获得了一个最佳的同谋者:电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奇特的,多重时代断层并存的巨兽身上,各省、区、直辖市各显神通的频道里将传送出什么惊人的景象?从连续播放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的黑白片和各级领导讲话,只有一个频道的偏远城乡,到拥有在质量及时代感上具有惊人的落差,使人应接不暇的数十个卫星频道的城市都会,今天的中国电视无疑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的文化现象。

分析这些在形式及内容上南辕北辙的节目,或许能帮助我们对新一轮意识形态达到较敏锐的判断 – 以及抗拒。这些在共产极权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奇特的结合下所产生的混合体,由于其还没有定位的好奇和新鲜,由于在这块多民广土的国度里不时会出现一些个性独具的高手以出人意表的方式发挥没有泯灭的创造力,更由于这块土地天赋异秉的光怪陆离,偶尔会出现叫人跌破眼镜,难以界定的,来自真实深处的意识。

下面是一些我们能够在电视里收播到的节目:播报员把面孔和声音一起戴上铁甲面,表情僵硬的君父们(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一个个轮番上阵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货币时代混合著财产、爱情争夺战和伦理亲情的肥皂剧;小心翼翼针砭时弊的社会档案;杀人犯的忏悔;人格自闭症和恋子、恋母情结心理咨询个案直播;真人实地演出,具有爆发性真实情感的原始岛屿求生;在节奏缓慢的“过时”下掩藏着以古讽今(贪官污吏、失序的伦理)的传统地方戏曲;或高亢悖时或柔软无骨,诱惑力十足,场面浩大的歌舞表演;大展身手,各自发挥的全国才艺大赛,以及随而制造出来的,使全国陷入一阵疯狂的速食明星。

在这后极权与市场经济共谋的时代,电视的视觉教育以什么肉眼不可见的病毒传播伪装的意识形态?以什么策略试图通过关节,指向潜伏的真相?又以什么处心积虑的策略伪造一种言论自由的假像?在电视年龄相对年轻的中国,这南北什货杂陈的节目充满了待解的文化符码,对它们的观察将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的文化现象与社会意识。

在具有最佳监视功能的圆形监狱里,监控者坐在身处圆心的一架高塔内,环视面朝圆心,无所遁形的囚犯、工人、学生。进入后极权时代,埋入人民体内的自我监控程序是自动启动,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无所逃遁的意识形态。电视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监控器,从外部朝内监视着人民,它的黄金矩阵电眼在每一家客厅里日夜闪烁,分秒跳动的电磁波影像对潜意识的催眠作用深嵌入它的监控密码。由于它不似无法关闭,声音弥漫整个空间的广播扩音器,却需要观众在意志力及视线上的主动配合,作为国家监控器,电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在潜意识的自我监控层次上运作。

在收看电视节目时,人们在无意识间向节目里潜伏的第二层意义(这个名词来自雷蒙.威廉斯。在汉语辞汇里,潜台词、潜规则是一个较通俗,意义不十分完整的说法)探测,在不知不觉中调整自己的意识,以和公共意识形态接轨。这是一个隐藏甚深的机制,比起网路员警的封锁、删除甚至身份伪装更难识破。正由于电视在表面上给予观众的自主性,它隐藏的意识薰染难以抗拒。

电视节目在第一层意义上粗暴的引导:不断在访谈节目里出现的正直爱民的员警;民族危机如英军侵犯西藏、抗日战争;被适时救援的农民、工人;各地的大丰收;与盟国再缔被取消了的经济合约;甚至美国的飓风灾难等等,恰好提供了从反面来帮助我们理解真相的渠道。这是一个十分嘲讽的现象:我们时常是经由站在国家机器的反面来确定自己立场的正确无误。以上这些伪意识早已成为了后谎言时代以被人们公开承认的膺币非价值而流通在市场上的废弃品。人们抛掷着这些把标签贴得满身都是的膺币,拿自己的贫穷无可奈何。

真正混淆人们视听的,因此,不是这些落破户般破产的节目,而是紧紧卡在当代生活里的,充分商品化的节目 – 那些把我们从真正的危机引导开的,充满了虚假危机的肥皂剧。游移在以古讽今和颓废狡猾之间的宫廷剧。以展现无用细琐的日常知识来取代活泼有力之思考的问答节目。鼓励人们把精力发泄在发明使日常生活更便利的,无害的小东西身上的节目。把黑白沉重的两面放在手掌上以四两拨千斤的轻巧态度衡量的社会档案。以个人危机取代整体危机,并提供一个轻巧的解决途径的心理咨询节目。杀人者的忏悔。我们必须留意,在这里不会出现如马加爵那样牵涉到社会整体犯罪背景,问题尖锐的重要案件。不会牵涉到可能把社会引导向真正深沉的情感和自我大洗涤的思维方向的事件。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些节目试图以模棱两可的方式通过审核,从侧面切入真正的问题所在。正是在这样的节目里,我们看见了权力话语充满了张力的角力,以及我们是如何困兽犹斗地奋力拼搏出意识形态之网罗,努力去触及问题的边缘。当然,事情永远可以更复杂。从相反的角度来看,以受困者谨慎、多疑的触觉,我们看见了意识形态机器是如何逐个收编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符码,使之为自己服务。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罪行之间,在可说与不可说的案件、可讨论与不可讨论的社会事件之间,在经由言说而释放的犯罪心理和欲望之间,意识形态设下了不断移动的界线。同时以更巧妙的机制,它伪造了开放和言论自由的假像。种种这些指向了话语权力场的压力阀极度精巧、完整的控制。

在这里,我们需要考虑国家意识形态和货币时代欲望取向的娱乐奇特的结合。这在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纪念会上,煞有介事的军武操演和港台式流行歌舞的同台演出获得了极佳的展示。更诡异的是,政治人物与政治标语本身成了娱乐符号,解颜的物件。这件事本身有复杂的意义,需要从多层次解码。一方面这标志了政治的“堕落”为娱乐品,不复当年的绝对威权,一方面却隐藏着一种危险的,如果不是恐怖的,政治企图通过喜剧式的(因此非真实的)自我消解以达到对人们意识更为彻底的卸甲。这种诡异的结合决非表面上那样无辜;恰恰相反,它在貌似无害的欢娱下所隐含的腐蚀性是需要我们更加留心的。

讨论今天的中国电视节目,我们需要认清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其强烈的歧义性,及不断游移变化,不稳固的第二层意义。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生存的当下瞬息变化,而无数真实的断层以一种粗劣的方式鳞次栉比,使我们难以判断什么才是真实。在这特殊的历史现实下,每个人从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迥异的角度去探视这些节目,而无法达到对真实一致的解读,或者要求。(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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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纪元记者夏祷特稿)在简朴而感人的纪实文学《疾风劲草》里,作者钟琼芳讲述了这样一段动人的真实故事:有一个法轮功修炼人一直被关在郫县的洗脑班里,她长期和囚犯一起睡在潮湿的水泥床上,风湿闹得凶,背痛得长期直不起腰来,双腿行走困难,长年像个风袋般咳嗽不止,整个人瘦得变了形。她一关一年多,音讯全无,从不准家人见面,人是死是活家人根本不知道。书中这样写道:“儿子一人在家实在想不通,为了母亲,儿子亲自到市政府上访两次,找市长救母亲,却被抓进了派出所关了几天才放。他想:救不出母亲,我这个当儿子的活着有什么用呢?干脆死了算了。他喝醉酒后,口齿不清地打电话到派出所说自己不想活了,随即挂了电话,关好门窗打开了天然气……等警察赶到时,他已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好不容易才从死神手中把他拉回来。为此,警察怕出人命案,才叫儿子一起把骨瘦如柴、危在旦夕的母亲背回家。”


  • 深长的老胡同里,一座青砖的四合院紧闭两扇红漆剥落的木门。暮色中,那红色似一抹暗淡的血。胡同底钻出个汉子,一身白布裁的,奇形怪状的袍子,袍子上拿红笔写了几排浓密的汉字。这样的白袍怕是走遍了国土南北也找不到。汉子手握了卷厚厚的,旧得发黄的纸在空中挥,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喊:“总理,我们看您来了。您受冤屈了!”
  • 何以为死者悼?这一次,我们的哀痛太沉重。人所不能、不该承受的,像一块巨岩低悬在我们头顶,试探我们承受力的临界点。死者的遗憾何其深重!看,那些在逝者灵堂上空盘旋,迎接他、向他致敬的六四亡灵。他们等待了很久了。和我们一样,他们的耐心没有止尽。不同的是,他们无时无刻没有忘怀。他们洁白的灵魂停驻在那一夜,唯有我们在经历了那个永夜后继续朝前走,一直走到了今天。我们以为自己能把过去包裹在一匹雪布里把它遗忘,继续走下去,直到路的尽头。而路,怎么会有尽头呢?直到我们内心隐藏的最严密的那一部分溘然长逝,我们以为这条漫漫长路一无止尽。如今图穷匕见,这路到了尽头了。
  • 我们所知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海变。根据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人类的历史在共产世界于上个世纪末的雪崩后进入了单一向度的,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导的后历史时期。即使不同的体系依旧存在,而局部的冲突因此仍然不可避免,然而一切已定调,不会再有真正的历史事件给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冲击。
  • 一举切开黑暗真实核心的,或许是我每天接到的一个从遥远的牢狱打来的电话。那是一间为隐形的空间武器所打造的监牢。空间武器日夜的袭击是一步步把人围困的,一封没有文字,没有日期的死亡判决书。但人们就连肉眼可见的真实都能矢口否认,或视而不见为了让自己活下去,对表像三尺下的真相更是心安理得地视做绝不存在,那么对于肉眼无论如何看不见的心灵控制和无形的空间武器又如何愿意聆听,即使那是在全世界各地悄悄漫延的,一种企图从肉体到心灵全方位控制人民的新武器?即使那是一个如果我们不阻挡、不揭露它,将以偷天换日的高妙手法一步步塑造人类未来生活的,越来越机巧的高科技隐形机器?
  • 2003年被称为公民维权年。在这之前,中国并不缺乏民间群体运动。1976年天安们广场上的“四五运动”是一场人民自发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文革刚结束后出现的西单民主墙是以文字进行反思的,以智性为先导的运动。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百万学生、工人、市民、知识界参与的从静坐、绝食、大游行到民主讲坛一波接一波波澜壮阔的运动是一场震惊全世界的,伟大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遭遇的残酷镇压使得公民运动在中国受到了不可磨灭的蕲伤。
  • 出于人尽皆知的原因,我们过早失去了文化上的平行世界,直到现在,没有重拾再建它的勇气和能量。偶尔,在这里或那里冒出来的摇滚乐里,我们听见了匕首般的愤怒和暴力倾向,听见了属于我们的生命的一些无法说出口,一出口就如引爆一整个弹药库般,充满了耻辱之情的基本常识。
  • 在这里我试图做的是把我们的世界倒转过来,把潜藏最深,最黑暗的事实首先呈现在眼前,在确定我们看见了那不轻易示人的,充满了蛮荒和辛酸的平行世界后,再来好整以暇地描述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表像世界 - 让我们承认,那无疑是另一个蛮荒世界。
  • 不可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所呈现的,物质的超/非真实性现象和佛教对物质世界的彻底割离有本质上的差异,然而终极而言,这两者所触及的物质与非真实之间的张力同时指向了一种对物质的怀疑与不信任(后者对佛家而言尤其如是) ---即指向物质对更深层真实的消解这样的物质怀疑主义。在这里,佛教所指涉的深层真实无疑是形而上的彼岸世界,而资本主义则没有明确的指涉,因为在这里,虚实和真伪彼此替换,真实和虚假之间的疆界已被抹除。这或许是更大的虚无主义,因为物质所抹除的不是另一个世界,而是真假两者与区分它们的可能性的同时抹除。
  • 在古老的亚洲大陆,无论是印度、日本、苏俄或是阿拉伯世界的学者,都曾对自身的文化危机作出痛切的反思,为难以复原的民族主体扼腕怅叹。对于在全世界勇夺货币经济成果,在经济上跻身世界强国,一心“脱亚”的日本,这样的反思尤其具有定义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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