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58岁的父亲罹患癌症。他临终前一星期，母亲和我守在医院病床前。有时我们两人一起陪伴父亲，有时则轮流陪伴。医生给他打了吗啡，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他的病已经很重，总之这一整个星期里，他没有再醒来过。当时正值仲夏，有个清晨，护士要我们回家去睡一会儿。半个小时后，父亲去世了。
我没有再去看父亲。我说不出为什么。我甚至不能说是因为我看了会害怕。那年我26岁。可能只是因为那时我还不明白，他最后的面容仍然是他的一部分，就像我记忆中他急促的呼吸、他的手指在被单外抽搐的样子。今天，当我们在制作这本书时，我才意识到，我多想看看他最后的面容。
护士把一个绿色旅行袋放在我们前面的地板上，也许家属会来取走。这个旅行袋是亚当先生的，他在当天早上去世。同一天晚上，华特谢尔斯和我从汉堡赶到柏林新科隆区的里卡临终关怀医院，在病房里安装了脚架和相机。
按照计划，我们将在这里待几个星期。我们希望用相机和录音机来陪伴这里的人走过他们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从他们身上学习生命和死亡。差不多在几十年前，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去面对即将死亡以及已经死亡的家人；那时候，死亡往往发生在家里。
今天，人们可以轻易逃避，不必直接面对痛苦和死亡。死亡的发生越来越隐秘，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变得模糊。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死亡在今天的时代给人带来比以往更大的恐惧。而这让我们心中盼望，这个走向每一个人，把我们带向未知世界的过程，能够有更好的方式。毕竟，在整个生命中，没有什么比面对死亡更让人震慑的了。
在我们制作这本书的若干年中，我们一再遇到那些知道自己即将面对死亡的人，却不肯相信死亡真的会发生。我们屡屡见到抱持这种心态的人，以至于我们渐渐相信自己有一天可能也会如此。
我们看到，失去理性似乎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左右疾病的发展——尽管最后的结局其实总是一样的。在我们访问的所有临终关怀医院里，没有人记得曾经有哪个病人奇迹般地康复了。但是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流露出来的情感，却会带来一些始料未及的转变和决心。
在这本书的制作过程中，我们对死亡的想像变得具体了。我们对自己的死亡自然而然也想了很多，而这改变了我们看待生命的眼光。我们不愿错过任何一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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