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皇帝对身边的侍臣们说：“古人讲：‘国君就像是器皿，百姓就像水；水的形状或方或圆决定于装它的器皿，不决定于水的本身。’所以尧、舜用仁政治理天下，百姓也以仁义来修养自身；桀、纣用暴政统治天下，民风随即凶悍。百姓所做的，都是追随朝廷所喜好的。
比如梁武帝父子崇尚浮华，只喜欢佛教、道教；武帝末年，多次驾临同泰寺，亲自讲解佛经，官员们都大帽高靴，乘车随从。整天谈论佛教教义，从不把军国大事、典章制度放在心上。等到侯景率兵攻打京师，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多数不会骑马，狼狈不堪的徒步逃跑，在路上接二连三的被杀死。梁武帝和儿子简文帝被侯景幽禁而死。
梁孝元帝在江陵时，被西魏的万纽于谨领兵围困，他还在不停的讲《老子》，官员们都穿着军装听讲。不多久江陵城失守，君臣都被俘虏。庾信也感叹他们的作为，在《哀江南赋》中写道：‘宰相把打仗当儿戏，官吏把清谈当国策。’这件事也值得作为鉴戒。我现在所喜好的，只有尧、舜的治国之道和周公、孔子的圣明之教；就像鸟依靠翅膀，鱼依靠水一样，一旦失去必然会死亡，不能片刻没有它啊！”
贞观四年，太宗皇帝说：“隋炀帝性格多疑，喜好猜忌他人，专信邪门歪道。他忌讳胡人，以至于称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修筑长城来防备胡人。可是最终被胡人宇文化及派遣令狐行达杀死。另外，炀帝听说将有个姓李的将坐天下，就诛杀李金才，李氏家族几乎全部被杀，最终有什么好处？而统治天下的国君，只要端正自身、修养品德就行了，此外虚妄之事不值得放在心上。”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推荐巧匠杨思齐来朝。太宗命令试一试他的技艺，段纶派他制作木偶戏用具。太宗对段纶说：“推荐的能工巧匠，应当准备用在国家大事上，你让他先制造这些东西，哪里是规劝各行各业的工匠不从事奇技淫巧的意思呢？”于是下令减少段纶的俸禄、降低他的官阶等级，并禁绝在朝廷中观看木偶戏。
评讲：今天选读的古文首先讲到了宗教信仰的问题。笔者认为，各行各业的人包括皇帝都可以修炼，都可以有信仰，但必须把工作和修炼分开。除了专业修炼的和尚、道士等之外，在家修炼的居士一般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不管是在朝为官甚至当皇帝，或者是经商及务农，都应该把本职工作做好。历史上的正教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如果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失去了做为社会上一员所应尽的责任，那就不能算是个好人了。
南朝的梁武帝刚即位的几十年，还是挺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只是后来因为信仰佛教而无心于政事，以致国政把持于奸臣之手。国家出现战乱，受遭殃不只是皇帝，更多的还是天下百姓。笔者认为，这不能怪佛教的理论或宗教的本身，而应该怪梁武帝没有摆正宗教信仰与本职工作之间的关系。
另外，文中提出了“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上行下效的观点很值得现在的人深思。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如果施行暴政的话，这个国家的民风也会变得凶悍，道德也会被败坏。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中共的“奥运”邪火传到了韩国的首尔，中领馆指使一些中国留学生，暴力殴打一些和平抗议的人士，此举震惊了韩国政府及民众，也震惊了世界，致使韩国民众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完全改变了。而由中共导演的类似的暴力事件不只是在韩国发生过，在其它国家也发生过。笔者认为，不管以任何理由，暴力行为绝对不是爱国的行为，那是在败坏中国人的名声。而这一切都是中共邪党施行暴政所造成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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