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指桑骂槐：妖魔化中国，罪名何其大
“指桑骂槐”，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廿六计。
原文：“率数未服者以对敌，若策之不行，而利诱之，又反启其疑；于是故为自误，责他人之失，以暗警之。警之者，反诱之也：此盖以刚险驱之也。或曰：此遣将之法也。”
政治气候转变
在中国，自从一九八四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之后，国人对三峡工程、特别是中央政府草率的决策，多有意见。当时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强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一九八六年十五号档中，也提到该听取不同意见。那时，批评三峡工程的话能在会议上讲，批评三峡工程的文章，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批评三峡工程的书籍，也能够出版。比如李锐的《论三峡工程》，田方和林发棠主编的《论三峡工程巨集观决策》，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都能付梓成书发行。
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据笔者调查统计，从一九八九年六月到一九九二年四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期间，中国的报刊媒体杂志，一共只发表过一篇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先生所写的〈海湾战争的启示〉。
人防安全
一九九一年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充份利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优势，打败伊拉克的侯赛因（注：萨达姆‧侯赛因，台湾译为萨达姆‧海珊，伊拉克前独裁者）。
当时，钱伟长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针对海湾战争与三峡大坝建设中人防安全的关系，进行论述。在海湾战争中，埃及如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支持联合国惩罚侯赛因，并派兵参加联合国多国部队，打击伊拉克。侯赛因恼羞成怒，威胁以导弹炸毁埃及阿斯旺大坝，但伊拉克所拥有的苏联制导弹，射程达不到阿斯旺大坝，侯赛因故而想把导弹调到埃及的邻国苏丹去（阿斯旺水库位于苏丹和埃及交界处）。
当时，联合国多国部队严正警告侯赛因，如果伊拉克把导弹调往苏丹，多国部队在导弹调动途中，将坚决予以击毁。由于导弹调动逃不出美国卫星和预警飞机的监视，侯赛因才不得不作罢，最后向以色列和沙乌地阿拉伯发射了几枚导弹，算是出了口气。当时西方一些军事分析家认为，只要条件充足，侯赛因的确会以导弹炸阿斯旺大坝，这点从他命令以导弹轰炸以色列和沙乌地阿拉伯的非军事目标，就可证明。只是侯赛因手中的苏制导弹命中率不高，射程不够远。假使侯赛因在海湾战争爆发之前，便把导弹调到同盟国苏丹去，如此一来，埃及将不敢公开支持联合国惩罚伊拉克，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也会跟在埃及之后，不敢加入联合国多国部队，海湾战争的结局就可能是另一样，或者根本打不起来。
钱伟长文章的第二个背景是，当时主建派利用有利的政治气候，将三峡工程再度推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三峡工程的上马，看起来是万事俱备，只等待完成审批程式上的例行公事。但钱伟长从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出发，对三峡工程持保留态度，他以三峡大坝人防安全的角度，再次进谏中央决策层，“决不能花了几百亿或几千亿人民币来修世界上最大的大坝，给我们子孙背上包袱，成为外部敌人敲诈勒索的筹码。这里启示我们，在和平还没有保障的国际形势下，三峡工程是千万不应上马的。”
文章发表不久，便遭大批反对文章围攻，其主要观点是，中共有原子弹，有洲际导弹，有足够军事威胁力量，敌人若摧毁三峡工程大坝，必然受到中共报复，而报复的目标乃无空间与时间限制，因此摧毁三峡工程大坝将付出更大代价。同时指责钱伟长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要检查钱伟长的立场。由于一些反对钱伟长的文章颇有来头，因此钱在得知后，便亲自到三峡工程工地，表示道歉。从此，钱伟长偃旗息鼓，不再对三峡工程发表反对意见。
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之后，中国国内新闻媒体，似乎逐渐发表针对三峡工程之不同意见的文章，如：陆钦侃关于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灾害原因的文章，三峡水库水污染的报导，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舒为群所写，关于三峡水库水污染的报导等等。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谈出现的问题，而很少涉及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
曲解西方媒体
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报刊杂志与电视电台，对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多抱批评态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把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作为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为一十分时兴的模型。此经济发展模型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便渐渐被发达国家所抛弃。原因在于，大型水利工程带来的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远远超过所谓的经济利益。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被作为经验教训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德国中小学的地理、环境生态学和社会学的教材中，都有关于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的内容。
由于受基础教育的影响，西方工业国家中的民众对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多抱置疑、或者批评的态度。中国媒体把西方国家科技人员、民众和媒体对三峡工程的批评，定义为“妖魔化中国”。李希光和刘康等着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把“妖魔化中国”上升到理论高度。作者以在美国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经历，阐述了“妖魔化中国”的目的和手段，此书在中国的发行量甚大，流传也广。有下面一段文字：
华盛顿邮报记者手册规定：“我们避免卷入任何党派事业，无论是政治活动、社区事物、社会行动或者游行示威，因为这类活动有损我们报导和编辑的公正性。”但是，凡是读过美国报纸的人都知道，美国媒体有根可怕的鞭子，就是给扣上共产主义的大帽子。凡是美国记者仇恨的东西，他们都要给扣上共产主义的帽子，以煽动公众的情绪。例如，一九九六年初，“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邰培德从三斗坪发了一篇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导。为了引起美国社会公众对三峡工程以及建设者的反感，他在稿子里有两段是这样写的：“一旦长江被截断，江水被开挖的岩石所形成的巨大排水沟导流后，大批工程师和工人就要开始安装当今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由苏联培养的中国工程师兵团的梦想就会变成现实，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征服自然和落后经济的胜利象征──有人说这是妄自尊大，而环保主义者的失败成为无情的事实。长江水利委员会是拥有七千名专业人才的国家机构。它全面负责三峡大坝的规划和设计。该委员会的一位一流科学家杨国炜告诉记者：‘作为水利工程师，对能够参加这一工程感到骄傲。’杨先生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相信有完成这一使命的能力。”
由于美国新闻界有强烈的反共情绪，在意识型态上对共产主义实行高压政策，美国人最怕别人把他跟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国家联系起来，一旦一个人被指控同情共产党或与共产主义国家有密切联系，就等于他在社会上被孤立了，甚至会找不到饭碗，任何人都没有胆量向他伸出援助的手。（注：李希光和刘康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第十六至十七页。）
中共过去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反革命的罪，是大罪；现在最大罪是颠覆国家政权，其次是泄露国家机密，再者是扰乱社会治安，最后还有一个不爱国的汉奸罪。把西方人对三峡工程的批评上升为“妖魔化中国”，这并不是做给西方人看的，也不是要封住西方人的嘴，而是针对国内三峡工程反对派──指桑骂槐。外国人批评三峡工程是“妖魔化中国”；那么中国人反对三峡工程，便起码是不爱国的表现。
“颠覆国家政权”？
王小宁是中国大陆新一代反对三峡工程的代表人物。一九九九年五月，王小宁在其主编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网刊上发表了〈违背大自然规律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三峡工程不可行报告〉一文。王小宁在文章中指出，三峡工程根本不存在防洪效益和航运效益，三峡工程将造成重庆等地区，于每年汛期严重被淹的恶果。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停止三峡工程建设。
文章发表三个月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网刊即被北京市公安局查抄。二○○一年“五一”前夕，王小宁再次受到北京市公安局传讯，对其提出警告，甚至反复追问王发表在网路上的十几篇政论文章，审问中首先提到的就是这篇—〈三峡工程不可行报告〉。之后，王小宁被判处十年监禁，罪名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指桑骂槐”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十六计。“指桑骂槐”原意在于比喻：指着张三骂李四。《三十六计》将它演绎成强者制服弱者，以警告第三者的办法，来使其臣服的谋略。
将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政治家和媒体，对中国长江三峡工程批评视为“妖魔化中国”，采用的便是“指桑骂槐”谋略，骂外国人“妖魔化中国”，是为了让中国内部反对三峡工程、或者对三峡工程持怀疑态度的人明白，三峡工程是中国决策层的样板工程，体现领导人的正确和伟大，批评不得。如果不能自律，那么对王小宁的处置，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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