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
“二○一四年，伊斯兰国攻击娜迪雅在伊拉克的村庄，于是，还是二十一岁学生的她，人生毁了。她眼睁睁看着母亲和兄长被强行拖走处死，她自己则被伊斯兰国战士卖来卖去。她被迫祈祷，被迫盛装打扮让人强奸，一天晚上甚至被一群男人凌虐到不省人事……
但娜迪雅拒绝沉默。她反抗人生贴给她的所有标签：孤儿、强奸受害者、奴隶、难民。她反过来创造新的身份：生还者、亚兹迪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联合国亲善大使以及新锐作家。”
——艾玛·克隆尼（Amal Clooney，人权律师）
＊＊＊
娜迪雅‧穆拉德 （Nadia Murad）
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拉克亚兹迪人。
娜迪雅历经伊斯兰国（ISIS）对亚兹迪族的种族灭绝及俘虏，成功脱逃后移居德国，现为人权运动者。获首任联合国人口贩卖幸存者尊严亲善大使、瓦茨拉夫哈维尔人权奖以及沙卡洛夫奖。
目前和亚兹迪族权益组织“亚兹达”（Yazda）合作，戮力让伊斯兰国为其种族灭绝和违反人性的罪行，接受国际刑事法庭审判。
她亦创办“娜迪雅倡议”（Nadia’s Initiative），旨在协助种族灭绝及人口贩卖的生还者治愈身心及重建社群。
＊＊＊
二○一四年初夏，正当我忙着准备高中最后一年的课业，两个农民在克邱（Kocho）外围失踪。克邱是位于伊拉克北部、亚兹迪人（Yazidi）居住的小村落，我在这里出生，直到不久前，也以为自己一辈子会住在那里。
这一刻，两个男人还静静徜徉在自家粗制的柏油帆布底下，下一刻，就被囚禁在附近一个村子的小房间。
那个村子主要住着逊尼派阿拉伯人。除了农人，绑匪还带走一只母鸡和好几只小鸡，这让我们大惑不解。
“也许他们只是饿了。”
我们对彼此这么说，但那无法使我们安下心来。
在我活着的这些年，克邱一直是亚兹迪人的村落，游牧的农人和牧羊人率先来到这个穷乡僻壤，决定在此建立家园来保护妻子不受沙漠酷热之苦，也让绵羊有更好的草地蹓跶。
他们选择的土地位于伊拉克辛贾尔（Sinjar）地区的最南端，适合畜牧，却十分危险：伊拉克的亚兹迪人口大多住在辛贾尔地区，但其南端已非常接近非亚兹迪的伊拉克。
当第一批亚兹迪家庭于一九五○年代初期抵达克邱，此地住着为摩苏尔（Mosul）地主工作的逊尼派阿拉伯农人。但那些亚兹迪家庭聘了一位律师买下这片土地──那名本身是穆斯林的律师仍被视为英雄──而在我出生的时候，克邱已发展到约有两百户人家，众人的感情如同大家庭般亲密，其实，说我们是同一个大家族也不为过。
这片让我们独一无二的土地，也使我们易受攻击。因宗教信仰之故，亚兹迪人已被迫害数个世纪，而相较于多数亚兹迪城镇和村落，克邱离那座高大险峻、屏障我们好几代的辛贾尔山甚远。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被逊尼派阿拉伯人和逊尼派库德族（Kurds）水火不容的势力拉扯、被要求抛弃亚兹迪传统、认同库德族或阿拉伯人的身份。
二○一三年时，克邱与山区之间的道路还没铺好前，我们得开将近一个钟头的白色Datsun小货车，在尘土飞扬中穿过辛贾尔城才能抵达山麓。成长期间，我离叙利亚人比我们的圣殿更近，离陌生人比安全更近。
驱车前往山区是快乐的事。在辛贾尔城，我们可以找到糖果和在克邱吃不到的一种羔羊肉三明治，而我父亲几乎每次都会停车让我们去买想买的。我们的货车行驶时会扬起阵阵尘土，但我仍喜欢躺在露天的车板上，直到车子开出村子、远离好奇的邻居，我再跳起来感觉那风扑打头发、沿途欣赏牲畜进食的朦胧景致。
我很容易看到入迷，在货车后面愈站愈挺，直到父亲或大哥艾里亚斯对我咆哮：“再不小心，就要飞出去了。”
在相反的方向，远离羔羊肉三明治和山区的安适，是伊拉克其它地区。承平时期，如果没在赶路，亚兹迪商人可能会从克邱开车十五分钟到最近的逊尼派村庄卖谷物或牛奶。我们在那些村子有几位朋友：婚礼上遇到的女孩、这学期借宿克邱学校的老师、获邀在男婴行割礼时抱他们的男人──我们此后便和那个亚兹迪家庭关系紧密，成为“kiriv”，类似代父母的角色。
穆斯林的医师会在我们生病时到克邱或辛贾尔城看诊，穆斯林的商人会开车到镇上各处兜售连衣裙和糖果，或其它你在克邱为数甚少、大多只卖必需品的店里找不到的东西。
以往，我的兄长常去非亚兹迪的村庄打零工赚点钱。数百年来的不信任，是彼此关系的负担──如果婚礼上有穆斯林的宾客拒绝吃我们的食物，无论有多委婉，你很难不觉得难受──尽管如此，双方仍保有真诚的友谊。
这样的关系维持了好几代，历经鄂图曼土耳其的控制、英国殖民、萨达姆．海珊（Saddam Hussein）和美国占领时期。
在克邱，我们特别出名的一点，就是和逊尼派村庄关系密切。
但当伊拉克发生战斗──伊拉克似乎老是在打仗──那些村庄的阴影就会往我们这些小小的亚兹迪邻居笼罩过来，古老的偏见轻易硬化成了仇恨。仇恨，往往会跟随暴力。
至少，过去十年，自从伊拉克人和美国人在二○○三年开战，进而恶化成更激烈的地方性战斗、最后催生出羽翼丰满的恐怖主义，我们家乡之间的距离就变得遥远。
附近的村子开始藏匿极端分子，他们谴责基督徒和非逊尼派穆斯林，甚至视亚兹迪人为“卡菲勒”（kuffar，单数为kafir），值得杀的不信神者。
二○○七年，一些极端分子驾驶一部油罐车和三辆汽车，进入克邱西北方十哩处的两座亚兹迪城镇，忙碌的中心区，引爆炸死数百位向车奔去的民众──很多人以为车子是载运物品来市场贩售的。
亚兹迪教（Yazidism）是古老的一神教，靠圣者口头传播我们的故事。虽然和中东地区许多宗教，包括密特拉教（Mithraism）、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有雷同之处，但它确实独树一格，连把故事背得滚瓜烂熟的圣者都可能觉得困难。
我会把我的宗教想像成一棵已有数千圈年轮的老树，每一圈都在诉说亚兹迪人漫长历史的一个故事。令人伤心的是，许多故事都是悲剧。
今天，世上只有大约一百万个亚兹迪人。只要我还活着──我也知道，早在我出生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宗教就赋予我们定义、将我们凝聚成命运共同体。但这也让我们成为族群迫害的较大目标，从鄂图曼人到海珊的复兴党员（Baathist），人人攻击我们、试图胁迫我们对他们效忠。
他们诋毁我们的宗教、说我们崇拜恶魔、肮脏龌龊、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信仰。亚兹迪人熬过一代接一代以及意欲歼灭我们的攻击行动，无论是杀害我们、强迫我们改变信仰，或逼使我们离开自己的土地、夺走我们拥有一切的行动。
二○一四年以前，外来强权共试图摧毁我们七十三次。以前我们把那些攻击亚兹迪人的敕令行动称作“firman”，一个鄂图曼词语，后来，我们学到“种族灭绝”一词。
一听到两名农人的赎金，全村陷入恐慌。
“四万美元。”
绑匪在电话里告诉农人的妻子。
“或者带你的孩子来，你们全家一起皈依伊斯兰教。”
“否则，”他们说：“两人会没命。”
让两个妻子在我们的“mukhtar”，即村长艾哈迈德·贾索面前溃堤的不是钱；四万美金当然是天价数目，但那只是钱。
我们都知道，两名农人宁死也不会改宗，所以在一天深夜，男人破窗逃跑、穿越大麦田在家现身，还活着，膝盖以下全是尘土而心有余悸地喘气时，村民无不如释重负、喜极而泣。但绑架并未就此停止。
没过多久，我家人雇用的男子迪山，在辛贾尔山附近的原野看顾绵羊时被掳走。我们的绵羊可是我的母亲和兄长花了很多年时间购买饲育的，每一只都与众不同。
我们以这些动物为傲，当成宠物一般对待；没在村外漫游时，动物就住在我们的庭院。一年一度的剪羊毛本身就是庆典。我喜欢那项仪式，喜欢柔软羊毛飘落地面宛如云堆，喜欢弥漫我家的麝香味，喜欢听绵羊顺从地咩咩轻叫。
母亲夏美会将羊毛塞进五颜六色的布料做成厚重的被子，我最爱盖着睡觉。有时我会深深依恋某只小羊而必须在它的宰杀之日离家，不忍卒睹。
在迪山被绑走的时候，我们家拥有一百多只绵羊──对我们来说，那可是一小笔财富。
犹记得那两个农人被劫持时，母鸡和小鸡也一起被带走，我哥萨伊德赶紧跳上小货车，冲往辛贾尔山下（道路铺好后大约要开二十分钟），查看我们的绵羊。
“想也知道，羊一定被带走了。”我们呻吟道：“那些羊是我们的一切欸。”
稍后，萨伊德打电话给家母时，听起来很困惑。
“只有两只被带走。”
他报告：一只行动缓慢的年迈公羊和一只年幼的母羊。其它都满足地在棕绿色的草地上吃草，并跟着我哥回家。我们不觉莞尔，松了口气。但我的大哥艾里亚斯却忧心忡忡。
“我不懂。”他说：“那些村民并不富有。他们为什么不把绵羊带走？”
他认为其中必有蹊跷。
迪山被掳走的隔天，克邱陷入混乱。村民挤在自家门前，伙同轮流在村子围墙外的检查哨站岗的男人，密切注意每一部进入克邱的陌生车辆。
我一个哥哥赫兹尼原本在辛贾尔城当警察，这天也回家和其他村里的男人会合。他们高声争论该做什么。
迪山的叔叔想要报复，决定率领一批人马到克邱东边一个由保守派逊尼部落领导的村子。
“我们会把他们的两个牧羊人带回来。”
他怒不可抑地宣布：“这样他们就非放回迪山不可！”
这是高风险的计划，不是每个人都支持迪山的叔叔。就连从我父亲那儿遗传到战斗的、英勇和敏捷的哥哥们也意见分歧。
只比我大两岁的萨伊德经常幻想有朝一日终能证明自己的英雄气概。他支持报复。比我大十多岁、在我们之中最富同理心的赫兹尼则认为那样太危险。
尽管如此，迪山的叔叔仍带了他找得到的助手去，抓了两个逊尼派阿拉伯牧羊人，把他们载回克邱，锁在他家里，等待。
村里大部分的争端都由我们务实又民主的村长艾哈迈德·贾索解决，这次他站在赫兹尼那边。
“我们和逊尼派邻居的关系已经够紧张了。”他这么说：“谁知道如果我们试图跟他们逞凶斗狠，他们会作何回应。”
此外，他也警告，克邱村外的情势远比我们想像中险恶及复杂。一个自称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生根而过去几年在叙利亚成长茁壮的组织，已经占领数个离我们非常近的村落。那些一身黑衣开卡车经过的人就是了。
村长告诉我们，是他们掳走我们的牧羊人。
“你这样只会让事情更糟。”
艾哈迈德这样对迪山的叔叔说。于是，逊尼派牧羊人被挟持不到半天就被放回去了。但迪山仍未获释。
艾哈迈德·贾索是聪明人，而贾索家族有长达数十年和逊尼派阿拉伯部落周旋谈判的经验。村里每个人遭遇困难都会向他们求助，克邱村外，他们也以处事圆滑机敏著称。
然而，我们当中有些人怀疑，这一次他是不是太委曲求全，反而向恐怖分子传递亚兹迪人不会自我保护的讯息。
目前，夹在我们和伊斯兰国之间的是伊拉克的库德族战士，人称“敢死军”（peshmerga）。他们就是在近两个月前摩苏尔沦陷时，从库德族自治区调派过来守卫克邱的。
我们把敢死军当贵宾对待。他们在我们的学校里打地铺，每周都有不同人家宰杀小羊犒赏他们，这对贫穷的村民来说可是相当大的献祭。
我也非常尊敬那些战士。我还听说有来自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库德族女性挺身对抗恐怖主义，还携带武器。一想到她们，我就觉得勇敢。
有些人，包括我几个哥哥，认为我们应当有自卫的权利。他们希望在检查哨配置人手。艾哈迈德·贾索的兄弟纳伊夫则试着说服库德族当局，让他成立亚兹迪的敢死军分队，但没人理他。没有人愿意训练亚兹迪人，或鼓励亚兹迪人加入对抗恐怖分子的战斗。
敢死军向我们保证，只要他们在这里，就没什么好担心的，而他们会像捍卫伊拉克库德斯坦（kurdistan）首都一样，坚定地捍卫亚兹迪人。
“我们宁可丢掉艾比尔（Erbil）也不会让辛贾尔沦陷。”
他们信誓旦旦，要我们信任他们，而我们信任了。
尽管如此，多数克邱人仍会摆武器在家中，例如沉重的AK步枪、一两把通常用来在节日宰杀动物的大刀。
许多亚兹迪男人，包括我年纪够大的哥哥，都在二○○三年职缺出来后担任边界巡逻或警察的工作。而我们深信，只要有专业人员守卫克邱边界，我们的男人就能保护家人。
毕竟，是这些人，而非敢死军，在二○○七年攻击事件后徒手用泥土兴筑一道围绕村落的障碍；是克邱的男人日夜巡逻边界整整一年，在临时检查哨拦车、留意陌生人，直到我们觉得够安全而能回归正常生活为止。
迪山被掳走的事情让我们全都惊慌失措。但敢死军未给予任何协助。可能他们认为这只是村民间的小争执，而跟库德斯坦自治政府总统马苏德·巴尔札尼（Masoud Barzani）派他们离开安全无虞的库德斯坦、进入伊拉克未设防地区一事无关。
也有可能他们跟我们一样害怕。有些士兵看起来没比萨伊德──我妈最小的儿子──大多少。
战争会改变人，特别是男人。没多久前，萨伊德还跟我和侄女凯萨琳在院子里玩，还不知道男孩不该喜欢洋娃娃。但最近，萨伊德已对席卷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暴力深深着迷。
有一天我瞥见他在看手机里伊斯兰国斩首的影片。画面在他手中颤抖，而更令我惊讶的是，他竟高举手机，让我也看得到。哥哥马苏德走进房间时火冒三丈。
“你怎么可以让娜迪雅看那个！”
他对萨伊德大叫，萨伊德畏缩了。他很抱歉，但我理解。那些骇人场景的事发地点离我们家那么近，很难转头不看。
一想到我们可怜牧羊人被俘虏的事，那段影片的画面就猛然浮现脑海。要是敢死军不帮我们讨回迪山，我得做些什么。
我这么想，一边跑回家里。我是家中老幺、排行十一名兄弟姐妹之末，还是女孩。但我直言不讳、会表达意见，而此时我觉得愤怒如排山倒海。◇（节录完）
——节录自《幸存的女孩》/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余心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