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街的故事之十七:兵荒马乱时的1949年

作者:谢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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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11月04日讯】

前言

1949年的前、后两年间,只有用“兵荒马乱”四字,差堪形容当时的神洲大地。坊间记载那紊乱时段的文章、出版的书籍与影片等,已非常多,描述“生离死别”的故事也有一箩筐。我母亲在松街疗养院的最后日子中,也将她记忆中,自己家族当年逃难的往事讲了不少给我听,只是她大概没有想到,我日后会以“文字”之方式,把这些故事传承下去吧!!

父亲留美归国时的时局

众所周知,在国共内战中最具关键性的一战,是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那场延续66天的徐蚌会战(共方称之为淮海战役),此役国军严重地损兵折将,两位领导战役的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与黄百韬,皆因兵败而自裁成仁,自此国共内战胜负已定,不到一年江山即变色。

国军在徐蚌会战中惨败之主因,是负责传达军队战场调度命令的两个国防部官员,刘斐与郭汝瑰,都是潜伏已久之“匪”谍,此事在网路上已有大量资讯,请自行上网查看,就知我所言非虚。

其实我十七岁那年,就已知道这件令人痛心之战役过程,我父亲因职务所需,亲自撰写过好几篇剿“匪”战役的检讨文章,我有幸全都读过,因为那年我与父亲在军营中同住一室,得帮他在发表之前校稿,就请参阅我“读建中的那一年”一文吧。

就在徐蚌会战开战的前五天(11月1日),我父亲方自美受训一年返国,在南京的陆军总部待命分发新职。不过两个月后的1949年1月21日,蒋公就因徐蚌会战之惨败,引咎辞总统职,由李宗仁代理总统,白崇禧任参谋总长,李、白只是“桂系”军头,政治历练远不及奸狡的毛泽东,他俩还天真地以为可以通过谈判,与中共来个隔江(长江)分治,当时之时局有多乱,绝不是我三言两语可以形容的。

1948年12月16日,在徐蚌会战正打得如火如荼之时,我父亲接到正式命令,担任驻扎在甘肃天水的骑兵兵团(兵团司令是黄埔潮州分校二期毕业的胡竞先将军)所辖的四个骑兵旅中之第17旅旅长。在国军体制中,“旅”是特种部队之“师”级单位,所以旅长皆为少将衔。

我在这儿列出了一串时间表,无非是让读者诸君不至于雾里看花,失了头绪。另一方面,有些历史也该核实传承后代,也就是所谓的“不让青史烬成灰”吧。

我父亲之愿意冒险去甘肃天水就职是有原因的,且不论他本就是黄埔军校骑兵科毕业生,而且在留学英国皇家军校的四年(其中一年是在英军野战部队中实习)里,还翻译了一本西方奉为“养马圣经”的“马事指针”,兵团司令胡竞先将军在担任骑兵学校校长时,父亲编译的“马事指针”一书,就是骑校之主要教科书之一,所以胡将军对我父亲有极深刻之印象,极力争取他去投效。

我父亲在英国时的专长虽然名义上还是骑兵,但在英、美等国的兵制中,已逐渐开始将坦克车配置在机动化部队里,且沿用“装骑师”Armored Cavalry Division之名直到今天。

当时国军军制中,骑兵与装甲兵是完全分开的两个单位,我父亲虽然懂马、惜马,还又爱马,但他也是国军装甲部队中的几位创军元老之一(日后长期主导装甲部队的蒋纬国将军,是装校成立一年之后才加入的),1949年时,我父亲指导过的装校第一期(战一期)四十余位学生中,已有好几位是营级干部,以经验论,此时他应该是回到装甲部队任职的。

但骑兵司令胡竞先将军与我父亲是骑校旧识,他以干练、清廉与耿直扬名于军中,在他的诚挚邀请下,父亲难以拒绝,再加上胡将军好像也读过私塾,诗文能力说不定还在我父亲之上,所以两人之间八成有点儿“惺惺相惜”之成分存在。

不过我父亲接任命状时的1948年12月16日,徐蚌会战正在“附近”热战中,暂时无法成行,只得先留在南京。你可以想像此刻我母亲之心情吗?夫婿离家去美国一年多,回国才不过一、两个月,就又要“抛妻弃子”,去那“边陲”的甘肃“打拼”,真是情何以堪。但父亲是那“大时代”中众多投笔从戎的知青之一,还经常把什么“马革裹尸”之类的话挂在嘴上,所以也难怪后来我母亲每次与他吵嘴时,都会搬出这些家庭琐事来“证明”,我父亲是“不顾家”的。

呃,父亲当然不是“不顾家”的,那是母亲“妇人家”的抱怨(但我也没说,那是不应该有的抱怨),我在“鞋子的故事”与“手表的故事”两篇文章中,都曾大致“讲”给你“听”过的。

几乎在长江码头演出的“生离死别”

话说父亲在去美国肯萨斯市市郊的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受训前,是担任陆总第五署(专司陆军训练)的第四处少将处长,他的直属长官是第五署署长沈发藻将军(黄埔二期),也是力保他去美国深造的长官之一,此刻正担任第四编练兵团司令。

沈发藻将军是位战功彪炳的战将,临危受命要编组一个兵团的兵力。所谓的“编练”兵团,是将刚由前线退下来,因伤亡而人员与武器不足的部队,补充、训炼成有战斗力的单位,重返战场。有部分他麾下的直属部队,就是由“徐蚌会战”残留下来的人员组成。

知道我父亲留美归国,沈将军也积极想要延揽他重归麾下担任师长,但是第四编练兵团现有的三个师级单位原先都已有师长,第四个预备师已报备上去但迟迟未获国防部回音,骑兵司令胡竞先将军那儿也在催我父亲去报到,所以我父亲整好行李,决定先去甘肃天水,安定下来后再来接我们母子三人,与我们兄弟俩自幼就离不开的褓姆张嫂。

1949年3月1日一早,我们全家到了长江的渡口码头,父亲的行李也已上了船,在这生离死别的关头上,一辆军车急驰而来,来者正是沈发藻将军的副官,他递给我父亲一张“任命状”,那副官告知,沈将军经白崇禧批准后,命我父亲立即转任第四编练兵团驻扎在苏州的七十军32师师长。

若非这张即时赶到的“任命状”,我父亲渡江后,是否能平安到达甘肃天水还在未定之天,即使能顺利到天水报到,也必定会在那儿以身殉,应了他口中那“马革裹尸”的话,因为不过半年后(1949年9月24日),骑兵兵团司令胡竞先将军的直属长官,出身保定军校三期的陶峙岳,与当时任国府西北行营主任的张治中勾搭,搞出了一个中共所谓的“酒泉起义”,带枪投靠中共。但是骑兵兵团之许多长官们还是忠于国府的,所以皆遭陶峙岳一一诱杀,包括两位骑兵旅长在内,胡竞先将军仅以身免,乘飞机逃至重庆。

张治中与陶峙岳之叛变,将数月以来,蒋公以国民党总裁之身份,穿梭于台北、重庆、成都、广州、与昆明之间,冀图将国军主力移至西北与西南,继续与共军对抗之计划完全打乱,江山因而尽赤,徒留千古恨。

在那没有行动电话的年代,只要我父亲在长江渡口码头登上了渡船,船一旦离岸就回不了头,得要到了甘肃天水后才能得知新的“任命状”,能否能再平安地返回南京就新职,还在未定之天,我们若是全家陷共,绝对是死路一条,没有任何生存之可能。

沈发藻将军到台湾后,在陆军副总司令任内退休,退休之前还挺身而出,为流落九龙牛池湾难民营的谢家四口写书面担保,强调我父亲是“栋梁之才”,也是忠贞人士,必须接到台湾来共赴国难。

所以在我父母亲的心目中,沈发藻将军无疑是我们谢家的救命恩人。

胡竞先将军随军抵台后,在总统府中长期担任“参军”一职,有一年多的时间是与我父亲共事的。总统府的“参军”最多时,大概有十好几位,为首的是参军长,原则上都是些已没有兵权的将军们,但是也有“埋伏”在内的军事科学家,例如英国皇家军校毕业后,在剑桥大学深造过数年的唐君铂将军,就曾以“参军”名义秘密领导国府的核弹研制,以免被美方察觉。

“核弹”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制成之后世界强国都得“看你脸色”,连美国总统川普都得“移驾”万哩,到韩国半岛的板门店,去与那地位完全不对称的“金三胖”打个招呼呢!

顺便一提,总统府还设置有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成员也都是没有兵权的高阶将领们,战略顾问与参军职务最大的不同是,战略顾问职确实是闲职,不需每天去上班的,参军们不但必须上班,还得要轮流担任总统府的“总值星官”。

“参军室”在蒋经国去世后不久即遭裁撤,“战略顾问委员会”则保留至今。

我的两位“随军撤离”的表舅

话说父亲接掌新职仅数周后,国军32师就奉命南移,在离开苏州的时候,父亲身边多了两位我母亲的近亲,他俩都是她的表弟,也就是我们兄弟俩的表舅,范如仲与丁必健。至于为什么会带走他俩,我就老实说罢,母亲对时局已完全丧失信心,她的想法是,能带走一个算一个。

范如仲表舅的父亲,是曾经担任过谭延闿机要幕僚的范新范(我的舅公),谭延闿是前清进士,但思想新颖,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的主要将领之一,曾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不幸英年早逝(享寿仅五十)。日后范新范舅公转往金融界,此时已是南京某银行之行长(记忆中我母亲曾说过,好像是中国银行),范新范舅公是何许人也,当然知道“毛式共产”会是祸害,但他家大、业大,无法说走就走,所以我们兄弟俩口中的范表舅,就这样被范新范舅公托交给我父亲,在32师担任中校衔秘书。几个月后在我们母子三人与父亲失联之情况下,就是他伴同我们逃到九龙难民营的。

范表舅后来到了台湾,我在“额上坟起的钓鱼故事”一文中,曾详述过他与我们兄弟俩之间的亲密互动,请自行参阅。来台后他曾在台北三育书院教书多年,门生满天下,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范瑞颖,成就不凡,他白手起家,是台湾电讯业名人,“台湾大哥大”的创始人之一。

范表舅如今已高龄九十九,与舅妈及表弟一家人住在台湾阳明山上,是中国人典型之福寿双全。

至于丁必健表舅,他是我外婆范新懿的亲妹妹,范新瑾之长子,来投靠我父母时,还未满十七岁,只是个“大孩子”,中学没读完,就被我母亲的“瑾姨”托付,到我父亲率领的32师“从军”,大概是见赤祸将至,想要留一条“命脉”。我母亲不放心他去战斗单位,乃说服我父亲调他到师部,在身旁担任他的“传令兵”,所以当我们眷属们随部队长途移防时,那些徒步的行程,都是由丁表舅背着我走的。

后来七十军(32师是其中一部,此时我父亲担任副军长)被调去担任广州市之防守部队之一,我父亲认为丁表舅该学些专长,就把他调到医护单位去学习,在我父亲与军部失联后,丁表舅就随七十军到了海南岛,最后撤到台湾。这里曲曲折折的经过,我已在“手表的故事”与“鞋子的故事”两文中交代过了。

到了台湾,丁表舅正式成为医护兵,于驻防马祖北竿岛时,结识一位服预官役,来自宜兰县罗东镇的许文政医师,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有一次许文政在危难之际,幸得丁表舅之及时救援,得以脱险,他俩至此成为患难之交,交情甚笃。

许文政与他的亲兄弟罗文堂医师皆出自医生世家(一从父姓,一从母姓),他俩于1953年所创建的罗东博爱医院,是全台有数的大型私人医院之一。许文政与罗文堂兄弟俩日后皆因“医而优则仕”,是宜兰地方上大有名气的人物,他俩之成就网路上多有记载,请读者自行参阅。

丁表舅虽然高中都没毕业,就被这“动乱大时代”之洪流卷入军旅,但是他在姐夫与表姐(我的父母亲﹞鼓励下,考上军官甄试,是以“准尉”退伍的。退伍之前,在医护单位的“放射线”科服务。退伍后,就去许文政医师的博爱医院工作,一年后,他在考试院所举办的医护人员特考中名登金榜,成为有正式执照的放射线科技师,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中,也协助医生们研判病患之X光照片。1969年我负笈美国之前,赶去博爱医院向表舅辞行,周遭的工作人员居然还称他为“丁医师”呢!

丁表舅日后与一位博爱医院的护士结为连理,为我增添了两位表弟与一位表妹,其中一位表弟丁纪平,毕业于陆军官校,曾在军中担任过“鹰式飞弹营”营长。

丁表舅十几年前在罗东街头骑脚踏车时,遭砂石车撞到,送医不及逝世,哀哉。

在台湾我还有一位表舅,是比我们早几个月到九龙牛池湾难民营,但比我们晚去台湾的,那就是在台湾医界颇具盛名的前台北荣总院长彭芳谷医师,我在“松街的故事之二”中,专文介绍过他老人家的。

未及逃离而遇害的舅舅余跃飞

我们家中没能及时逃出赤祸的亲戚多不胜数,遭遇最惨的,莫过于舅舅余跃飞,我母亲唯一的亲弟弟,与大伯谢肇钧,我父亲唯一的亲哥哥。

跃飞舅原名“遗生”,他自幼身世崎岖(不是坎坷),因为当年我外公余肖云与外婆都是习医的留日学生,但外公不幸在日本医院实习时,感染了上世纪初漫延全球的瘟疫,死于东瀛(全球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五千万)。外婆当时已有身孕,乃携子(在日本出生的日生舅)返国待产,所以跃飞舅是遗腹子。外婆在生产后立即返日继续未竟之学业,后来在东京再嫁,又生了四个孩子,遗生舅与日生舅,连同他们的姐姐(我的母亲)就都被“遗忘”在湖南长沙,他们的外公婆家。日生舅四岁时不幸遇溺,是我母亲毕生最大的憾事之一。

跃飞舅在读中学时,自行改名为谐音的“怡生”,后来或许是受了姐夫(就是我父亲)之影响而投笔从戎,考进了中央军校二分校(设于武汉),就读其间再度改名为“跃飞”,是二分校第一期(等同黄埔军校第 14期)毕业生,毕业后投入抗日战场,逐步由少尉排长升至少校团附。

1947年时,跃飞舅在陈明仁的部队里任师副参谋长(中校官阶),曾在东北的四平街战役中,与林彪的部队激战,遭林彪的部队以四倍兵力之优势团团包围,幸得空军第四大队的P-51野马式战斗轰炸机群之协助,终于击退共军,空军大队长蔡名永将军因此役而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他也就是我在“浮生六记衍生的故事”一文中所提到过的那位蔡将军,他日后到了台湾,在空军副总司令任上退休。

陈明仁虽然是黄埔一期毕业生,但是个性贪婪,是国军中“吃空缺”最严重的将领之一,老总统在日记中曾记载过他的恶行,他在四平街战役中指挥与调动军队皆无方,备受各级长官之指责,四平街战役最后因共军撤围而算是“惨胜”,其实都是空军四大队日夜不停,轮番轰炸扫射共军阵地建的功,与他无关,无奈陈诚与白崇禧力保他,居然还替他报准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更加深了他为所欲为之嚣张行径,所以当陈明仁伙同湖南省主席程潜,于1949年8月4日在长沙宣布投匪时,应该不出各方之预料。

跃飞舅在陈明仁叛变时不及脱逃,就此陷入“匪区”。

父母亲曾告诉过我,跃飞舅生前长相英挺,而且音乐与艺术天分很高,从军之前就在一个湘剧团演出,与一位同团的彭姓女演员相恋,结婚后育有一女(以年龄论,是我表姐),但是两人日后离异,女儿归女方抚育,我父母亲在贵州札佐时,她们母女俩曾前来避难。抗战胜利后,跃飞舅与司静淳女士结婚,两人无子女。

1949年七十军在移防到赣南的瑞金时,军部眷属(包括我们全家)皆随行,有一次跃飞舅与舅妈司静淳来探亲,见我的褓姆张嫂已离开,舅妈就自告奋勇地留下照顾我们兄弟俩,直到七十军开赴广州时她才离开,回到武汉跃飞舅的驻防地。

陈明仁叛变后,跃飞舅虽然得以脱逃,但无法与我们联络上,乃变装易名,加入某共军单位之“文工团”成为话剧演员,冀图以之掩饰其真实身份,但不幸于1953年在某地演出时,被台下某观众认出,当场以“反革命”罪名被拘,解送到他从未去过的祖籍──湖南平江县去接受“公审”,他原先还以为罪不至死,但在那盲目争功之毛式斗争年代,跃飞舅在“公审”定罪后惨遭当场活埋。

由于音讯不通,跃飞舅死后35年的 1988年,我们才辗转得知他的恶耗,那年我七十岁的母亲还是位全职的合法针灸医师,接恶耗后几乎哭瞎了眼,再也无法做细微的针灸工作了。

后来我母亲曾托她的表弟范陶正,在湖南各地之报纸,长期刊登寻人启事,冀望找到跃飞舅的前后两任妻子与他的独女(前妻之女),皆徒劳无功。陶正舅是我九舅公范新怀之嗣子,因九舅公失婚且无子女,长辈们将十四舅之子范陶正过继给他,十四舅是九舅的弟弟,这两位舅公的亲姐姐当然就是我的外婆啰。

因为我母亲失怙后,是靠她的九舅接济、抚育长大的,所以我曾在一篇“松街的故事”中,特别列述我这九舅公之事迹,与他被中共虐死的经过。身为九舅公嗣子的陶正舅,自然也受到严重迫害,直到1989年九舅公范新怀被“平反”后,才遭解除他的黑籍(黑五类),足足受了四十年的活罪。陶正舅不是高级知识份子,也非“反革命”份子,他被迫害的唯一罪名是,他是九舅的嗣子,中共这般地恶整无辜人民,你且说说看,这不是暴政又是什么?

无辜惨死于斗争会上的大伯谢肇钧

我的大伯,是比我父亲年长约四岁的肇钧伯,也是他唯一的兄弟。

我确实见过他一面,时间是1949年春,地点是在江西瑞金,只是那年我才刚满四岁,对他的形像自是毫无记忆。

我母亲对他的印象比较深,躺在松街疗养院的病房里时,母亲告诉我,他比我父亲至少要高半个头,兄弟俩脸型虽然相似,但肇钧伯面容不似我父亲那样黝黑,面孔也圆润一些。

自我祖父承恭公病逝后,谢氏家道顿时中落,生活难以为继,家中的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长女于六岁时突然发高烧,因无钱延医治疗而病故,次女就是我的淑庄姑,日后被卖到邻村为童养媳。肇钧伯是长男,当时虽然只有十二岁,武平县城里却有一家裁缝铺愿意收他为学徒,还供食宿。所以他虽然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但因每天有三餐可吃,也不需辛苦地下田工作,以至发育正常,块头也不小。我父亲与小妹妹淑庄姑成长后体形瘦小,都是因为小时候经常是“有一餐、没一餐”地过日子,能够存活下来,已是万幸。

1949年在江西瑞金时,我父亲是担任七十军的副军长,瑞金虽然离福建武平家乡只有六十里左右(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但是中间有武夷山横亘阻隔,交通不便,且父亲军职在身,不便返乡一行(除非带警卫排同行以策安全),所以托人捎信回乡,希望大伯能携同我祖母来见个面。数日后,大伯与他的好友潘明永现身瑞金,说我祖母年逾七旬,不克前来。

父亲自投身黄埔,除了在1930年赴英国皇家军校(也是当年丘吉尔首相与现今哈利王子等之母校──桑赫斯特军校)留学之前,短暂返乡数日之外,就再也没有返乡省亲(母亲)之机会了。

父亲逝世于1995年,就这样做了65年的异乡游子, 写了许许多多让我读之非常感伤的怀乡诗句,句句皆强烈地表达他那“撕心裂肺”的哀思。

我母亲自幼失怙,所以她透彻了解父亲的心情,眼看这瑞金一别可能会是永诀,乃主动拿出私蓄之大半,四百枚银元,托大伯转交给我祖母。

对这件事,我父亲终身都有深刻记忆的,1995年8月底,在旧金山医院的安宁病房里,护理人员在父亲之病床旁放了一张坐卧两用的躺椅,让我在他老人家逝世前的48小时,不分昼夜地在旁陪侍着,他在昏迷与与清醒之间徘徊,清醒的时候,这四百枚银元之事,曾被他刻意提及,还不忘盛赞我母亲的善意、无私与孝心,要求我好好替他照应母亲,虽然时隔已27年,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痛哉。

大伯告别我父母亲时,这四百枚银元被分成两半,分别绑在他与他的好友潘明永之腰际,潘明永见财忘义,次日清晨大伯在旅馆起床时,才发现潘明永已不见踪影,我父母亲得知后虽然也十分懊恼,但是想到潘明永至少没有杀掉大伯,夺取全部的四百银元,已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大伯以裁缝维生,是低层蓝领阶级,但是因为我父亲之故,每有斗争大会,他都被五花大绑地揪上台恶斗,1957年某日,大伯在台上被痛殴,当场吐血昏迷,家人急忙返家,拆下一块门板当作担架将他抬回,但他尚未回到家门口就咽了气。

不消说,大伯直系后代的两男三女,全属“黑五类”,其中的两位女儿还是我的堂姐,他们没受到过小学以上之教育不说,还连累到大伯的孙辈也全都成了最低层,没受良好教育之蓝领阶级。2002年我返乡祭祖时,见到亲戚们那潦倒不堪之生活环境,用“摇头叹息”亦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极度失望。

是的,二十年后的2022年,武平家乡的生活环境(民生方面)已有长足改善,祝愿不久的将来,“民权”方面也能齐头并进,这才让中共在摇晃那“民族主义”大旗之际,摇得有意义,有价值,不至沦为欺世盗名之空洞口号。

结语

73年后在这儿回顾那1949年的往事,无非是想为后人留下一些真实纪录,也为坊间众多“1949悲欢离合”的报导添加一笔资料,我就事论事,且惯以真名实姓写文章,就是要为其内涵负责。文中偶有逆耳之忠言,也都是善意的,我身为炎黄子孙,当然冀望中华民族之再度崛起,昂首于世,请万勿因立场迥异而对我大加挞伐,是为幸也。

谢行昌20229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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