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1月04日讯】
前言
1949年的前、后两年间，只有用“兵荒马乱”四字，差堪形容当时的神洲大地。坊间记载那紊乱时段的文章、出版的书籍与影片等，已非常多，描述“生离死别”的故事也有一箩筐。我母亲在松街疗养院的最后日子中，也将她记忆中，自己家族当年逃难的往事讲了不少给我听，只是她大概没有想到，我日后会以“文字”之方式，把这些故事传承下去吧！！
父亲留美归国时的时局
众所周知，在国共内战中最具关键性的一战，是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那场延续66天的徐蚌会战（共方称之为淮海战役），此役国军严重地损兵折将，两位领导战役的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与黄百韬，皆因兵败而自裁成仁，自此国共内战胜负已定，不到一年江山即变色。
国军在徐蚌会战中惨败之主因，是负责传达军队战场调度命令的两个国防部官员，刘斐与郭汝瑰，都是潜伏已久之“匪”谍，此事在网路上已有大量资讯，请自行上网查看，就知我所言非虚。
其实我十七岁那年，就已知道这件令人痛心之战役过程，我父亲因职务所需，亲自撰写过好几篇剿“匪”战役的检讨文章，我有幸全都读过，因为那年我与父亲在军营中同住一室，得帮他在发表之前校稿，就请参阅我“读建中的那一年”一文吧。
就在徐蚌会战开战的前五天（11月1日），我父亲方自美受训一年返国，在南京的陆军总部待命分发新职。不过两个月后的1949年1月21日，蒋公就因徐蚌会战之惨败，引咎辞总统职，由李宗仁代理总统，白崇禧任参谋总长，李、白只是“桂系”军头，政治历练远不及奸狡的毛泽东，他俩还天真地以为可以通过谈判，与中共来个隔江（长江）分治，当时之时局有多乱，绝不是我三言两语可以形容的。
1948年12月16日，在徐蚌会战正打得如火如荼之时，我父亲接到正式命令，担任驻扎在甘肃天水的骑兵兵团（兵团司令是黄埔潮州分校二期毕业的胡竞先将军）所辖的四个骑兵旅中之第17旅旅长。在国军体制中，“旅”是特种部队之“师”级单位，所以旅长皆为少将衔。
我在这儿列出了一串时间表，无非是让读者诸君不至于雾里看花，失了头绪。另一方面，有些历史也该核实传承后代，也就是所谓的“不让青史烬成灰”吧。
我父亲之愿意冒险去甘肃天水就职是有原因的，且不论他本就是黄埔军校骑兵科毕业生，而且在留学英国皇家军校的四年（其中一年是在英军野战部队中实习）里，还翻译了一本西方奉为“养马圣经”的“马事指针”，兵团司令胡竞先将军在担任骑兵学校校长时，父亲编译的“马事指针”一书，就是骑校之主要教科书之一，所以胡将军对我父亲有极深刻之印象，极力争取他去投效。
我父亲在英国时的专长虽然名义上还是骑兵，但在英、美等国的兵制中，已逐渐开始将坦克车配置在机动化部队里，且沿用“装骑师”Armored Cavalry Division之名直到今天。
当时国军军制中，骑兵与装甲兵是完全分开的两个单位，我父亲虽然懂马、惜马，还又爱马，但他也是国军装甲部队中的几位创军元老之一（日后长期主导装甲部队的蒋纬国将军，是装校成立一年之后才加入的），1949年时，我父亲指导过的装校第一期（战一期）四十余位学生中，已有好几位是营级干部，以经验论，此时他应该是回到装甲部队任职的。
但骑兵司令胡竞先将军与我父亲是骑校旧识，他以干练、清廉与耿直扬名于军中，在他的诚挚邀请下，父亲难以拒绝，再加上胡将军好像也读过私塾，诗文能力说不定还在我父亲之上，所以两人之间八成有点儿“惺惺相惜”之成分存在。
不过我父亲接任命状时的1948年12月16日，徐蚌会战正在“附近”热战中，暂时无法成行，只得先留在南京。你可以想像此刻我母亲之心情吗？夫婿离家去美国一年多，回国才不过一、两个月，就又要“抛妻弃子”，去那“边陲”的甘肃“打拼”，真是情何以堪。但父亲是那“大时代”中众多投笔从戎的知青之一，还经常把什么“马革裹尸”之类的话挂在嘴上，所以也难怪后来我母亲每次与他吵嘴时，都会搬出这些家庭琐事来“证明”，我父亲是“不顾家”的。
呃，父亲当然不是“不顾家”的，那是母亲“妇人家”的抱怨（但我也没说，那是不应该有的抱怨），我在“鞋子的故事”与“手表的故事”两篇文章中，都曾大致“讲”给你“听”过的。
几乎在长江码头演出的“生离死别”
话说父亲在去美国肯萨斯市市郊的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受训前，是担任陆总第五署（专司陆军训练）的第四处少将处长，他的直属长官是第五署署长沈发藻将军（黄埔二期），也是力保他去美国深造的长官之一，此刻正担任第四编练兵团司令。
沈发藻将军是位战功彪炳的战将，临危受命要编组一个兵团的兵力。所谓的“编练”兵团，是将刚由前线退下来，因伤亡而人员与武器不足的部队，补充、训炼成有战斗力的单位，重返战场。有部分他麾下的直属部队，就是由“徐蚌会战”残留下来的人员组成。
知道我父亲留美归国，沈将军也积极想要延揽他重归麾下担任师长，但是第四编练兵团现有的三个师级单位原先都已有师长，第四个预备师已报备上去但迟迟未获国防部回音，骑兵司令胡竞先将军那儿也在催我父亲去报到，所以我父亲整好行李，决定先去甘肃天水，安定下来后再来接我们母子三人，与我们兄弟俩自幼就离不开的褓姆张嫂。
1949年3月1日一早，我们全家到了长江的渡口码头，父亲的行李也已上了船，在这生离死别的关头上，一辆军车急驰而来，来者正是沈发藻将军的副官，他递给我父亲一张“任命状”，那副官告知，沈将军经白崇禧批准后，命我父亲立即转任第四编练兵团驻扎在苏州的七十军32师师长。
若非这张即时赶到的“任命状”，我父亲渡江后，是否能平安到达甘肃天水还在未定之天，即使能顺利到天水报到，也必定会在那儿以身殉，应了他口中那“马革裹尸”的话，因为不过半年后（1949年9月24日），骑兵兵团司令胡竞先将军的直属长官，出身保定军校三期的陶峙岳，与当时任国府西北行营主任的张治中勾搭，搞出了一个中共所谓的“酒泉起义”，带枪投靠中共。但是骑兵兵团之许多长官们还是忠于国府的，所以皆遭陶峙岳一一诱杀，包括两位骑兵旅长在内，胡竞先将军仅以身免，乘飞机逃至重庆。
张治中与陶峙岳之叛变，将数月以来，蒋公以国民党总裁之身份，穿梭于台北、重庆、成都、广州、与昆明之间，冀图将国军主力移至西北与西南，继续与共军对抗之计划完全打乱，江山因而尽赤，徒留千古恨。
在那没有行动电话的年代，只要我父亲在长江渡口码头登上了渡船，船一旦离岸就回不了头，得要到了甘肃天水后才能得知新的“任命状”，能否能再平安地返回南京就新职，还在未定之天，我们若是全家陷共，绝对是死路一条，没有任何生存之可能。
沈发藻将军到台湾后，在陆军副总司令任内退休，退休之前还挺身而出，为流落九龙牛池湾难民营的谢家四口写书面担保，强调我父亲是“栋梁之才”，也是忠贞人士，必须接到台湾来共赴国难。
所以在我父母亲的心目中，沈发藻将军无疑是我们谢家的救命恩人。
胡竞先将军随军抵台后，在总统府中长期担任“参军”一职，有一年多的时间是与我父亲共事的。总统府的“参军”最多时，大概有十好几位，为首的是参军长，原则上都是些已没有兵权的将军们，但是也有“埋伏”在内的军事科学家，例如英国皇家军校毕业后，在剑桥大学深造过数年的唐君铂将军，就曾以“参军”名义秘密领导国府的核弹研制，以免被美方察觉。
“核弹”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制成之后世界强国都得“看你脸色”，连美国总统川普都得“移驾”万哩，到韩国半岛的板门店，去与那地位完全不对称的“金三胖”打个招呼呢！
顺便一提，总统府还设置有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成员也都是没有兵权的高阶将领们，战略顾问与参军职务最大的不同是，战略顾问职确实是闲职，不需每天去上班的，参军们不但必须上班，还得要轮流担任总统府的“总值星官”。
“参军室”在蒋经国去世后不久即遭裁撤，“战略顾问委员会”则保留至今。
我的两位“随军撤离”的表舅
话说父亲接掌新职仅数周后，国军32师就奉命南移，在离开苏州的时候，父亲身边多了两位我母亲的近亲，他俩都是她的表弟，也就是我们兄弟俩的表舅，范如仲与丁必健。至于为什么会带走他俩，我就老实说罢，母亲对时局已完全丧失信心，她的想法是，能带走一个算一个。
范如仲表舅的父亲，是曾经担任过谭延闿机要幕僚的范新范（我的舅公），谭延闿是前清进士，但思想新颖，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的主要将领之一，曾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不幸英年早逝（享寿仅五十）。日后范新范舅公转往金融界，此时已是南京某银行之行长（记忆中我母亲曾说过，好像是中国银行），范新范舅公是何许人也，当然知道“毛式共产”会是祸害，但他家大、业大，无法说走就走，所以我们兄弟俩口中的范表舅，就这样被范新范舅公托交给我父亲，在32师担任中校衔秘书。几个月后在我们母子三人与父亲失联之情况下，就是他伴同我们逃到九龙难民营的。
范表舅后来到了台湾，我在“额上坟起的钓鱼故事”一文中，曾详述过他与我们兄弟俩之间的亲密互动，请自行参阅。来台后他曾在台北三育书院教书多年，门生满天下，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范瑞颖，成就不凡，他白手起家，是台湾电讯业名人，“台湾大哥大”的创始人之一。
范表舅如今已高龄九十九，与舅妈及表弟一家人住在台湾阳明山上，是中国人典型之福寿双全。
至于丁必健表舅，他是我外婆范新懿的亲妹妹，范新瑾之长子，来投靠我父母时，还未满十七岁，只是个“大孩子”，中学没读完，就被我母亲的“瑾姨”托付，到我父亲率领的32师“从军”，大概是见赤祸将至，想要留一条“命脉”。我母亲不放心他去战斗单位，乃说服我父亲调他到师部，在身旁担任他的“传令兵”，所以当我们眷属们随部队长途移防时，那些徒步的行程，都是由丁表舅背着我走的。
后来七十军（32师是其中一部，此时我父亲担任副军长）被调去担任广州市之防守部队之一，我父亲认为丁表舅该学些专长，就把他调到医护单位去学习，在我父亲与军部失联后，丁表舅就随七十军到了海南岛，最后撤到台湾。这里曲曲折折的经过，我已在“手表的故事”与“鞋子的故事”两文中交代过了。
到了台湾，丁表舅正式成为医护兵，于驻防马祖北竿岛时，结识一位服预官役，来自宜兰县罗东镇的许文政医师，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有一次许文政在危难之际，幸得丁表舅之及时救援，得以脱险，他俩至此成为患难之交，交情甚笃。
许文政与他的亲兄弟罗文堂医师皆出自医生世家（一从父姓，一从母姓），他俩于1953年所创建的罗东博爱医院，是全台有数的大型私人医院之一。许文政与罗文堂兄弟俩日后皆因“医而优则仕”，是宜兰地方上大有名气的人物，他俩之成就网路上多有记载，请读者自行参阅。
丁表舅虽然高中都没毕业，就被这“动乱大时代”之洪流卷入军旅，但是他在姐夫与表姐（我的父母亲﹞鼓励下，考上军官甄试，是以“准尉”退伍的。退伍之前，在医护单位的“放射线”科服务。退伍后，就去许文政医师的博爱医院工作，一年后，他在考试院所举办的医护人员特考中名登金榜，成为有正式执照的放射线科技师，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中，也协助医生们研判病患之X光照片。1969年我负笈美国之前，赶去博爱医院向表舅辞行，周遭的工作人员居然还称他为“丁医师”呢！
丁表舅日后与一位博爱医院的护士结为连理，为我增添了两位表弟与一位表妹，其中一位表弟丁纪平，毕业于陆军官校，曾在军中担任过“鹰式飞弹营”营长。
丁表舅十几年前在罗东街头骑脚踏车时，遭砂石车撞到，送医不及逝世，哀哉。
在台湾我还有一位表舅，是比我们早几个月到九龙牛池湾难民营，但比我们晚去台湾的，那就是在台湾医界颇具盛名的前台北荣总院长彭芳谷医师，我在“松街的故事之二”中，专文介绍过他老人家的。
未及逃离而遇害的舅舅余跃飞
我们家中没能及时逃出赤祸的亲戚多不胜数，遭遇最惨的，莫过于舅舅余跃飞，我母亲唯一的亲弟弟，与大伯谢肇钧，我父亲唯一的亲哥哥。
跃飞舅原名“遗生”，他自幼身世崎岖（不是坎坷），因为当年我外公余肖云与外婆都是习医的留日学生，但外公不幸在日本医院实习时，感染了上世纪初漫延全球的瘟疫，死于东瀛（全球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五千万）。外婆当时已有身孕，乃携子（在日本出生的日生舅）返国待产，所以跃飞舅是遗腹子。外婆在生产后立即返日继续未竟之学业，后来在东京再嫁，又生了四个孩子，遗生舅与日生舅，连同他们的姐姐（我的母亲）就都被“遗忘”在湖南长沙，他们的外公婆家。日生舅四岁时不幸遇溺，是我母亲毕生最大的憾事之一。
跃飞舅在读中学时，自行改名为谐音的“怡生”，后来或许是受了姐夫（就是我父亲）之影响而投笔从戎，考进了中央军校二分校（设于武汉），就读其间再度改名为“跃飞”，是二分校第一期（等同黄埔军校第 14期）毕业生，毕业后投入抗日战场，逐步由少尉排长升至少校团附。
1947年时，跃飞舅在陈明仁的部队里任师副参谋长（中校官阶），曾在东北的四平街战役中，与林彪的部队激战，遭林彪的部队以四倍兵力之优势团团包围，幸得空军第四大队的P-51野马式战斗轰炸机群之协助，终于击退共军，空军大队长蔡名永将军因此役而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他也就是我在“浮生六记衍生的故事”一文中所提到过的那位蔡将军，他日后到了台湾，在空军副总司令任上退休。
陈明仁虽然是黄埔一期毕业生，但是个性贪婪，是国军中“吃空缺”最严重的将领之一，老总统在日记中曾记载过他的恶行，他在四平街战役中指挥与调动军队皆无方，备受各级长官之指责，四平街战役最后因共军撤围而算是“惨胜”，其实都是空军四大队日夜不停，轮番轰炸扫射共军阵地建的功，与他无关，无奈陈诚与白崇禧力保他，居然还替他报准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更加深了他为所欲为之嚣张行径，所以当陈明仁伙同湖南省主席程潜，于1949年8月4日在长沙宣布投匪时，应该不出各方之预料。
跃飞舅在陈明仁叛变时不及脱逃，就此陷入“匪区”。
父母亲曾告诉过我，跃飞舅生前长相英挺，而且音乐与艺术天分很高，从军之前就在一个湘剧团演出，与一位同团的彭姓女演员相恋，结婚后育有一女（以年龄论，是我表姐），但是两人日后离异，女儿归女方抚育，我父母亲在贵州札佐时，她们母女俩曾前来避难。抗战胜利后，跃飞舅与司静淳女士结婚，两人无子女。
1949年七十军在移防到赣南的瑞金时，军部眷属（包括我们全家）皆随行，有一次跃飞舅与舅妈司静淳来探亲，见我的褓姆张嫂已离开，舅妈就自告奋勇地留下照顾我们兄弟俩，直到七十军开赴广州时她才离开，回到武汉跃飞舅的驻防地。
陈明仁叛变后，跃飞舅虽然得以脱逃，但无法与我们联络上，乃变装易名，加入某共军单位之“文工团”成为话剧演员，冀图以之掩饰其真实身份，但不幸于1953年在某地演出时，被台下某观众认出，当场以“反革命”罪名被拘，解送到他从未去过的祖籍──湖南平江县去接受“公审”，他原先还以为罪不至死，但在那盲目争功之毛式斗争年代，跃飞舅在“公审”定罪后惨遭当场活埋。
由于音讯不通，跃飞舅死后35年的 1988年，我们才辗转得知他的恶耗，那年我七十岁的母亲还是位全职的合法针灸医师，接恶耗后几乎哭瞎了眼，再也无法做细微的针灸工作了。
后来我母亲曾托她的表弟范陶正，在湖南各地之报纸，长期刊登寻人启事，冀望找到跃飞舅的前后两任妻子与他的独女（前妻之女），皆徒劳无功。陶正舅是我九舅公范新怀之嗣子，因九舅公失婚且无子女，长辈们将十四舅之子范陶正过继给他，十四舅是九舅的弟弟，这两位舅公的亲姐姐当然就是我的外婆啰。
因为我母亲失怙后，是靠她的九舅接济、抚育长大的，所以我曾在一篇“松街的故事”中，特别列述我这九舅公之事迹，与他被中共虐死的经过。身为九舅公嗣子的陶正舅，自然也受到严重迫害，直到1989年九舅公范新怀被“平反”后，才遭解除他的黑籍（黑五类），足足受了四十年的活罪。陶正舅不是高级知识份子，也非“反革命”份子，他被迫害的唯一罪名是，他是九舅的嗣子，中共这般地恶整无辜人民，你且说说看，这不是暴政又是什么？
无辜惨死于斗争会上的大伯谢肇钧
我的大伯，是比我父亲年长约四岁的肇钧伯，也是他唯一的兄弟。
我确实见过他一面，时间是1949年春，地点是在江西瑞金，只是那年我才刚满四岁，对他的形像自是毫无记忆。
我母亲对他的印象比较深，躺在松街疗养院的病房里时，母亲告诉我，他比我父亲至少要高半个头，兄弟俩脸型虽然相似，但肇钧伯面容不似我父亲那样黝黑，面孔也圆润一些。
自我祖父承恭公病逝后，谢氏家道顿时中落，生活难以为继，家中的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长女于六岁时突然发高烧，因无钱延医治疗而病故，次女就是我的淑庄姑，日后被卖到邻村为童养媳。肇钧伯是长男，当时虽然只有十二岁，武平县城里却有一家裁缝铺愿意收他为学徒，还供食宿。所以他虽然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但因每天有三餐可吃，也不需辛苦地下田工作，以至发育正常，块头也不小。我父亲与小妹妹淑庄姑成长后体形瘦小，都是因为小时候经常是“有一餐、没一餐”地过日子，能够存活下来，已是万幸。
1949年在江西瑞金时，我父亲是担任七十军的副军长，瑞金虽然离福建武平家乡只有六十里左右（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但是中间有武夷山横亘阻隔，交通不便，且父亲军职在身，不便返乡一行（除非带警卫排同行以策安全），所以托人捎信回乡，希望大伯能携同我祖母来见个面。数日后，大伯与他的好友潘明永现身瑞金，说我祖母年逾七旬，不克前来。
父亲自投身黄埔，除了在1930年赴英国皇家军校（也是当年丘吉尔首相与现今哈利王子等之母校──桑赫斯特军校）留学之前，短暂返乡数日之外，就再也没有返乡省亲（母亲）之机会了。
父亲逝世于1995年，就这样做了65年的异乡游子， 写了许许多多让我读之非常感伤的怀乡诗句，句句皆强烈地表达他那“撕心裂肺”的哀思。
我母亲自幼失怙，所以她透彻了解父亲的心情，眼看这瑞金一别可能会是永诀，乃主动拿出私蓄之大半，四百枚银元，托大伯转交给我祖母。
对这件事，我父亲终身都有深刻记忆的，1995年8月底，在旧金山医院的安宁病房里，护理人员在父亲之病床旁放了一张坐卧两用的躺椅，让我在他老人家逝世前的48小时，不分昼夜地在旁陪侍着，他在昏迷与与清醒之间徘徊，清醒的时候，这四百枚银元之事，曾被他刻意提及，还不忘盛赞我母亲的善意、无私与孝心，要求我好好替他照应母亲，虽然时隔已27年，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痛哉。
大伯告别我父母亲时，这四百枚银元被分成两半，分别绑在他与他的好友潘明永之腰际，潘明永见财忘义，次日清晨大伯在旅馆起床时，才发现潘明永已不见踪影，我父母亲得知后虽然也十分懊恼，但是想到潘明永至少没有杀掉大伯，夺取全部的四百银元，已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大伯以裁缝维生，是低层蓝领阶级，但是因为我父亲之故，每有斗争大会，他都被五花大绑地揪上台恶斗，1957年某日，大伯在台上被痛殴，当场吐血昏迷，家人急忙返家，拆下一块门板当作担架将他抬回，但他尚未回到家门口就咽了气。
不消说，大伯直系后代的两男三女，全属“黑五类”，其中的两位女儿还是我的堂姐，他们没受到过小学以上之教育不说，还连累到大伯的孙辈也全都成了最低层，没受良好教育之蓝领阶级。2002年我返乡祭祖时，见到亲戚们那潦倒不堪之生活环境，用“摇头叹息”亦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极度失望。
是的，二十年后的2022年，武平家乡的生活环境（民生方面）已有长足改善，祝愿不久的将来，“民权”方面也能齐头并进，这才让中共在摇晃那“民族主义”大旗之际，摇得有意义，有价值，不至沦为欺世盗名之空洞口号。
结语
73年后在这儿回顾那1949年的往事，无非是想为后人留下一些真实纪录，也为坊间众多“1949悲欢离合”的报导添加一笔资料，我就事论事，且惯以真名实姓写文章，就是要为其内涵负责。文中偶有逆耳之忠言，也都是善意的，我身为炎黄子孙，当然冀望中华民族之再度崛起，昂首于世，请万勿因立场迥异而对我大加挞伐，是为幸也。
【谢行昌，2022年9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