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1日讯】说军代表向我下毒手，有点危言耸听，却非不实之词。
一九七二年元旦，我和炊事班的同仁，想出一些办法，锐意办好伙食。其中一项主要措施，就是‘招贤’。我们深信：办好伙食，必须依靠大家﹔办好伙食，必须广纳能人。只要有一技之长，会炸油条，会蒸馒头，会磨豆浆，会烹小鲜，会做白斩鸡，会烧挂炉鸭，会制作脆皮烤猪，会制作卤味糯米大肠，等等等等，我们精心做好安排，每天都有‘主厨’，炊事班的同仁只唱‘ [配角’。果然，我们的伙食面貌大大改观，全校五七佬无不肚满意足。
当然，林彪﹑黄永胜的垮台，使军代表管束干校的不人道态度，有所收敛，也是不可否认的政治因素﹔几年来的伙食结余，又提供了颇为雄厚的财力支持。
干校的茶园生产劳动，都移交给知识青年。我们搬到附近的沙子背，分别住进我们自己建造的砖瓦房。二百来人，只耕作数十亩水稻和少量菜地，比以前轻松多了。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干校迟早要收摊，五七佬迟早要回广州工作。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吃好睡好，适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养好身体，准备迎接新的工作。我当然明白，谁都盼望着早日与家人团聚。
我又何曾不是？机会终于来了，省文艺战线办公室一口气下达了近百人的调令，我是其中之一，岂不叫我欣喜若狂？很快我就得到我一家人的‘调令’：指定我和我的妻子余健，带上儿子和女儿，限期到紫金县革命委员会报到，工作和生活，由当地安排。
当天晚上，我一夜未眠，细细地把几年来的遭遇，过电影一般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深感到军代表对我极不人道的歧视，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把我逼上绝路。如果我自愿接受‘调令’，一家人到‘基层’去，将来的一切后果，就全由自己负责了。对军代表的用心，既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就不能掉以轻心，草率从事。我的结论是：只能软磨，不能硬斗。
我的妻子余健，两年半前带着儿子来到茶山。据妻子说，军代表作出决定，把她们单位（音乐舞蹈专科学校）的五七战士，合并到茶山文艺干校来。那时我已‘解放’（即解除管制），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当然高兴。因为所属连队不同，妻子住她们的集体女宿舍，儿子白天走三公里上茶场中学，夜里住妈妈连队的男宿舍，吃饭也不在一个伙房。好在我们都是‘自由身’，节假日还可以端着饭在一起吃。后来，说是照顾夫妻生活，我和妻子被安排在一间小小的茅草房里，架子上垫着稻草，铺上席子就是床，两张竹凳子，开会吃饭时用得着，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家具了。这些都无所谓，最叫我和妻子难过的，是我们残废的女儿，至今还寄养在亲戚家里。
有一天，广州的亲戚拍来一封电报，说是女儿烫伤了。妻子连忙请假赶回广州，才知道亲戚有时要出门，怕女儿乱走乱动发生意外，就用一条绳子松松地拴着她。有一次买东西回来，发现女儿倒在地上，旁边一座小煤炉上原来坐着的一个瓦煲打烂了，煤炉也熄灭了。后来才弄清楚，女儿站的时间长了，以为那煤炉是凳子，就坐了下来，瓦煲破了，一煲子水浇在炉火上，滚烫的蒸气往上冒，全都让女儿身上那件棉袄罩着，女儿又不会躲开，整个背部二度烫伤。医生在给女儿治疗处理时，女儿拼命挣扎，但哭不出来。到是妻子，早已疼得泣不成声了。
我和妻子商量的结果，就由妻子向她们连队领导请假，留在广州带女儿治病。我和儿子继续留在干校，一家人又分作两地。茶山初中并非正规学校，没有专职教师，学制又缩短为两年，上课的时间少，劳动的时间多。儿子又喜欢跟着一位开大卡车的五七战士到处去，我怕耽误儿子的学业，就抓准了一个机会，送他回广州去，由妻子安排他在就近一间中学继续念书。这样，又剩下我一人在干校了。因为不再受隔离审查，行动和通信不必再受限制，又按月照发工资，假期还可回广州，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与难堪’了。
这次近百人‘重新分配’工作，而不是‘恢复’原来的工作，显然是两年前那次两百多人‘重新分配’工作的继续，其中大有文章。所谓‘重新分配’工作，实际是文艺界‘吐故纳新’的一项重大措施。大部分人离开原来的专业，到基层去另行分配工作，学非所用，内行变成外行，即使少数人调回广州，也不是给你原来的工作。例如，原来管弦乐团的首席提琴手，就‘分配’你到粤剧院去当乐队伴奏。原来是歌舞剧院第一把唢呐演奏家，就‘分配’你到音乐舞蹈专科学校去当音乐教员。为什么要这样‘乱点鸳鸯谱’呢？据说是为了淘汰‘文艺黑线’的旧势力，重新建立文艺界‘新的阶级队伍’。上一次‘吐故纳新’能够比较顺利进行，是因为谁都不愿意‘干在茶山，死在茶山，埋在茶山’，只要能离开茶山，到哪里，干什么，就不去管它了。
许多人心里不服，在揭批林彪﹑黄永胜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时，有意无意地借题发挥，指控所谓‘重新分配’工作，实质上是林彪﹑黄永胜‘破坏文艺队伍，分裂文艺队伍’的大阴谋军代表明知干校的五七佬把‘军管’与‘林﹑黄’视为一体，只是揭批‘林﹑黄’是大前提，想压又不敢压，想解释又无法解释，十分尴尬。但又不肯认错，继续‘保持一贯正确’的姿态，再来一次‘重新分配’。因此，军代表与五七佬之间的争斗，就处于十分微妙的状态。
对我一家‘重新分配’，贬到紫金县去，我不置可否，没有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态度。我悄悄地给妻子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告诉她这一不祥的消息，并表明我坚决抵制的态度。然后就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等干校开了盛大‘欢送会’，狠吃了一顿肉，就随大队人马打道回广州去了。按规定，必须在期限内，亲自到省文艺战线办公室领取‘组织介绍信’和路费，立即‘各奔前程’。我没有按‘规定’办，而是先回家，好好地先休息了半个月，和妻子商量好对付的办法，最基本的方针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你不来找我，我绝不找你﹔你着急，我绝不着急。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上午十时左右，我落入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陷阱，被连续折磨了七个小时之后，押离光孝寺大院，投进西村监狱。四年后再回到光孝寺大院，满地落叶，一派荒凉景象。广东歌舞剧院的招牌还保留着，只是全院人员和家当，已于两年半前迁往沙何顶一处新址。只有少数一些歌唱和乐队演员，划归其他单位，不再属歌舞剧院编制，新单位又不能安排居住，就只好还住在大院里。现在的大院，一分为二，主体部分由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管理，东操场小部分，成为省电影机械厂的工场﹑食堂和部分家属宿舍。我那只有二十一平方米的住房，现在归电影机械厂管，每月交五元房租，房子破了由厂方负责修缮。
在大院里，我这间住房有相当代表性。五○年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开办，教务长杨秋人入住。五六年省文化局新成立的《俱乐部》半月刊编辑部，我是编辑部负责人，这里又成为我们的办公室。六○年广东舞蹈学校开办，妻子任教务员，我和两个孩子就住了进来。四个窗户的铁栏杆大跃进时全拆去‘炼铁’了，原来相当讲究的细格玻璃窗和一扇浮雕油漆木门，已经破旧了。现在妻子又将外间隔开，分出大约三平方米让十六岁的儿子住。房门外置一座煤球炉，方便做饭烧水。女儿背部大面积烫伤以后，脊椎骨变形弯曲，胸骨塌陷，身子再也无法挺直。屋瓦漏雨，墙壁出现裂痕，门窗破损，女儿伤残，妻子劳累过度，显得憔悴。本来好好一个家，竟变得惨不忍睹。
半个月过去了，有一位青年军人找上门来，说是文艺办公室领导让他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没有按期到办公室报到？是不是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军人来访，是意料中事。我立即请他坐下，泡了一杯自制的茶山铁观音，然后回答他的提问。首先请他把在房子里看到的情况，如实向领导报告。然后才阐明我不能接受‘重新分配’的理由。我说我不是应届大学毕业生，不存在由领导‘分配’工作的问题。我是现职干部，和你们现役军人一样，都有原来的单位和工作，在茶山干校走了四年多的‘五七道路’，现在要我出来工作，当然是回原单位工作。作为一名干部，工作岗位当然可以调动。我参加工作二十多年，从闽粤赣边纵二支队到潮汕文工团，到《工农兵》半月刊编辑部，到省文化局的《广东文艺》月刊编辑部，再到广东歌舞剧院，都是工作需要，又事先征求过我本人同意，调动手续合法合理，你们文艺办公室的张副主任，应当了解。再说，我的女儿伤残成这个样子，如何能带她到基层去？请领导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
青年军人听完我的意见，答应我一定向领导报告，起身走了。我不担心青年军人如何向他的领导报告，我已经做好充份思想准备，我不接受‘重新分配’，一定会招惹麻烦，那也只能看一步走一步，见招拆招了，谁叫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星期后，我按通知到文艺办公室去开会，同时到会的还有其他七八位五七佬。办公室张副主任接见我们，并对我们说：‘绝大多数的五七战士同志们都有很高的觉悟，服从组织分配，已经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在座各位，都有些实际问题或困难，我们在安排分配工作的时候，考虑得不够仔细。现在，领导上做出新的决定，要求各位回到干校去，既要解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好了再分配工作。去英德茶山的火车票已经买好了，愿意走的就在这里拿火车票。’我立即站起来，拿了一张火车票就离开办公室。
这位张副主任，就是多年前早已认识的军区俱乐部主任张大尉。现在大家都称呼他张部长，估计应该是师级军官了。几年不见，脸色更红，下巴也更长了，笑容似乎也更和蔼了，只是说出话来，有一股逼人的寒气。我知道这里不是个说理的地方，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和口舌，只表示愿意回干校去，拿了车票就走。我主外，妻子主内。同心同德，步调合拍，外面的事全由我一人挡着，家里的事全由妻子做主。两人工资合起来一百五十多元人民币，历来都由妻子掌握。所有的努力，甚至于再次分离，只有一个目的：维护这个渺小而又脆弱的家。
中国新年就快到了，我兴致勃勃地帮着妻子把限量供应的各种年货全办妥了。干货通常都留起来，慢慢吃。鲜货就做一点鲜吃，剩下的就想法子或晒干或烘干，可以放久一些。那时候还不知道电冰箱是什么样子，几年前用我一笔稿费买的一台五灯收音机，从我被抓走已后就没用过。到处都是那神圣不可俯听俯视的‘最高指示’和‘革命样板戏’，回到家里再打开收音机，能受得了吗？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一个20瓦的电灯泡。不管怎么说，几年的离散，一家人总算聚在一起了，高兴还来不及呢，喝一碗白开水也是甜的。可惜的是，返回干校的火车票，偏偏就定在除夕当天，徒呼奈何！临走时，我对妻子说，不管什么人来找你，首先请他参观一下家里的情况，其次才是表明你必须留在广州照料孩子的态度。别的事，全推给我，你一概不知道。
我回到茶山干校，炊事班已有了新的班长，干校领导依然指定我到炊事班去，大家依然把我当作班长。我当然感谢大家的盛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当个灶王爷，不外是烧火做饭，有什么好得意的？问题是干校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剩下的这百来口五七佬，都面临着‘去留’的抉择。大多数人走了，我却顶着压力回干校来了，同情和观望的心理状态，我能够理解。干校空出许多房子，我选择了边缘的一间泥砖房住了进去，伙房的事忙完了，有的是时间，不是看书，就出门打斑鸠去。现在是冬天，北风呼啸，斑鸠都飞到远处山坡浅草地去觅食草籽，夜晚才在竹林或矮树丛避风栖息。晚上九时以后，我穿戴好衣帽，背着挂包和水壶，带上一支三节电池的手电筒，顺着白天看好的路线地形，到小河岸边竹林里打斑鸠去。
这种神秘又孤独的夜行，不是亲历其境，旁人恐怕难以理解。周围漆黑如倒扣巨镬，虫声消匿，寒风呼啸声中，偶尔有枯竹壳爆裂脱落的声响，令人不寒自栗。有时，我会反问自己，不和妻子儿女相聚，一个人跑来这里干什么？我无法回答，只能痛哭一场。不过，哭完了，又继续我的夜间作业。我惊奇地发现，除了猫头鹰，所有的鸟雀都患了先天性夜盲症。我还发现，斑鸠大多栖息在南面避风的低枝桠上，电筒一照，整只斑鸠都罩在光圈里，动也不动一下。这时，斑鸠还没有睡着，珠子般的眼睛反光忒亮，可惜是个‘睁眼瞎’，视若无睹，也不敢乱飞乱扑。又为了御寒，缩着小脑袋，将全身羽毛微微松开，像个粉褐色绒线球。只要举枪，百发百中。有一次，我发现一大群山麻雀，栖息在一兜勒竹丛里，电筒一照，枝桠上一排排，个挨个，像是嫩黄浅褐色小绒线球。我大约花了一个小时，把一盒铅弹全打光了，捡了满满一挂包山麻雀。第二天许多人自动来伙房帮忙，油炸山麻雀，连姓王的政委都说好吃。
中国新年过后，就是春耕大忙，春耕从我这里开始。我凭十多年前在潮汕地区农村搞四清运动时的见识，单独负起浸育谷种的任务。我请两位同事帮忙，将三担谷种浸泡了两天两夜，然后就学着老农的办法，观察开始发芽的稻种，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一个星期后，芽头就出齐了，送到秧田播种。然后，育秧插秧，按步就班，春耕就完成了。当然，伙房又杀猪，还宰了三条狗，让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
正高兴的时候，我突然接到口头通知：我和妻子的人事关系已转去紫金县，从本月起，两人的工资由紫金县发给。真是斜刺里射来的一枝暗箭，企图逼我就范的一记毒招。幸好我早有预料，不但没有惊慌失措，还能从容接招拆招。首先，我在干校宣称：从本月起，因未能及时领到工资，无发缴交伙食费，请大家见谅，念在干校四年‘同窗’的情份上，让我继续在伙房吃饭，等领到工资，再如数补还。此招一出，五七佬的舆论，全都倒向我这一边。接着，我同时发出两封短信：给省文艺战线办公室张副主任的信说，有关我和我妻子人事关系的口头通知，不知是真是假，又恐口说无凭，如果‘错传圣旨’更有损领导威信，因此请发一文字通知，以为执行的依据。此外，请开具一份证明文件，我可持证明文件到指定的地方去领取工资。给妻子的信说，领导已宣布停发工资，省吃俭用，照顾好自己和孩子，渡过难关。
张副主任不会给我半个字的回复，也是可以预料的。不过，我的这封短信，至少令他颇伤脑筋，恐怕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一位五七佬从广州回来告诉我，张副主任托他转告，我的信他收到了。这一简单的口讯，说明张副主任不敢再轻视这一事件了。当然，张副主任也还算聪明，只作口头传达，不留文字依据。
五个月后，又口头通知我，工资照发。这一下我不依了，我又公开宣称：当时根据那一项政策，停发我的工资，现在又根据那一项政策，发还我的工资，要有文件依据，起码也要当面向我说明。不然，我决不接受。我这一态度又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同情。几天后，管发工资的出纳员来对我说，你的工资一直由我保管，数目这么大，如有闪失，我如何赔偿得起？请你还是把工资先领回去，再慢慢跟他们打交道。我立即意识到，我没有任何理由为难这位出纳员，立即领回被无理扣发的的全部工资，并迅速转去广州给妻子收存。
我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屈服，也知道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为了我和妻子共同维持的这个小家庭，必要的时候，我将作出牺牲。
9/3/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