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无墙的监狱
貌似无辜的电视坐在国家监控室的圆心，眨着暗中施幻术的电眼凝视每个人。在这样的图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家监狱的形象无所遁形。这座监狱通过监控器囚禁的第一个物件是时间。它所据以拘禁国土上所有人的，是不断鞭打入人民意识的民族主义。这样一间以民族主义为疆界的国家监狱岂止是以不具备肉体暴力行为能力的电视，仅仅在潜意识层次上进行监控？人民共和国国家监狱动员了一切人民、公安为监视者。它所囚困的事物包括了一切面向。一切可能被囚困之物。它所动用的暴力无比真实，施向了一切空间。一切可能施向的人、物。它所据以囚禁所有人的，是一种瘫痪意志力的恐惧。
唯有在后极权与资本主义畸形结合的中国才存在着一个来自辽宁的上访者所说的：
在共产党独霸的中国，身为工人，你付出了劳动却可能得不到任何报酬；身为土里刨食的老农，你的耕地可能被村干部悄悄出卖，你承包的山林可能被无理褫夺；身为市民，你的房屋可能被强行拆迁，一家数口从此流落街头；身为守法公民，你的儿子可能被公安刑讯致死，你的女儿可能被干部或员警奸污；你小心翼翼做人，没准儿哪天突然飞来横祸，从此身陷囹圄……
所有这些意味着生活的侵凌和失去。当一个人在半夜被惊醒衣衫不整地被赶出家门，眼见自己的家在20分钟内被推土机捣毁，不留片瓦；当全国无数拆迁户经历了粗暴的“家”的瞬间消失，一切生活所赖以运行的秩序就被毁灭殆尽。这秩序包括按时、按法律发放的薪水，终身享有的房产、土地，人身与心理安全的最后防线。
横遭拆迁的辽宁沈阳苏家屯村民这样描述那天的景况：
那天员警就有上千人，黑社会有500多人。那些个员警站在人行道上，看着黑社会打、砸、抢，他们不动手，他们负责不让村民跑出村，他们5个人一排，200米的路，都是员警，你说有多少人吧。还换岗。我活了60多岁，见过国民党军队，见过日本鬼子，都没见过今天政府的这个阵势！手里都拿着家伙。我们是谁呀，我们不就是老百姓吗？村里很是恐怖，人心惶惶的，老百姓没有任何安全感，黑社会在这里横行霸道，整天递着棒子在各家各户门前晃悠，我们真的像犯人一样，被黑社会管着。如果政府已经变质成这样了，我想我只有两条路。要么当黑社会，要么就自杀。哪里有过这样忍气吞声任人宰割的日子！
与暴力拆迁平行的是拖欠民工薪水。根据建设部统计，全国各地在2003年拖欠农民工工资114.8亿元人民币，在温家宝的催促下，44.11%发给了民工。各地民工为了催讨血汗钱而遭打、威胁、迫害至死的例子不胜枚举。夹在工人和施工政府之间的包工头有时成了后者的代罪羔羊。一个包工头被施行工程的政府单位拒付工资反遭其诬蔑，因而遭受工人围殴致伤残。他循着一张旧报纸上的照片，千里迢迢寻找到少数敢为这样的案子辩护的律师之一，高智晟。当他终于来到了高律师面前，拿手指慢慢展开那张破旧、发皱的照片认真地和真人来回对照，确定这就是他找了许久的人后，开始嚎啕大哭。
在中国这间国家监狱，私人领域的入侵已达到了完全化。私人疆界从内到外的抹除早已跨越了意识形态涔透入每个汗毛孔的地步，却是长驱直入，进入了物质与肉身直接的侵犯，以及精神上粗暴的介入 – 后者不异于拿一根铁棒直捣脑神经丛。从内到外，人民已成为不设防的，彻底奴隶化的个体。个人安危的保护界限随着生活基本秩序的消失而一起消失。当所有这些生活赖以运转的秩序被宣告无效，无可抗拒的结果是“生活”被戳出一个大窟窿。继粮地和时间之后，被国有化的是生活和灵魂。与精神上的阉割齐头并进，国家机器以疯狂的速度进行的经济改革把曾经给予人民幸福的生活基本物资又从他们手里予取予夺地夺了回来。光天化日下，一群人成为掠夺者，另一群人成为被掠夺者。
在这里，让我们考虑这肆无忌惮的掠夺的心理背景。在共产社会化私为公的长期洗礼下，人民对于公私之辨缺乏明确的认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占用、盗用公品(无论是工厂的毛巾头还是免费的水电)成为天经地义之事。而国家机器长期以来对于私有制神圣性的批判更使得人民缺乏对私人拥有权的尊重 – 这和国人对于个人隐私的不尊重是如出一辙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济改革后人与人之间强盗式的彼此掠夺，以及更高层次的，干部、商人与黑社会“黑白合流”对底层人民的掳掠达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对于人自然身体的延伸 – 住房的暴力式掠夺，是这种心理一无掩饰的表演。
在更深的层面上，共产极权对于个体，对于人生命的不尊重，直接导致了对于个人财产(甚或生命)疆界的蔑视。对于个人的侵犯，无论是财产或是生命，对于某些人而言，因此是不构成罪恶感的 – 至少不构成即时的罪恶感。终极来说，这种种的侵凌和共产党把人视作物有根本的关系。和中国尚未经历赋予个人重量和尊严的启蒙运动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你问：“把物质从人们手里夺走 – 依据你自己的理论，那岂不是等于把谎言从他们手中夺走？”或许。讨论到这里，我们触及了一个统摄全局的吊诡。如果在一个精神处于虚空状态的国度，丰盛的物资其实是一个企图遮掩精神贫穷的最大的谎言，那么把物质财富从人们手里以强盗般的行径夺走，很可能将出乎意料之外地把赤裸裸的真实还给他们。这个真实就是：在最本质的意义上，我们都是乞丐。奴隶。我们都是囚徒。
不要忘记，在今天的中国，“自由”“民主”这些词语已被打入黑名单，在网路空间里被牢牢封锁。和异议份子、某些领导的名字以及六四、法轮功雷同，这两个在某种程度上定义现代国家的名词被放逐出了允许人民使用、流通的辞汇。一如这个国家监狱里的人民，语言被囚禁、驱逐，失去了伸张自我的权利。“自由”失去了自由。这一双词语的封锁一无遮掩地显示了作为一座监狱，人民共和国对于自由、民主所代表的意念的畏惧。对于所有立在极权对面的思想的畏惧。在一个无法说“自由”、“民主”的国度，就如同一个无法说是或者非的国度，国民终将成为患严重失语症的人。而如果我们考虑语言的物质性，越来越多词语的被封锁和物质的掠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当权者企图把自由从人民的脑海里割除 – 这正是一种阉割。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度，和一个甚至无法说“我们没有自由”的国度，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差距。当人们无法使用某个词语，这个词语遂逐渐从记忆里消失 – 当就连失去本身也被遗忘，人民的奴隶化，毫无疑问，将进入化境。如同忘记飞翔的笼中鸟。如同忘记自己可以呼吸的人。由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当共产党把人类语言里十分根本的一双词语打入冷宫，这毫不含糊地意味着极权的绝对化。
不该低估这种做法的后果。不该低估思想长久以来被画地为牢的后果。只要看一看直到今天，我们是如何依旧对政府怀抱着勤勤恳恳的盼望，凡事但求其“伸冤”、“平反”、“严惩下令开枪的人”，仿佛这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无辜的政权。仿佛我们是等待进入法律之门的，永远的顺民。权力永远握在国家手中，和我们无缘。仿佛这的确是一个具有法治、良知，没有失去其合法性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依旧生活在帝国时代，民主、民权，甚至人权距离我们何其遥远，陌生。语言的封锁—-不该低估共和国对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及思想的封锁。这是一种人权的侵犯，并且将深植入我们的基因，成为对于生命的侵犯。
和人民的绝对驯化对称的，是对于掠夺者的制约。我们看见，在掠夺者之间存在一种无法抗拒的强制性，使得他们成为一个如雪球般不断滚大的群体。非道德的传染病四处蔓延，于是一个怪异的现象发生了：病菌本身成为<狂人日记>里神奇的药—-唯有和所有的人一样吞下它，你才能与人们和谐地相处在这和谐的社会上。你才能“痊愈”。在这场全国性的瘟疫里没有别的选择，贪官必须成为贪官：唯有接受他人的贿赂，你才能对上级献上你根本无力负担的，每年丰厚的供养，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对于你的各级同僚，对于你上一届，上上一届的省长、厂长、厅长，对于从国家到村的各级干部贪污受贿行为，你必须一概视而不见，以确保掠夺者的食物链不从中断裂，连带着把你自己一起毁灭。
所有的掠夺者非常清楚，任何一个不合作的环节将导致这环环相扣的锁链断裂，终而至于威胁整体的生存。官官相护因此是这些人谨守的生存守则。这也就是为什么上访者从镇、市、省、国家一级一级往上告，却绝无音讯，石沉大海。(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