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墨家的侠义精神

──墨学研究的新视野
文╱韦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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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侠义传统,主要就是受墨子的影响,它在中国历史上有种种的变形。由于这个侠义的传统非常复杂,所以我在这一次准备这个课题,跟各位写文章一样,我也是第一次来探讨这个题目,虽然在三十多年前我写《先秦七大哲学家》那本书里面讲到墨子的侠义精神,但是非常简略。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再深入地探讨,非常感谢这个会议的机会,促使我翻阅了很多的资料,也因为它恰好跟我长期关心的一个问题结合起来,所以对我非常有吸引力,那就是异端问题。

我在过去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中国被儒家洗脑洗得太久,这个异端问题往往被严重地忽视。墨家后来形成的这个侠义的传统,就整个文化的范围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异端传统。我们知道一个文化的传统里面,如果没有异端的冲击,没有异端的生命,这个文化是很容易僵化的,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观点可以看到,墨家的侠义传统在历史上有种种的变形仍然延续下来,甚至发现它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有影响力。

侠义精神的特质

侠义的传统在先秦各家当中,显然和墨子的关系最为密切。今天的时间不允许我把我的看法做详细地解释,更不可能做分析,但是可以提供很多线索,包括资料的线索,让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方向做一些工作。

我先谈一谈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即侠义精神。这种特殊的精神,是相对于儒家这个主流而言的。这种精神的来源只有墨家,不是其他各家。我先提一提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活跃两千多年,一直没有中断过的侠义精神的内涵:第一,是急难相救的精神,也就是所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那种精神。当然,这种精神在孔孟周游列国的时候也有,但是他们的目的不同,儒家是要以道救天下;墨子没那么抽象,墨子是用自己的行动救天下,“止楚攻宋”就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例子。他的“兼爱非攻”不是纯粹的理论,它是要采取具体行动的。中国哲学史上这个行动派,具有尚武的精神。

儒家发展到宋明理学的时候,书生一般都非常文弱。或许因为这个文弱传统的形成,才造成中国两次的亡国:宋亡于元,明亡于清。而这个尚武精神恰好是墨家影响的这个传统里面保存着,可是它在历史上反映的却是一个负面的角色。因为它是反抗的团体,代表民间发声,所以它始终被官方打压着。你打压这个传统,也就打压了中国的尚武精神。从急难相救这种精神所影响的,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许多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那种团体、那些人物。你想想孙中山的革命、毛泽东的革命,开始都有许多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人参与,没有这些人,革命的运动没有办法开展,这里面的分子非常复杂,但凡是在历史上能够成一点气候的,那些反抗团体里面,一定包括侠义的精神、侠义的人士、侠义的团体,一定要有这个成分。

天下为公传自墨家

我在年轻的时候,读到有人说《礼记.大同》篇“天下为公”这个观念,就是源之于墨家。当时我觉得奇怪,怎么可能源于墨家呢?现在想想,这个“天下为公”的观念,它真的可能传承自墨家。因为墨家主张兼爱,这个兼爱的伦理观跟儒家的差等伦理观不同。差等的伦理观的社会基础是家族,兼爱的伦理观是跳出这个家族,思考公平正义问题,这个跳出多么重要。

第二点,就是超越亲情。这跟儒家有明显的区别,这一点司马迁早有了解。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面,就写那些大侠,是不顾父母之恩,不惜妻子之爱。要跳出家族之情才能当大侠,而在儒家是不允许的,在儒家的《礼记》里面,它规定的怎么样呢?父母在,不许有一死,父母是第一、孝道第一。父母在,不能去交生死之交,或刎颈之交。可是在侠义的传统里面,就是刎颈之交。我们俩交往,凭义气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你想西汉郭解被朝廷追杀的时候,有一个义士根本不认识郭解,却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他。在侠义的传统中产生这种精神、人物,在儒家的礼教上是不允许的。

摘自《智慧不老》法鼓文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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