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呢，接下来我就称他“父亲”。就算他不在了也一样，因为他已经不在了。我来说说他的故事，不过我只能照别人告诉过我的那样来说，所以我对内容也不敢打包票。事实上是普什图人逼他──不只有逼他，还逼很多我们那个省的哈札拉人──开卡车去伊朗，去载货回来，那些货是他们店里要卖的商品：棉被啦、布料，或一些我不知道做什么用的薄海绵垫。这是因为住在伊朗的人，跟我们哈札拉人一样，是什叶派教徒，而普什图人则是逊尼派教徒──想也知道，相同派系的弟兄，相处上会比较融洽──而且他们普什图人不会讲波斯语，我们却能懂一点。
为了逼我父亲做事，他们跟他说：要是你不去伊朗替我们把货载回来，我们就杀你全家；要是你带着货品逃走，我们就杀你全家；要是你带回来的货有短少或有损坏，我们就杀你全家；要是你被坑骗，我们就杀你全家。总之，只要出任何状况，我们就杀你全家。我心想，用这种方式做生意，实在不怎么好。
在我六岁的时候──大概吧──我父亲死了。
好像是在山上的时候，有一群土匪抢了他的卡车，把他杀了。普什图人得知我父亲的卡车被劫，货品也被抢走后，他们找上我们家的人，说他坏了他们的生意，说他们损失了货物，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赔那些货物给他们。
起先他们找上我叔叔，也就是我父亲的弟弟。他们说从现在起，事情由他负责，他必须想办法赔偿他们。有一段时间，我叔叔曾试着解决这件事，像是分出一些田地，或卖掉一些田地，但事情都没能摆平。后来有一天，他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把事情摆平，说这其实不关他的事，说他也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说穿了这是实话，所以我也不能怪他。
于是某天晚上，普什图人找上我母亲，放话说要是我们筹不出钱来，那就拿我和我弟弟去抵，让我们跟他们走，变成任由他们使唤的奴隶。奴隶这种事不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禁止的，就算在阿富汗也一样，但眼下的情势就是这样。从这一刻起，我母亲就时时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她叫我和我弟弟不可以待在家里，只能待在外面，和别的小孩混在一起，因为普什图人来家里的那天晚上，我们刚好不在家，所以他们没见过我们长什么样。
于是我们两个成天在外头玩耍，这倒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普什图人在村子街上从我们身旁经过，也不曾认出我们。我们甚至在马铃薯田地旁边挖了个洞，夜里可以躲进去用的，只要有人来敲门，我们连问都不问是谁，就赶快先跑去藏起来。可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太保险：我总是跟妈妈说，要是晚上有普什图人要来抓我们，他们才不可能事先敲门。
但事情就照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有一天，妈妈决定送我离开这里，因为我十岁了──大概吧──我个子太高，藏不住了，就快塞不进那个洞里，而且恐怕会把我弟弟压扁。
总之，就是离开这里。
我从来就不想离开纳瓦。我们村子是个很棒的地方。没有先进科技，没有电力。如果需要光，我们用的是煤油灯。而且我们村子里有苹果。我可以亲眼看到果实诞生：花当着我的面绽放，变成果实；现在这里的花也会结果，但看不到。我们那里还有星星。好多好多。还有月亮。我还记得，为了节省煤油，某些晚上，我们会在户外月光下吃晚饭。
我家里是这样的：有一个房间，所有的人都睡在这里。另外有一间客房，还有一个专门生火和煮饭的角落，它比地面要低矮，这样冬天的时候，藉由一套管线升起的火，就能让整个家里暖起来。楼上，有个存放牲畜粮草的仓房。外头，有另一个厨房，这样到了夏天，原本很热的家里才不会变得更热。我们还有个很大的院子，种有苹果树、樱桃树、石榴树、桃树、杏树和茉莉。墙壁很厚，非常厚，有一公尺多那么厚，是用泥土糊的。我们都是吃自家做的优格，那很像希腊优格，但比它再更好吃很多。我们家有养一头母牛和两头母羊，而且有在田里种谷物，收割后就会拿去磨坊磨成粉。
这就是纳瓦，我从来就不想离开纳瓦。
就连塔利班的人把学校关掉的时候也一样。
法毕欧，我可以跟你讲讲塔利班把学校关掉的事吗？
当然。
你有兴趣听吗？
恩亚托拉，我统统都想听。
那天早上，我上课没有很专心，只有用一边耳朵听老师讲课，另一边耳朵则在神游，想着下午即将登场的布祖巴齐比赛。布祖巴齐是一种用羊跖骨玩的游戏，羊蹄有一块骨头煮沸过后，会变得像骰子一样，只是形状凹凹凸凸的。我们玩的时候，可以把它当成骰子玩，或是当成弹珠玩。在我们那边，一年到头不分季节都玩这种游戏，倒是春天或秋天才比较会放风筝，而捉迷藏则是冬天的游戏。冬天冷得要命，所以和别人窝在一起，躲在一袋袋谷子之间、躲在一堆棉被里，或躲在两块大岩石的中间，其实相当舒服。
那天，老师讲到数字，正在教我们数数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一辆摩托车绕着学校外面转，仿佛在找大门在哪里，可是大门明明并不难找。车子熄火了。门口出现一个非常高大的塔利班分子，他脸上蓄着他们一贯的大胡子，我们哈札拉人没有这样的大胡子，因为我们是类似华人或日本人的人种，脸上没有什么须毛；有一次，有个塔利班分子掴了我一耳光，只因为我脸上没胡子，可是我还只是个小孩子，就算我是普什图人，而不是哈札拉人，我想，这么小的年纪也很难有胡子。
这个塔利班分子背着枪，进来我们的教室，劈头就大声说：得把学校关了。老师问他为什么。他回说：这是我老大的决定，你们照做就是了。说完，他就走了，没打算听我们说什么，也没多向我们解释什么。
老师没有多说什么，他静静站在原地，等听到摩托车的声音远离后，才从刚刚被打断的地方接着讲课，用的是同样平稳的口吻，和一样腼腆的笑容。因为我老师也是个有点害羞的人，他从来不会大小声，要是真的骂了我们，他反而好像比我们还难受。
隔天，那个塔利班分子又来了，又是骑着那辆摩托车。他看到我们都在教室里，正在听老师上课。
他一进来就问我老师：怎么没把学校关掉？
因为没有理由关掉。
理由就是，穆拉．奥玛尔已经下了决定。
这不是个好理由。
你好大的胆子。穆拉．奥玛尔说要把哈札拉学校关掉。
那我们的孩子们要去哪里上学？
不上学了，学校不是给哈札拉人去的地方。
这所学校就是给哈札拉人念的。
这所学校违背了上帝的意思。
这所学校只是违背了你们的意思。
你们专门教一些上帝不要你们教的东西，你们教的是谎言，教一些抵触祂旨意的东西。
我们教孩子要做好人。
什么叫好人？
可以坐下来，我们慢慢谈。
不必了。我来告诉你吧。当一个好人，就是要服侍上帝。我们知道上帝对人的期望是什么，也知道该怎么服侍祂。可是你们不懂。
我们这里也教谦虚。
这个塔利班分子走到我们中间，鼻子呼吸得好大声。我以前也曾这样过，那次是因为有个小石头卡在我鼻孔里，弄了半天都弄不出来──最后，他没再说什么，直接出去，骑着摩托车走了。
隔天，第三天的早晨，是一个秋季早晨，太阳仍温暖和煦，随风飘在空中的初雪，尚不足以使天气变冷，而只有更增添芬芳；是非常适合放风筝的一天。我们正在背诵一首哈札拉文的诗，准备进行背诵诗词比赛，这时来了两辆载满了塔利班分子的吉普车。我们统统跑到窗边去看。学校所有的学生都跑出来往下看，尽管心中很恐惧也一样，因为在还不懂得认清恐惧的时候，恐惧是会吸引人的。随即，从吉普车下来了二十个──说不定三十个──持枪的塔利班分子。他们统统下了车，然后前两天来过的那个人进来教室，跟老师说：早就叫你把学校关掉，你偏偏不听，现在换我们教你东西了。
摘自《海里有鳄鱼》 宝瓶文化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