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6日讯】我拖着病残之躯，在‘干校’接受斗、批、改。就是说，这种特殊时期的劳动改造，既要狠狠‘触及皮肉’，也要狠狠‘触及灵魂’。灵与肉的交替折腾，据说可以把知识分子‘改造好’，至于什么时候才算‘改造好’，据说是一辈子的事，这就完全符合‘干、死、埋’的精神。
有一天上午，我和‘牛班’正在粪坑掏粪，给菜地施肥。和南方大多数农村的粪坑一样，一排十来个深坑，全用三合土夯实，坑的一半铺上石板，砌起围墙，盖上瓦顶，男女既相连又分隔开，单凭矮墙上墨写的大字‘男厕’‘女厕’为记号，男女各各对号入厕，少有差错。粪坑的另一半是露天的，冬天好些，没那么大的气味，盛夏就不得了，金头苍蝇乱飞，臭气冲天，如厕又逢便秘，非薰倒不可。好在有我们‘牛班’轮值清扫，蹲位还算干净，气味就无能为力了。
校部政工组派人把我叫去，两个青年人见我进来，不自觉地皱一皱眉头，大概是我同时带进来一股气味吧。隔着一张办公桌，两个年青人与我对面而坐，朗读完最高指示之后，那个略长者，带着浓重的潮州话口音说：‘你认识林山吗？’我说：‘认识。’他说：‘哪好。林山在省文化局当局长期间，如何贯彻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写一份揭发材料，既揭露林山的罪行，也表明你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说：‘材料我可以马上写给你，但林山如何贯彻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不知道。’另一个较年轻的说，口气有些不高兴：‘你先不要关门，考虑清楚了，在写材料。’我说﹔‘你们应该知道，林山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我是他直接领导下的一名编辑，就我所知，林山在省文化局长三年任期，全省农村文化建设，遍地开花，农民业余写作组、墙报黑板报、农村业余剧团、民间说唱、民间歌舞，农村俱乐部如雨后春笋，大大丰富了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在这一点上，林山的工作具有开创性成积是主要的。’他们两人都很不高兴，把我训了一顿，要我回去再想想，想好了再写一份材料。我说：‘事实就是事实，再想也不可能想出别的什么东西来。’路子就让我这样堵死了，他们也没有办法。我当场就按刚才说的意思，写了一份材料，签了名，按了指模，完事。
当天晚上，我一夜未眠，灵魂在极度痛苦中挣扎。
一九五二年，林山在汕头地区创办了一份小型文艺刊物，定名《工农兵文艺》，专发表一些农村业余写作者的诗、小说、散文、说唱等作品。这个刊物选登的作品短小精杆，图文并茂，半月一期，定价适宜，很受读者欢迎，发行量每期都在六千册以上。编辑部三名文字编辑，一名美术编辑，我分工编辑兼出版发行，工作情绪很高涨，工作关系也很融洽。我在广州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学习时，院长欧阳山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干部，也是广东文艺界联合会主任，现在到《工农兵文艺》当编辑，刊物的创办人林山，也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干部，潮汕文艺界联合会主任，因此，我接受并执行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针，就是当时开始在全国推广、逐步落实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简称工农兵方向。
一九五三年，林山上调广东省文教厅。五四年初，广东省文化局成立，林山被任命为第一任党组书记兼副局长，又创办了一份月刊，定名《广东文艺》。不知林山出于何种考虑，即刻把我从汕头调来广州，在《广 东文艺》当一名编辑。据当时《工农兵》杂志社负责人林澜告诉我，我的恋爱对象余健是华南歌舞团演员，如果调来汕头和我在一起，她势必改行，太可惜。不如把我调往《广东文艺》当编辑，两人都不必改行，又能照顾恋情，于公于私都有利，可谓两全其美。领导如此细密的考虑和安排，确实令我非常感动。
到了《广东文艺》编辑部我才发现，执行编辑黄雨，是原来华南人民文艺学院的文学教授，其他文字、美术编辑，几乎都是原来文艺学院的同学。文艺学院已经停办了，原来的院址光孝寺大院，现在驻进两个单位：一个是省政府的文化局，一个是文化局属下的华南歌舞团。《广东文艺》编辑部直属局长室领导，林山亲自审阅大样并签印。工作情绪依然高涨，工作关系依然融洽。
我和恋人余健又重逢了，而且和同学时一样，住在光孝寺大院里，每逢周末，常常参加局本部或歌舞团组织的娱乐活动，或参加文娱晚会，或集体看电影，或集体去荔枝湾坐小艇过江，到海角红楼泳场游水。当然，我和余健的两人世界，仍然有充份的时间和空间。有时去白云山远足，有时去珠江划艇，有时去中山路宁昌饭店吃饭，我们两人都喜欢东江盐焗鸡和杂锦煲。生活如同中秋月夜，温馨飒爽，心旷神怡。
编辑之余，我还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趁年轻，多读书，多走动，一来灵感，也不妨写一写。我记住了苏联领袖史达林的名言：‘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也记住鲁迅的名言：‘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我用来写作’。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的一篇组诗《瑶山诗抄》，不提防突然在人民日报的文艺版，以头条位置占三分之二版面发表了。看到当天的报纸，如同空中礼花，炫耀夺目，震耳欲聋，自觉头上戴着年轻诗人的桂冠，步上圣洁的诗坛，如坐春风，飘飘欲仙。
一月前，我从大瑶山回来，把参加瑶族人的传统节日‘耍歌堂’，所见所闻所思，写成《登山》、《长鼓乒乓响》、《野雉翎》、《夜歌》、《下山》等诗稿，呈前辈林山，请求赐教。延安时期，林山是文委成员，曾经协助陕北盲诗人韩启祥记录整理并出版长篇唱词《刘巧团圆》，自己也发表不少诗篇。解放后回到家乡潮汕，忙于行政事务，只好搁笔。他曾说过，再工作几年，五十岁辞官回家乡，就可以悠闲读读书，写写诗。第二天上班，林山把诗稿还我，和蔼可亲地说：‘不错，有诗味，可以拿去发表。’我受到莫大的鼓励，心想不妨试一试证，就把诗稿邮寄出去。
近年来，我常在李杜的世界里漫游，如醉如痴。诗歌和心爱的少女一样，可遇不可求。如果没有灵性，任你如何刻意，诗不是想做就可以做得出来的。有了灵性，就要让她张扬翅膀，海阔天空，自由飞翔。能够保持这样毫无拘束的精神境界，则所见所闻所感皆可入诗。不然的话，那怕拔掉所有的胡须，也未必能吟得一个字。
我喜欢普希金那叮叮咚咚的流泉，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那诘屈聱牙的楼梯。我相信做诗是诗人的自由，完全靠自己的天赋和灵感，所谓‘集体力量’完全无济于事。李白杜甫曹雪芹，各自有极高的文才，没听说，他们加入过什么‘作家协会’。
我开始用茉莉花，为自己铺设一条诗的小径。我不是一个狂妄的人，我行我素，不外是想在解放了的土地上，自由的呼吸那一份属于自己的空气。但是，我慢慢感受到一种压迫，身躯好像被一股强大的磁力，一点一点地吸进一只小坛子里去，动弹不得，连转身都觉得四面碰壁。
肃清反革命运动一开始，林山突然就不见来上班。我还以为他病了，问他夫人许大姐，也不得要领。一星期后，宣布运动由局长办公室主任林寒流领导，副局长李门也靠边站了，只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业务工作。政治运动压倒一切，全机关都忙于‘挖暗藏的反革命’，还顾得了什么业务？
寒流寒流，光听名字就够冰冷的了，再听他在全系统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更觉得脊背冷透僵直。他要求全体革命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当前反击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检举揭发一切反革命份子的罪行，将肃反运动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刑，绝不收兵。
我不懂一再强调‘反击’是什么意思。胡风那几个文人，见未见过，听未听过，不知是何方神圣，居然胆敢明火执杖，向党进攻，鸡蛋硬往石头上碰，难道真的不顾死活？胡风那本三十万言的《意见书》，作为批判材料发下来，我粗粗看了一遍，都是谈写作上的一些见解。既没搞暗杀，也不投掷炸弹，这样的‘反革命集团’，实在无法理解。至于身边的反革命，我也无从检举揭发，实在不知道嘛。执行编辑黄雨，已被勒令隔离审查，不准他回家，派人日夜监管，要他彻底交代问题。电影科科长张碧夫，原来也是文艺学院的教授，有一天开大会，宣布由公安机关逮捕法办，当场扣上手拷，立即押走。不过，我心里一直惦念着的，还是老领导林山。如论如何，我无法把一位在革命圣地延安战斗过的老干部林山，与当前‘肃清反革命份子’的运动联系在一起。慢慢地，还是从林寒流主任口中，断断续续流出一些冷言冷语。我捉摸了半天，毫无头绪，好像说，人在省文联的一个‘学习班’，只要竹筒倒豆子，彻底交代，还是可能宽大处理。又好像说，既然敢于写信给毛主席，为胡风叫屈，哪还不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白天工作，夜班运动。既无材料可揭，呆坐未免浪费生命，倒不如利用无辜的电灯光，读一独普希金的《奥涅金》。其实，我向来凭兴趣，读书很杂。规定的‘干部必读’，像《联共（布）党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太辣太苦，勉强着吃。高尔基、契诃夫、小托尔斯泰、法捷耶夫，有异域风味，试着吃。《十八家诗抄》、《夹竹桃千家诗》、关汉卿、孔尚任、乃至像《梁祝》那样精彩的民间唱本，合口味，百吃不厌，常吃常鲜。只是在这样‘寒流’彻骨的气氛里，公开读读普希金，安全与口味，两者兼顾。
有一次上夜班，寒流主任找我谈话，依然是动员大会上的口气，踞高临下，冷飕飕，听得我耳孔结霜。不过，林山局长被停职隔离审查，是我可以断定无疑的消息。至于要我检举揭发，无论如何我是想不通也做不到的。很快我就被认定患了‘右倾’型流性感冒，如果讳疾忌医，随时有变成拦路石被搬掉的危险。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睡不着觉，无端的恐惧，使我心灵受创。什么灵感，什么诗的翅膀，都化作泡沫，无影无踪。
整整八个月，机关的‘肃反’才算结束。黄雨、张碧夫等被审查、被逮捕的人，全部结案，好像没定什么罪名，只是调换了工作岗位。倒是一位从海军文工团转业来行政科的女办事员，年纪轻轻，刚刚在谈恋爱，据说她父亲是国民党特务，枪毙了，她受不了刺激，上吊了。
我最感意外的是，林山局长复职上班。省委文教部长杨康华在局本部的党支部会议上宣布：‘肃反’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在我们这里，林山同志是搞错了的，与‘反胡风’斗争的巨大成绩相比，不过是个小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大家都必须旗帜鲜明，维护党的威信。我心里纳闷，把一位厅局级老干部，当‘胡风份子’整了大半年，连家也不让回，现在轻轻巧巧说‘搞错了’，就算完事，连一声道歉都没有，是不是还留着‘尾巴’？
新年一早，林山来到我的住处，当着我新婚妻子的面问：‘有没有打算出去玩呀？’我有些不好意思，随口回答，不打算出去玩。林山在确认我的回答无误之后，说：‘哪好，跟你的爱人请个假，和我一起下乡，去看看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就走。’
省文化局的司机老杜，开着一辆美式旧吉普，一路颠簸，把林山和我送到西江北岸的肇庆市。这是著名的古端州，文房四宝之一的端砚，李白诗中的‘割紫云’，正是赞叹这里的工匠，从深山里开采出黑褐色矿石料，精工雕刻，制成砚台中的瑰宝。这一次没有机会欣赏端砚精品，林山带着我在乡下跑了两天，观看了几个乡的新年文化娱乐活动。然后，叫司机把车开到著名的古刹庆云寺。在客堂吃过斋饭，便让司机先回去，三天后再来接我们。太阳下山后，林山才对我说：‘我们在这里补假三天，游山逛水散散心。’我立即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无法预料的事情，又不好问，暗自忐忑不安起来。
天很快黑了下来，庆云寺大雄宝殿前的一盏佛灯泛着微光，整个世界好像让一头巨兽吞噬了。林山和我住在寺庙一侧的干部休养所，没有电灯，只有一盏煤油灯。大概客人都回家过年去了，三两个年轻女服务员和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守着这山野寒夜，我心里总有些不踏实。林山倒是很轻松，说：‘来，喝它两杯。’然后变戏法一般，从他一只小旅行袋里，拿出一瓶贵州茅台酒，还有花生米和卤豆腐干。我不会喝酒，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却不得不陪着喝。林山兴致很高，反来劝酒，说喝完了睡觉，没事。这时，大佛殿忽然传来诵经的歌声，合著木鱼和铜铃，平添了几分安宁祥和的气氛。
三杯过后，林山忽然说：‘告诉你一件事，我很快就要去北京工作了。’
我不禁吃了一惊，脱口而出问他为什么？
他喝了一口酒，吃两粒豆腐干，叹了一口气，才说：‘这里不好工作啊﹗’然后转了话题，慢慢地说：‘周扬同志已给我回信，准备安全我在全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我打算工作到五十岁，就退休回老家，坐下来读读书，到农村走走，再就是，写写诗。’
我一小杯酒都没喝完。倒是林山这简短的一席话，使我彻夜难眠。我不完全理解‘这里不好工作’的真正含义，我反复思索，觉得好像指的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事。有一点我在心里是明白的，那就是‘反胡风’运动中，林山受到莫明其妙的冤屈。八个月后重新回来上班，见人依然面露笑意，但体态虚胖，脸色苍白，眉宇间罩着一抹阴影，更显得老相，还不到五十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受到的折磨，是可以想象的。但为什么整他，却百思不解。
白天，仍然在庆云寺的客堂搭食斋饭。饭后陪林山游山玩水，原来庆云寺倚山而建，寺后峰峦叠翠，古木参天，飞涧流泉，鸟语花香。我第一次见到巴掌宽的藤蔓，攀延着数丈高的大树，连绵不绝，蔚为奇观。我忽然想起一首山歌：‘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人世间的真爱情，莫过于藤树相缠了。林山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美景，途中小憩，才断断续续述说自己身世的一些片断，让我知道他一些过去的生活痕迹。
入夜，又在诵佛声中，借酒抒怀。他说：‘有人给毛主席写匿名信，为胡风辩解。居然有人怀疑信是我写的，也居然有人相信。我要他们拿出证据来，他们就指斥我态度恶劣，气得我差点吐血。后来，经公安机关作笔迹鉴定，才排除这一错案。’我在一旁陪酒，听他夫子自叹。动情处，酒浆泪水齐飞，呜咽狂笑一气。
也许我还年轻，入世尚浅，无法理解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我又为自己庆幸，虽几番身历逆境，但也侥幸走过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山又被‘抛’了出来，成为汕头地区文化界第一号黑帮人物，极尽污辱，百般毒打，逼得他捶胸顿足，口吐鲜血，倒地昏死。抢救回来，半身瘫痪，人和事大半失去记忆。唯独还能记得我的名字，地区军管的专案组，才派出外调人员，找到英德茶山来。
林山瘫在床上十五年，平静死去。追悼会上，据说还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早知今日，何必当初。8/9/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