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3月24日讯】老哥与我在松街疗养院陪母亲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母子三人使用的语言通常是“普通话”，但是因为咱弟兄俩的共通语言是“眷村川语”，所以兄弟俩不时会以这介于普通话与川音之间的“怪腔怪调”交谈。当然，我母亲本就是位语言天才，在我们兄弟俩的“眷村川语”交谈中穿插进来时，绝对是可以“无缝接轨”的。
七十多年来，老哥一直是我“眷村川语”中的“锅锅”（哥哥），当然，我就是他的“笑迪”（小弟）啰。我嫂嫂是道地上海人，讲起普通话来少不了还有些“吴侬软语”腔，但是在与我谈起我老哥时，居然会来个“你锅锅”长，“你锅锅”短的。我嘴里不说，但乐在心里，嘿，她老姐显然被我兄弟俩给“同化”啦！
但是“眷村川话”只是有点儿接近“普通话”的川音，真正的四川人会听得出，我俩八成是“下江人”讲四川话。至于“下江人”又是啥？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府以重庆为陪都，四川全省就有许多外地移入的人口，他们被当地民众统称为“下江人”，那是因为长江在贯穿四川的那段是属于上游，所以从其他省份移来的人不被他们称为“下江人”也难，但在语义上，它应该没有轻蔑之意。
可话又说回来，同属四川省的两个千万人口大城市，成都与重庆，两地的口音就略有不同，当地人能够分辨，我这“半调子”当然就只有“站边”的份啦。
我父亲的家乡是福建武平，那儿离客家人的“首都”广东梅县，直线距离约五十多公里，中间只隔了一个广东的蕉岭镇而已，所以他的“母语”是梅县客家话。母亲的祖籍是湖南平江，但她是在长沙长大的，所以“母语”是“长沙湘语”。哦，干嘛这么咬文嚼字地，不就是“湖南话”嘛。呃，您看倌所不知，湖南的中北部各地语言或许相差不太大，但南部与广东梅县相邻之部分，是属于客语的地盘。就长话短说罢，我父母亲各自的“母语”是不相通的，所以我们家中的共同语言是“普通话”，就是在台湾被称为“国语”的那款。
根据母亲的回忆，我在五岁以前的语言是以“湘语”为主，那是因为她与我的褓姆“张嫂”都是湖南人，加上当时只讲“普通话”的父亲军务繁忙，很少在家，所以我也就没机会学其他语言。
1948年后的兵荒马乱中，我们一家曾在广州市区与九龙牛池湾的难民营住了近两年，那时“锅锅”读小学，“笑迪”进幼稚园，所以都“混”得一口广东腔，两人回到家里还经常“忘情地”以广东话对讲，让几位长辈们都看（听）得傻了眼。
到了台湾后，老哥与我之间的共同语言却变成“眷村川语”，那是因为我们住在位处南部的高雄凤山眷村中，在我俩适应力最强的儿时，四周的玩伴泰半是四川人，我们兄弟俩之间的共通语言，自然而然变成了“眷村川语”，也就是那不太地道的“四川话”。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你听到我们兄弟之间在闲聊时所使用的语言，还是那一成不变的半调子四川话时，就该不足为奇啦。
这儿时的“眷村川语”，可能已影响到我日常“普通话”的口音，因为川音基本上很少有“卷舌音”，而我们现在所通行的“普通话”，应该主要是由“北京话”衍生出来的，“卷舌”是其特色之一。例如牙齿的“齿”，小时候被我不卷舌地讲成了“此”，费了不少时间才“改正”回来。
在写作上，我也曾不自觉地把“你知不知道”写成“你晓不晓得”，那好像是直接由川语的“匿消不消蝶”演变而来的。嘿，我可不是什么语言专家，您看了我这段“古怪”文字，抿嘴一笑就好，千万别跟着我起哄。
当然，民国四十年代的高雄，外省子弟出了眷村，在凤山街头若是不会讲几句闽南话（台语），是极有可能会惹出一些“麻烦”的（没在这儿瞎掰，因为我自身体验过），所以我也得硬着头皮，摸索着学会讲半调子的闽南话（上中学以后才开始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眷村里成长的外省孩子们，若是对“眷村川语”一窍不通，也会“活得辛苦”。所以对我们哥儿俩，“眷村川语”就等于是“乡音”，那与凤山陆军官校比邻的黄埔新村（只隔一条柏油路），就是我们兄弟俩成长时，为“适应环境”而认知（adapted）的“故乡”。
也请看倌们留意我在这儿的英文用词是adapted ，而不是adopted，我滞留美国虽然已超过半世纪，但是不至于会忘记我的“根”是在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也是题外话，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美国白人，都知道他们的祖先是从欧洲的那一国移民来的，即使两百多年后也不会“忘本”。
眷村居民当然是来自“五湖四海”，以我们居住的高雄凤山的黄埔新村为例，好像各地之方言我都听到过，老哥与我之会把“眷村川语”当作“乡音”，也许与我们的紧邻有着密切关系。
黄埔新村有十二条巷子，东、西各六条，我家是在西一巷，也就是西边最靠北面的巷子。在民国四十年代初，巷子里尚未增建眷舍时，这小小一条巷子内的十几家住户中，就有至少六户是四川人。更巧的是，这几户的孩子们都年龄相若，即使不是同班同学，也只上下差一、两个年级而已，平日在眷村的陆军总部附小──诚正小学一起上课，课余活动绝对是以“眷村川语”打成一片，我们之间的语言自然而然地就这样被“统一”啦。
下面这张老照片，是我硕果仅存的一张，与儿时“眷村川语”玩伴之合影。站在后方的两位“大人”，属于我的远房叔辈（可惜已忘记他们的全名），他俩都是我父亲在领军（70军32师）驻守江西瑞金时，从几十里外的家乡（福建武平）翻山越岭来从军的谢氏“小兵”，当时他们尚未结婚成家，所以早期每逢阴历年时，都会受邀在我们凤山的家中盘桓数日。
1955年的年初三，承他俩好意，要带领我们兄弟乘坐公路局班车，去二十多公里外的屏东公园“踏春”。三位邻居小伙伴们平日与我们兄弟形影不离，老哥又是我们这群“小萝卜头”的头儿，在他的要求下，众“小萝卜头”也搭上了顺风车（两位族叔本也就喜欢孩子），在屏东公园里玩了一整天。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儿过意不去，当天众人的车资与吃喝，必然让两位族叔（当兵的薪水非常有限）破费不少。
那三位邻居小伙伴全是满嘴“正宗”川语，因为他们的双亲或父母之一，是地道的四川人，所以我们兄弟俩的口音也受到“严重”影响。个头儿最小的那位是王家的“喇利”，哦，“喇利”是他的川语小名，全名我就记不得啦，他的姐姐是低我一班的王美珍，下文会提到的。
其他的四个孩子由左至右是我（穿格子背心），我“锅锅”，“笑旁”（小胖孟昭鲤，后来进了陆军官校），最右边的是“笑知”（曾再兴，高雄水产职校毕业后在海军服役，最后上了商船，一生遨游四海）。
在就读高雄中学时，同届的同学有许多是左营海军眷区出身的，当我们聚在一起闲聊时，也常使用“眷村川语”。他们（至少有十好几位）之中我还记得名字的有李健民、龚明谷、蓝宁利、章广建等。其中，龚明谷与蓝宁利两人，日后都成了职业军人，是海军官校的正期毕业生，军中生涯各有所成。蓝宁利是海军中将退伍的，我俩虽然自中学以后就没有联系，但偶尔会在台湾媒体上见到他，他似乎对台海两岸的情势有相当精辟与独到之见解，在此顺便给宁利兄一个“赞”吧！
读高中的最后一年，我随父亲住在台北三军联合参谋大学的校区内“请参阅‘读建中的那一年’一文”，父亲当时的“侍从”之一是王建槐准尉，他一家子都是正宗四川人，与我毫无语言隔阂，暂离母亲（还住在凤山）的那一年，承“王大哥”夫妇之盛情，在他家里吃过无数次饭，也承他们夫妇俩之照应，我在台北的日子才过得那么顺遂。
王大哥退役后在台北“中泰宾馆”任职，他与我的私人情谊一直延续至二十一世纪，我曾多次返台公办，几乎每次都会与王大哥见面，以“川语”叙旧。我父亲独居台北多年，也曾得到他们夫妇俩的悉心照顾（他们完全无此义务的），如今思之仍感其亲如家人之情谊，断不是一个“谢”字就可以表达的。
王大哥夫妇俩的正宗四川口音，也让我的“乡音”在离开凤山眷村后，不致中断。
后来在台南读成功大学，得在外租“雅房”时，也多半是在离校园不远的一个名为“崇诲新村”的空军眷村里，前后的两位房东都是讲正宗四川话的，当然与我也毫无语言“隔阂”。而且记忆中，好像咱们电机系班上有好几位军眷同学，他们也都可以讲几句“眷村川语”，聊天时偶尔会“冒出”几句来凑兴呢。我十年前发表的那篇文章“卫国街演义”，纪录了不少当年的趣事，那“崇诲新村”就是卫国街的一部分。离开台南匆匆五十好几年，“崇诲新村”应该早已拆建，成为高楼啦。
我的预备军官“专长培育”地点，是在高雄冈山的空军通讯电子学校，带领我们这群学生的，是位服常备役的张姓教育班长，忘记他是那个眷村来的，也经常与我用“眷村川语”聊天，军中生活上自然蒙他照应不少。
冈山的眷村里住有几位成功大学同学，所以每逢周日，我也会去当地空军眷村之一的励志村“报到”，在村中几乎就没有听到过什么“眷村川语”之外的声音。
呃，所以我“以偏概全”的“定义”就是，三军眷村都是“眷村川语”的孕育地，不过肯定是有例外的。
服兵役的那一年，我在空军防空炮兵205营的营部连里当个芝麻官，担任通讯排的少尉排长，营部连中有至少三、四十位随国军来台湾的老士官，显然其中大部分来自四川，所以大“通铺”里一片“乡音”，让我十分惊喜。
或许有些在台湾服义务役的人会觉得，服役的日子难熬得很，但对我而言，日子过得十分写意，那简陋的军营中遍处“乡音”，与老士官们（甚至包括伙夫头夏天兴在内）在生活上可以完全“打成一片”，让我有“宾至如归”之感。宿舍里的老士官们大都是离乡背井的单身汉，偶尔情绪烦躁时，会一言不合地互殴。我担任“值星官”时得权充和事佬，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用“乡音”来“吆喝”他们几句呢。
有些厌烦或是畏惧军旅生活的人，把军中服役的生活描绘为“艰苦”，是在“数着馒头”过日子，但是我每天早餐吃的那个特大号馒头，配以油爆花生米与现磨的新鲜豆浆吞下，总觉滋味鲜美无比，至今想起还让我垂涎三尺。服兵役的那一年也让我满足了咱们军眷子女与生俱来的“报国使命感”，是我一辈子都引以为傲的。
台湾有位立法委员，到处宣扬他在兵役体验时，谎称“焦虑症”而成功逃避兵役的“伟大事迹”，我倒要问问，是否只要不服兵役，那“焦虑症”就会自动痊愈啦？我认为有些“焦虑症”之引发，与日常生活起居是否正常有关，军中的规律生活应该还有助于“焦虑症”之康复呢。唉，这家伙居然是“民选”出来的，还连选连任呢，难道说台湾的一般民间风气，与半世纪前有如此大之差距？
眷村子女因耳濡目染，投身军旅（志愿役）的不在少数，我们在凤山的两个相邻村子（黄埔新村与黄埔二村），可能有近百子弟成为职业军人，日后肩上挂将星的应该也不下十位吧。仅以我们小小的西一巷为例，入陆军官校为正期生的，就有倪世强、杨宗闽与孟昭鲤等三位，黄复军（我的小学同班女同学）与我的“锅锅”谢平昌，则先后去了北投的复兴岗（日后的政战学校）。黄复军的“锅锅”黄学文，是由空军幼校直升到空军官校的，成为人人称羡的战斗机飞行员。我在台南成功大学读大四的那年（1967年），曾在一家电影院门口巧遇在台南空军基地飞超级军刀机F-100的黄学文，两人还当场得意地用“眷村川语”大声嚷嚷地叙旧，颇引人侧目呢。
几年后，我在海外版的中央日报上读到一则与黄学文有关之新闻（那时我已负笈美国），原来他于某次台海巡逻返航途中（已在台湾本岛陆地上空），F-100引擎突然故障熄火，在无法重新启动引擎之情况下，塔台已建议跳伞逃生，但是他不愿战机在失控之状况下坠落台南市区，可能会造成大批地面人员死伤，所以冒险以他的高超飞行技术熟练地操作战机，安全地滑翔飘降在台南空军基地。
这喷射战斗机在熄火后能够成功“飘降”，可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的事，早年飞机之方向操纵，多半是用液压式机械控制的，与现在常见之电脑“线控”，有着天壤之别，所以一旦飞机失去引擎动力，只要高度还够，滑翔“飘降”固然有相当难度，但绝对是可行的方式之一。
十多年前曾返台数次，数度与儿时同学们相聚，经过几十年来的“国语教育”，当年同学之间盛行的“眷村川话”，业已退居为“第二语言”，我们这群“第二代外省人”也都已“七老八十”地逐渐凋零（飞将军黄学文已于几年前病逝台北），看样子这独特的“眷村川语”不久也将式微，消失得无影无踪。
2010年春，我趁返台机会，邀宴六位小学同学，其中三位女生居然都是我在西一巷时的邻居，王美珍（住6号），我（住4号），黄复军（住9号）三人，聊起天来也还是满嘴“眷村川语”，王与黄本来就是道地的四川人，胡慧君（住10号）的双亲可都是广东人，但是当她插进来聊天时，好像“眷村川语”依然可以朗朗上口，没有什么广东音。
约十年前，听说黄埔新村已开始改建，我趁返台之便坐高铁赶去凤山，不料晚了一步，我的老家是第一批被拆除的眷舍之一，面对那断垣残璧，我还蛮难过的。不过有些老邻居的后代还住在那儿，他们也曾听说过我们“谢”家之往事，但与他们闲聊时，发现“眷村川语”显然已非“主流”，不过他们的上一代（与我同辈的）还是满嘴“眷村川语”，让我有“返乡”之感。
根据我在网上查出的统计，世界上“川语系”的人口有一亿两千余万﹝当然不包括“眷村川语”在内﹞，所以“川语”是绝对不会消失的。但随着“国语”之推行，台湾的“眷村川语”已很难听到啦。
所以每当我与“锅锅”在电话上滔滔不绝地使用“眷村川语”时，自己心中还是蛮有感触的，经过了悠长的六、七十年，咱俩居然还能使用“乡音”对话，只是物换星移，我们应该是最后一代可以使用台湾“眷村川语”的人啦！
【谢行昌，2022年3月完槁于美国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