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10月08日讯】大约是2005年，住在旧金山松街的母亲因患严重的青光眼（眼压过高），必须立即施以精密的降压手术以防失明，手术后的最初恢复期至少要三天，必须有人全天候照应。我自觉责无旁贷，乃由达拉斯飞到旧金山陪伴母亲。
手术完成后，我搀扶着眼睛尚绑着绷带的母亲回到松街的公寓，安顿好老人家以后，还得立刻赶去唐人街的药房拿医师指定的药。
唉，母亲嘛就是母亲，躺在床上还不忘记在我出门前叮咛几句，要我顺便在药房转角的Stockton街，一家广东外卖店，买一盒两块九毛五的“鸡饭”回来当晚饭，而且还强调只要买一份就好，说是母子两人合吃都吃不完的。
在街角的公车站等车去中国城时，我不禁半信半疑，那儿可能买得到一盒两块九毛五的“鸡饭”，还两人合吃都吃不完的？好像有点儿“天方夜谭”。
回程中，捧着那份沉甸甸的“鸡饭”，我才相信天下就是有那么“好康”的deal，那是一份广式“油淋鸡”快餐，好几大块肥嫩的葱油鸡，附上两款蔬菜，加上两大杓的白米饭，和一碗广式“鸡茸玉米汤”，确实是“双人份”的量！
回到公寓，母亲还不忘得意地逗我，“怎么样？你在达拉斯买不到这么便宜的客饭罢？”嗯，那倒也是。
葱油鸡虽然是够肥嫩鲜美的，但那是粤菜，不怎么对我的“重口味”，还是那句老话，母亲嘛就是母亲，她能读我心意（Read my mind）的，我的胃口被她老人家摸得个一清二楚，晚饭还没开动就先提醒我，辣酱（她自制的）在冰箱里。
这就让我想起一些几十年前的往事。
1964年，我进入成功大学（台南市）当“新鲜人”时，我们家（眷舍）还在高雄县凤山镇的黄埔新村里，那也是我现在的记忆中所谓“故乡”之所在。这是因为我的童年、青少年岁月之印记，几乎全是在黄埔新村那儿刻下的，福建省武平县的武平所（或称为武所乡，也就是今日之中山镇），只是我的祖籍而已。
虽然身在台南市，但是与凤山镇只有约八十分钟的车程（火车或公路局班车），所以我每个月都会返“乡”至少一次。
对那些急欲“插翅而飞”的大学生而言，我返家之次数应该算是频繁的，与其说是我“恋家”，还不如说是想回家尝尝母亲做的那些比较“对胃口”的菜，我自幼就习惯于“重口味”，母亲是湖南人，她的拿手川、湘菜，岂是在成大校园附近餐馆里包饭，那清淡的“台菜”可比的。
而且，一般在餐馆里的包饭，平均都是台币五元一餐（一荤两素），蛋白质少得可怜，加上荤菜样式变化太少，想不吃腻也难。顺便一提，六十年前的“台币五元”不算是太小的数目，可以在咱们眷村口买一碗麻辣红烧牛肉面，或是三十只“粒大馅足”的猪肉白菜水饺（当然是菜多肉少）。
那么有没有比较“高级”一些的学生包饭呢？当然有，每餐由八元至十多元不等，但是对不起，那已超出了我的预算。
每次回到凤山，母亲都会给我“加菜”，通常是半只红烧鸭子，因为菜市场里半只鸭子（不论重量）不算太贵，才台币十八元而已。哦，看到这儿您是否又“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有如此的“超强记忆力”，还记得那半只鸭子是十八元？那是因为我每次回家，都会陪母亲上街买菜，她老人家让我选自己爱吃的买，买了几次“半只鸭子”后，印象就会深刻些。
其实家中经济不宽裕，半只鸭子已超过母亲自设的“每天十五元”菜钱限制，不过半只红烧鸭子是母子俩可以吃上两天的荤菜。信不信由你，那个年头鸡居然比鸭贵，我们买不起鸡，所以“只好”吃鸭子啦。
听到我常抱怨“台菜”口味太淡，母亲心生一计，将碎猪肉与海量的辣椒、豆豉、蒜，炒在一起，掺以适量盐巴与酱油，做了份可以至少保存（没有冰箱）半个月的“开胃菜”，装到一个大玻璃罐中，让我带回台南佐餐。猪肉也少许地增加了我每日的蛋白质吸收量，从此我再也不抱怨“淡而无味”的台菜啦。
有时候“小银鱼”或“虾米干”会取代“碎猪肉”的“蛋白质”地位。记得在回台南的车上，我常馋得忍不住，用手指掏些出来放在嘴里咀嚼呢。
1965年年底，在我父亲军职退休之前一个月，我们终于搬到位于台北大直的东园新村，在一栋二十坪大小的眷舍落脚，台北与台南相距太远，我只有寒暑假才得回家，不过那时我在台南已超过一年半，饮食方面也渐渐地习惯了“台菜”，不再需要餐餐都要有“开胃菜”佐餐啦。
在台南偶尔嘴馋时，我会花个两块钱，上杂货店买一个约直径三英寸，高约一英寸的“独山盐酸菜”罐头来“开胃”。独山盐酸菜是当年台湾“青兰家庭食品工厂”的畅销产品之一，是个“辣你不死”的玩意儿。
进成大之前一年，我在台北市建国中学就读高三，周末时常随父亲到他的毕生挚友龚愚（字乐愚）将军家中做客（就是吃饭啦），那一桌子的精美菜肴，就出自龚将军夫人，龚伯妈周青兰女士之手。您看出这其中之关键字吗？那是“青兰”两字，“青兰家庭食品工厂”正是龚伯妈开办的罐头工厂，我显然是在龚家吃她老人家的“独山盐酸菜”吃上了瘾。
至于前段中被我引用的“辣你不死”，是出自龚伯妈（贵州独山人）之口的“贵州口语”。身为客家人的父亲，娶了母亲这“湘女”，几十年之后口味也渐渐重了起来，有时候在龚家吃饭，父亲会故意开玩笑地“嫌”某某菜不够辣，龚伯妈当场二话不说地回厨房，搬出她的“法宝”，一罐她特制的“极辣”辣酱（八成用的是印度鬼椒），一面递给我父亲，还一面用她老人家的贵州话，“咬牙切齿”地碎碎念着──“辣你不死”，常把一桌子客人给笑翻。
曾救过我小命一条的龚伯妈（请参阅我以前写的“记国府早期的军事留学生”一文），一向待我如子，可惜这恩情已无从回报，她老人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过世了。嗯，待来世再“衔环以报”罢。
能“读我心意”的母亲也于九年前辞世，本文完稿之日，正值她104岁冥诞。
所以，这篇短文是在感念与哀伤中，含泪写完的。◇
【谢行昌，2021年9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点阅【松街的故事】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