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暴政的大棒下我灵魂出壳儿,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幽灵。我站在没希望的盐碱地上回头一观,我已经被抢得身无分文。孩提时代,老师给我们讲的一捧良心正在流血,血迹斑斑,然而我还要打起精神来,找宝似地打听所有消息的来源。管拆迁的中央文件,和主管的长官们说做不一至,和法律教材也对不上号,也许这正是给不怀好意的官员们,特意留出来可以戏耍的空间。
早晨的阳光真美,你可以去想象,一个大梦初醒,当第一缕春意向你驶来的感受,这便是我一天的快乐了。然而面对漫漫的诉讼路,和不可预料的今后,就只好放弃 目前所有美好的诱惑,回到实际的苦涩中去摸索。听我在公安部门工作的老同学讲,现在干事儿能交差就行,根本就没有人管正事。上访的地方都有当地的警察,一 进门就问你是那的人,是那的人,就由那的警察负责把你骗回去,然后看起来。他们是蹲坑、盯梢、偷听啥都干,为了能完成党中央下达的,减少上访数量的任务, 他们想尽了一切卑鄙下流的手段。
光是熬着不行,不管怎样,总得想办法试一试。共产党不是宣传要“加强法制化进程”吗,咱总不能对不起人家的好意,就打一把官司看看进程到那一步上头了。想打这个官司就是民告官,不得了,我知道这事有点荒唐,可是总不能没一点动作呀。我在书店里买了一些书,又通过关系搞到一些文件。民法上说保护私有财产,行政法里又有了变通,房产法里说拆迁是民事,到了省里下发的文件就谁的也不听。通过一个时期的把握,我眼中的“法制化进程”,就是一个得了大邪的疯子。
法院里还真有一个好人,他偷偷地告诉我让我上告,他告诉我一个市政府的举报电话:“12345有事找政府”。这个号码我听着耳熟,媒体吹嘘过,说它是人民的贴心人。于是,我就拨通了这个号码。两个长音之后,里头的人哼了一声,没等我说完经过,那人就有点不耐烦了,他让我找当地解决,随后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我的财产没了,一场空前未有的洗劫结束之后,我的外壳被订在小城的耻辱柱上,人们在参观我耻辱的同时,也观赏了当局的野蛮。现在给我留下的,只剩下没有多少指望的上访了,妈妈在日积月累的小布包里,给我拿出一千元钱,我就拿着这仅有的一千元钱,穿着没有来得及换下来的冬装,踏上了去市里、省里告状的征程。
可怜,我的祖业。清晨,一大群武装到牙齿的司法们冲上来了,他们包围了生我养我的,最后的一小块土地。我们在香炉上虔诚地点燃了三柱香火,妄想佛祖能够显灵,可是佛祖只是看着我们,没有丝毫的反应。我可爱的小黑狗儿狂吠不止,它想还象从前似的,可以轻松地吓跑几个毛贼,可它怎能知晓,它现在面对的,是来自一个强盗集团,发起的疯狂的进攻。
老猪和老鸭没有用了,昨天上演了一场闹剧,可能就是个谜底。老鸭的老婆不让工程队的人放线,说他们的合同还没签完。而SARS他们却说是签完了,没签完为什么扒房子?那个又说没签完,房照和土地使用证都没给你们呢。放线的那个尺抢了又抢,都抢坏了,不能用了,还有一大帮人跟着瞎起哄。不一会儿,SARS打电话调来一辆警车,蹦下来一群司法,连拖带拽地把老鸭老婆塞进了警车,而后老鸭老婆破口大骂,只见彩电一样的窗口里,一个女人的巴掌,与粗大的司法扭打成团。
老鸡是个不好办事的人,这个人在家里闲着,整天走东家窜西家的打听事,一天听老鸡说,他早晨在工棚里,偷听了SARS和老猪的对话:说什么答应的事一定办,他们还回忆了一段在一起做临时工,一铺凉炕趴三年的动人经历。听这话的意思,老猪真是签完字了,他的任务就是隐蔽牵驴。
冬天到了,寒冷限制了我们的大部分自由。前院拐弯儿的小过道儿没有了,只是时常出现在我温暖的被窝儿,来一段儿立体电影似的好梦,然后就走失得无影无宗了。在黑暗的世界中活着,唯有这个梦,才算得上是一个有价值的真诚,让我永远都能回味出它那诱人的醇香。
凶残暴虐的秋天就要过去了,早晨的露水眼泪似的落进野草,季节哭诉着走向远方。于是,我用已经残破的心情看破败的雨滴,在凝成细雪之前的洋洋洒洒,洗涮着所有关于生机的往事们。这时候,我想象的使者,推出一个可欲而不可求的童话,让我欢乐的快门一闪就结束了使命,可爱的雪莱同志勉励我们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按照他老人家的指点,我们真的又一次踏上了期待的征程。
最后遇难的是一位有残疾的家庭,老人一只胳膊,老伴精神不好,还是个半语,全家七口人住在不到六十平米的小屋子里,儿子分开住院里的简易房,老两口与一个离异的女儿、外孙女各住一间小房子。他们无依无靠,没有生活来源,只靠儿子做小生意养家糊口。动迁给的房子他们住不开,若是三家在一起也不方便。有人心者这样的情况都会照顾一下,可拆迁办的人不但不照顾,反而还变本加厉的威逼利诱,把这个弱势之家变成了他们诈骗的实验场。
二000年深秋是小镇最黑暗的一天,联军司令部关于剿灭一百五十户居民主权的大棒计划,正在开始实施。经SARS提议,新县长的同意,一个罪恶的计划立刻登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这是一个针对五户顽强抗击的居民,作出的强制性拆迁行动,在中国式样人权的框架下,这第一批五户居民就要遭受一次空前的大洗劫。我看到五户居民在最后的时刻,仍然固执著捏在手里那一点发颤的天理,却不知司法这根无情的棒子,就要朝他们的项上人头恶很很地砸过去。
还是那个猪腰子脸型司机说的对,联军司令部大量征兵,看起来这回就要向我们下毒手了。早晨,几个小司法从小车里钻出来,气势凶凶地把盖着法院红印,还有大司法签字的强迁公告,帖在几十家没走的住户大门上,不一会儿就围上来许多晨练的人们。这些人在公告前指指点点的,真是让你没法子当人。上边天天喊叫“维权”,关键时刻这“维权”的混蛋就不知道跑那去了,看起来当局请出来的这个杂种,也是滑而不实的啥坏事都干,就连这盘子吃了让人反胃拉稀屎的菜也敢往上端。
联军司令部发动的拳头战术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剿灭两家财产的主权之后,又突然撤退到大战之前的据点里,好些天都没有集团出击的迹象。残破的断壁中只剩下一家院里有简易小楼的住户了,在那里主阵地死守的是一个老女人,在她的顽强抗击下,正义的一角暂时的得到了固守。
今天有一位离休老干部,他大老远地就喊我,向得了什么宝贝似的告诉我说,他看见党报上登载一条消息:消息说从今往后要保护私有财产,说政府只干政府该干的事,决不插手商业性开发活动。其实这话我听的都多了,不过我还是逢迎着,不想扫了这位老干部的兴致。
现在真的快要乱成一锅粥了,这乱了章法年月就是没有办法去正常思维。我们挑了三个有能力的人,分别到省里打听一下有关政策,等回来时再做决断。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上省城的寻宝人早些回来。不好意思打听就往窗子里拔脖看,还真是怪可笑的。有一天,一个人在拔脖儿中看见回来了,我们就都跑去听消息:他说现在新来了一个新省长,对小城镇建设有一个讲话。我搞明白了,原来是省长讲话了,天生胆子小的《宪法》就得叛变了。我听说这回省里下发一个文件,给《宪法》找了个后爹,下属们都要听他后爹的话,按照他后爹的指示办事。
寂寞的时间在惶恐之中缓缓地走过,向一个步履蹒跚的婆子。大棒、敲诈,和联合舰队的恶势力,都一股脑儿地向你袭来,真是让你上火撒黄尿。在这个动荡、强权、和野蛮的世界里谋生,总有世界真末日一样的感觉。诬赖式的地方政策和流氓政治混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畸形的时空,正在以相反的一面,开导着人们走向邪恶,让老百姓不断的认识到,听党的话就得上当,跟党走就要受穷。共产党以数百万个壮烈的鬼魂做成肃穆的牌子,仅仅几年的时间,就被贪官污吏卖到废品收购站里去了,哪怕即使是摸一摸婊子们可爱的屁股,他们都能把党票放到收破烂儿的称上去。
这些天以来,各方面的压力把我搞的焦头烂额,闹心的滋味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是多么的难受。对政府这样强硬的举动我怎么想都想不通,搞拆迁进行规划是一件好事,公开了,即使是为了赚钱,群众也能够支持。人家开发商有投资,也存在风险,就是多赚一些钱也都很正常,可是不能专靠打旗号去占便宜,更不能发展成官商勾结,搞诈骗和极其野蛮的霸占。
我们在政府的院子里呆了一上午,没有结果就走了,带着无奈走在回去的路上。来时的劲头全都没了,一个个懒散地往前挪着步子。我们向往公平的奢望不存在了,向孙子似的,等着爷爷的发落。“小胳膊到啥时也拧不过大腿去”,听这话,一些人又要交枪了。我们这些臭鸡蛋,在政府的石头上说不定又要撞碎了多少个。
早上,暗淡的日头被薄薄的云彩打了个遮儿,阴冷在季节里尽情地发挥。纯正的冬已走出了许久,人们都淡忘了那样干脆的冷。粘稠的潮湿围拢在你的周围,每时每刻地掀动着你的衣角儿,夹击你业已蜷缩的脊梁。白天我留守在我的爱屋儿里,把一段比冬天还难受的日子,变成一顿无聊的午饭,一直到了晚上,人们才走出困惑的院落。于是,我踩着拆迁之后的瓦砾,和一息尚存的甬路,朝着前院儿,拐弯儿处的小过道儿上走去。
每天都重复着高音喇叭里,那位醇厚的女高音,八点半开始,准确无误地对着你家大门狂喊,一遍又一遍,记忆不好的都能背得烂熟。战斗机小分队频频出击,扫荡着片早就以经疲惫不堪的小区。挑几户有名望的,偷摸多给俩钱儿,买几户做“牵驴”,经过教练之后,让他们到处放风儿:“小胳膊到啥时候也拧不过大腿去”!啥话吓人就说啥话,牵驴地把胆儿小的吓走了好几家。几天后,搬走的几户发现吃亏了,再想找就来不及了。
公元2000年某月某日,是我一生中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天。残存的冬意夹杂起潮湿,掀动着每一个仍然臃肿的外套,沿着你缩紧的脖子,轻而一举地就占领你的脑后神经。这时候,人们都麻木而呆滞的浏览着,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于是,我们大都本能的蜷缩着躯壳,一起走过这奇特的时节。